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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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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五点半,我去车站接孜枚。这差不多是一天中气温最低的时刻,天气预报为零下23度。 此刻,天还没亮透,从雪地上面浮起的寒气是淡淡的紫色。 除我以外,还有几十个接站的人,全缩在厚厚的防寒服里,有一个中年女人的脸蛋好像两个冻柿子,颜色像,质地看上去更像。她戴着厚厚的棉手套,手里举着一块招待所的牌子。 从广播里传出一个女人懒洋洋的声音,说火车正点进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冰冻的气氛缓和了一点。又过了一会儿,几个穿制服的女人从值班室走出来,一人把着一个出口站定后,呵欠打得整张脸都撕开了,也不用手挡一挡。接站的人全都聚集到旅客出口的栏杆边儿上,头从帽子里伸出来,脖子抻得长长的,往出站口的方向打量。 出站口仿佛一张扁扁的,巨大的嘴巴,伴随着广播声开始往外吐人,先是几个,然后是一大群,脚步声轰隆隆地朝出口处涌过来。 我站在人群后面,背靠着一根廊柱,同时盯着两个大门,以防孜枚从我的视线里漏出去。 我和孜枚有五,六年没见了。她曾经给我写过一封信,说她要去厦门发展。此后的几年她一点消息都没有。三天前,她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她现在在东北,回厦门前想见见我,如果我方便的话,她将从我所在的城市飞回厦门,这样一来,我们有一个白天的时间可以在一起。 我对孜枚说,“你一定要来,到时候我去车站接你。” 我的肯定反而让孜枚犹豫不决似了,她沉默了一会儿,又问我,“你真的欢迎我吗?” “当然,我们再不见面的话,我快要记不得你长什么样儿了。”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大声地冲话筒里面喊了一句,“快来吧,臭丫头。” 孜枚笑了,“好吧,我去。” 放下电话后,我又回到写字桌前继续校对一篇小说,我坐了半个小时,连一页纸都没翻过去。孜枚的身影在那些黑字中间隐隐约约地抖动,好像正从文字里面走来,又好像刚预备从文字里面离去。 上初中三年级时我得过一场病,休学了半年后,回学校复读时我插班到孜枚所在的班里,和她坐同座。孜枚穿着一件款式和质地都很新潮的衣服,拉链从后面一直拉到领子上。可能是她浅巧克力色的皮肤,或者是她嘴唇的那种丰满,孜枚给人以异样的感觉。多年以后我才找到词来形容孜枚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她很性感。 我们的班主任叫徐文清,是个瘦瘦的,很寡相的女人,总是梳着直楞楞的短发。我从来没看见她穿过一件颜色鲜艳的衣服。徐文清在管理学生方面有一套独特的办法,她认为只有保证了纪律,才能保证成绩。初三年级的教室是一排平房,徐文清的脸常常出现在某个窗子边儿上,往教室里面打量。如果哪个倒霉蛋儿上自习课说笑打闹时被她抓住了,肯定是要挨上两个耳光了。 每天放学前,徐文清都把犯了错误的学生叫到黑板前面来站成一排,这种时候班里变得鸦雀无声,抽耳光的声音听上去格外响亮。徐文清的脸上泛起红润,眼睛比任何时候都变得更加明亮。我们都猜想徐文清那么热衷情于抓纪律,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打人的需要。 我插班还不到半个月,就发现徐文清不喜欢孜枚,而且似乎到了恨她的程度。她看着孜枚的眼神儿就好像她是一个多么下流的人似的。 有一天我在操场上遇见徐文清,她很亲切地叫了我一声。 我站住等她。 徐文清走到我面前,她比我只高半个脑袋,但她身子里好像灌了铅,或者铸了铁,很有重量感,压得我不敢抬头去看她。 “最近我经常看见你和曲孜枚一起上学放学了。” “有时候——” “你怎么能和她那样的人一起上学放学呢?”徐文清的口气变得不太高兴。 我抬头看了看她,她很温和地望着我。 “曲孜枚可不是什么正经人,以后离她远点儿。”徐文清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走了。 这件事我从来没对孜枚说过。后来我知道徐文清差不多跟所有与孜枚走近的同学说过类似的话,孜枚知道这些事儿,她恨徐文清恨得牙痒痒。 但是,也不能说徐文清的话没一点儿道理,孜枚的确是个很另类的女孩子。我在高中时代所经历过的震惊,差不多全是通过孜枚带来的。那时候孜枚已经在一所技校读书了。技校和工厂联系得比较多,课程也不只限在书本内,技校的学生每个月都有机会到工厂里实习。在我看来,孜枚已经过上非常社会化的生活了。她给我讲的很多事情也证明了这一点。 有一个星期天,孜枚来家里找我,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她突然停了口,表情神秘地问我,“你知道吃什么样儿的药能打胎吗?” 我呆怔了一会儿,很快把目光移到她的肚子上。 孜枚笑了,“不是我,是帮别人问的。” “你为什么不去问你爸?他是医生。” “烦他。”孜枚撇了下嘴,说起别的事情来了。 孜枚的爸爸名声不好是出了名的,他经常与女病人发生婚外情,在挑选情人方面,标准随和得让人难以接受。孜枚的妈妈管不了丈夫,一有事儿就对着孜枚哭哭啼啼。 高中一年级那年的暑假,一天下午孜枚匆忙地跑来找我,她穿了一身运动服,还有球鞋,怒冲冲地对我说,“我要去打一个人,你敢不敢跟我去?” “打谁?” “我爸又和一个女的搞到一起去了。还想和我妈离婚。我要去教训教训那个臭不要脸的第三者。” 以前我从没有过打人的经历,但孜枚把话说出来后,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换上了运动鞋和牛仔裤,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孜枚带着我,一路飞快地蹬着车子,来到一家饲料加工厂。那个女人在这家工厂里当会计。孜枚在找我以前,已经做过调查了,那个女人三十多岁,没结婚,有点胖,平时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我问孜枚她长得什么样儿,“就是一个贱货的模样。”孜枚说。 我们在饲料加工厂外面等了整整一个下午,那天的太阳非常毒辣,把地上的土全晒成了粉末状,我们站在马路边儿上,汽车开过去后,卷带起一阵雾状的尘土,落到我们的头发上,脸上,衣服上,鞋上。我的手心被渗出来的汗弄湿了,粘乎乎的,而嗓子眼儿里却干得冒烟。 我和孜枚反复商量着打人的事儿。需要我做的事情很简单,那个女的骑车或者推车走出单位大门后,我只要上前拖住自行车就行了,孜枚认为她自己足够对付她的。孜枚的腿又长又直,以前在校体育队受过训练,初中三年她一直保持着年级五千米长跑冠军的头衔。我们预定的目标是把那个女人打得面目全非,让别人一看见她的脸,就明白她因为生活作风问题挨了揍。 我和孜枚那一下午让太阳把头皮都晒疼了,也没见到想等的人,后来我们向从工厂里面走出来的一个人打听那个女人,他说她得了感冒,没来上班。 我和孜枚推着车[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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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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