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颖

  在金仁顺一篇名为《高丽与我》的随笔中，她这样写道：
　　“高丽。少年时代，我痛恨这两个字，谁敢把这两个字当着我的面说出来，无疑于在我的身前地上吐了一口唾沫。那是我绝对不会容忍的”；“由于这两个字，使我与周围的孩子有了分别……他们用异样的眼神打量我，仿佛我身上藏着什么神奇或者秘密的东西，而他们的目光可以比手还随便地撩开我身上的衣角。”
　　我在这里引用这些文字，并不是要对金仁顺的民族身份有任何强调或者回避的意味，我只是希望由此言说它物。因为我在这些语言的细枝末节中读出了一些东西，那是作为一个朋友、一个写作小说、阅读小说的同行所感觉到的——
　　我一直认为金仁顺身上有一种极为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她骨子里是个极其自制的人。当然这里的自制有很多同义词，比如说冷静，理智，公平，正常，等等。不像有些写作者，他们往往以与众不同为荣，以惊世骇俗为荣，金仁顺不是。我认为她骨子里有一种认同感，融合感，也就是说，她与这个世界的关系、与生活的关系是正常的，有规律可循的。如果说作家天生是孤独的疯子，那么我相信金仁顺对于生活有着稳定的看法和把握。她不失控。至少是极少失控。
　　这当然会影响到她的作品。
　　她不矫饰，也不夸张，你对她滴水之恩，她绝对铭记在心，但不要指望她涌泉相报。她是一棵在自己的土地上自自然然长出来的树，不是江南的盆景，也不是华丽虚幻的海上繁花。
　　金仁顺是朝鲜族人。这个信息不是不重要，而是非常重要。同样在她那篇《高丽与我》的随笔中，还有这样的文字：
　　“朝鲜女人不喜欢男人出入厨房这种有油烟气的地方，也不喜欢男人手里攥着抹布苕秫之类的东西，她们认为男人生来就是伟大，如果让他们染指日常琐事，庸俗的事情就会像磨石一样，打磨掉他们身上固有的一些优秀品质。”
　　在我们这一代的写作者中，在已经被妖魔化的人生背景中，有谁看到过这种品质的可能性？
　　我是一个相信生存密码的人，我相信它的神奇与其中必然的秘密。因为我深深了解江南的潮湿、上海的迷离在我身上留下的烙印，所以我也有理由相信，金仁顺的性格里即便不忍辱负重，一定也有宽广厚实的一面。她是扎实而诚恳的。
　　在金仁顺诸多的小说里，我偏爱她古典题材的那些。在那个领域里，除了她一贯的理性、硬朗和自制，她还有着冷峻的飞翔与难得的舒展，空气里纷飞着冷雪，冷虽冷，但不干燥，甚至还飘着幽幽的香气。
　　我也有过古典题材的写作，所以我和她探讨过这个问题。有些观点我们是一致的——那是一种类似于梦境的小说。如同一切梦中人那样，在梦境中，写作者获得了一种奇异的能力，打破时空的界限，打破人心的界限。那是一些遥远的时代，那里繁花似锦，连鸟雀都会歌唱。它们充分见证了我们在现实处境中无法获得的丰富和自由。
　　但我总觉得，有一些在现实题材的小说里，被金仁顺刻意隐去的东西、藏起来的东西、回避了的东西，以及控制了的东西，在这里，由于改头换面，它们终于得以重见天日。这情形有点像酒后微醺，也有点像酒后失控。虽然金仁顺很少喝酒，自然也就更少失控。
　　我和金仁顺其实只见过一面，在上海，一个初冬的季节。因为常在长途电话里聊天，见面反倒有些陌生。于是回家后继续聊，毫不厌倦地聊。有一个话题是多多少少贯穿于我们的谈话的——一个女作家应该怎样生活？
　　出乎我的意料，很少失控的金仁顺对于常常失控的杜拉斯极为欣赏，欣赏她的生命力，欣赏她的酗酒，欣赏她晚年的年轻情人，欣赏她整个无从把握的人生轨迹……
　　我们感慨过杜拉斯。或许因为明白，此种生活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终其一生，可能（几乎是一定）难以企及。伟大的杜拉斯，把生命的悲剧与狂欢推向了极致，一天豪饮五千CC的烈酒，严重的脑血栓，肝脏几乎完全丧失功能，精神的高强度癫狂，最终因为酒精中毒导致长达五个月的昏迷，并且换来了声带切开之后颈部的一道伤口……我们在电话里唏嘘不已，这个“濒临灭绝的稀有女性家族中的王”，因为极致，因为对这种极致的顽强坚持，因为对极致以外事物的绝对冷漠与藐视，杜拉斯获得了她无可替代的意义。赞赏之余，我们心里明白，杜拉斯只是杜拉斯，她是稀有的，不可能多。而我们，只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而已。真正的生存意义上的自由，难免不是空中楼阁，金仁顺是这样，至于我，也难免如此。
　　即便我们可能的生活、可能的自由或许是有形的，但至少，我们有着诉说的自由。这或许就是创作的真正境界——与笔下的文字共同去经历另外一种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