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若冰

　　一九九八年七月号的《作家》杂志曾经将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的生存状况归结为五个“关键词”，其中“背景”一条里写着：“生在红旗下，长在物欲中。”尽管出语戏谑，却也残酷的预断了一代作家的文学命运。由于他们的成长横跨中国社会半个多世纪以来最关键的转型时期，因此他们的生活与文学取向便被赋予了空前的争议性.。“红旗”的倾覆给予了原本委身其下的灵魂以无政府状态的自由，使得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尤其是女性作家们获得了空前的反叛性。她们不但对旧秩序中的一切“神圣不可侵犯”予以质疑，而且还不断的拷问其自身的存在意义。然而在另一方面，无孔不入的“物欲”又是对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们的文学品格、甚至是健康人格的形成的巨大考验。陈思和先生在《现代都市社会的“欲望”文本》一文中写道：“在她们生长的年代里，中国社会……正由极端压抑人的本能欲望的政治乌托邦理想逐步过渡到人的欲望被释放、追逐、并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被渲染成为全民族追求象征。”赤裸裸的物欲的巨大诱惑使国人千百年来所奉守的生活准则一夜间变得分文不值。而这场深达骨髓的精神危机与伦理危机的亲见者，便是那些书写着令人震摄的文字的“七十后”作家们——北方女作家金仁顺正是其中之一。
　　除却“七十后”作家群的创作共性以外，金仁顺的写作也具备着其不可模仿的独特魅力：一为距离因素，与大多数“七十后”女作家所衷情的“私人写作”全然不同的，是金仁顺与其笔下人物间精心恪守的距离。金仁顺的主人公们拥有着各自的意义，作家仅仅为她们而体验，而非疲倦的复制自己。就当下而言，这种“古典主义”的写作取向是尤其可贵的，单纯的叙述者的立场让作家更为客观公正，而且也使得作品的可读性更胜一筹；再为情绪因素，在金仁顺的小说里，我们从来也找不到其他女性作家惯用的那种不加掩饰的甚或歇斯底里的感情。她的睿智可谓“不近人情”，这种智慧给予女性作家以真正意义上的尊严——“不近人情”是指在她讲述悲剧时所抱持的冷静内敛与超脱的审美高度，尊严则是指她不因女性的身份而给予自己矫情的借口。金仁顺惯用悲剧，但决不沉溺于悲剧，悲剧不过是理性推理的感性体现；最后是创作取向因素，金仁顺从不向读者灌输她个人的道德立场，她更不愿意标榜某一类特定生活模式或精神的救赎，这样的选择避免了小说创作向商业符号的升级。对命运，金仁顺情愿驻留于不倦的试炼当中，而决不急于提供答案。金仁顺似乎并不为澄清生活的模糊性而担忧，相形之下，她倒更在乎小说创作的纯粹。
　　尽管金仁顺的绝大部分小说都取材于现代女性在爱情与家庭生活方面所面临的窘境，然而对女权的进一步伸张与对女性社会定位的诂问却从不是作者费心考虑的内容。金仁顺笔下的女孩们，很少以故作强硬的姿态来掩饰自身的柔弱无力。她们总是在苦苦的寻找着个体之外的另一半温暖的依托，对来自于男性的情感抱持着美丽易碎的幻想。而她们的悲剧也正产生于对男性关怀之外的生存所表现出的软弱、忧虑与不得不为的冲突之中。《芬芳》与《去远方》似乎是金仁顺小说仅有的两个例外，它为我们展示了女性的另一种悲哀：易折的坚强。《芬芳》中的化妆品推销员芬芳“……是一副乐于助人的形象，她像蜘蛛一样罗织了一张网，随时准备把陷入困境的朋友打捞出来。”她以其具体而微的方式为她的女性同胞们带来福音，面对质疑、欺诈和毫无回报的付出，她都毫不介意。她所散发着的“芬芳”，是女性罕见的乐观、豁达、魄力，所及之处，令朋友们深受触动。然而她的朋友们给予她的报答，却只能是在病床旁绝望的坐待她的死亡。“没有灯光照明，也没有人为她们指路。”看不见的台阶似乎是女性前进阻力的象征，而芬芳的摔倒又透露着多少的无奈！《去远方》中孜攸的经历更是激荡人心：“我”与老朋友孜攸在北方的故乡重聚，在倾听孜攸诉说她的“二奶”生涯的同时，“我”却不禁忆起昔日那敢爱敢恨的她。孜攸放弃了温暖的家庭、放弃了生命中的一次次平步青云而自甘“堕落”。她为自己选择的“叛逆”与远行，已经超越了改善生活质量的单纯目的，而是表达了对男权的彻底拒绝。她所谋求的，是完全的自由，甚至包括自践的自由，“我当时就像跳井似的，明知道有根绳子能拉自己上去，就是不拉，想试试自己掉到井里以后是什么感觉。”
　　面对着女性所要求的忠诚爱情与安全感，金仁顺笔下的男性群体总是令人尴尬的无所作为。小说《莫莫格》为我们塑造了外强中干的懦夫典型：一队学生去蒙古小镇游玩，酒席上，邓乐自告奋勇为宝铃解围，喝得酩酊大醉，将老情人关小童弃置不顾。邓乐宝玲由此形影不离。一天，宝玲在舞厅遭人调戏，男同学们挺身而出与对方争斗起来。混乱中唯独不见邓乐，原来他又回到了关小童的怀抱，对正在发生着的一切置若罔闻。对于承担责任，他们无一例外的怀有本能的恐惧。谨小慎微的拉近距离，心怀戒备，一旦形势不利便一走了之……精心维持着的若即若离，使男性群体的卑微猥琐、不可信任、贪得无厌被暴露得一览无余。小说《听音辨位》中的那个因旧情人腹中所怀的婴孩并非自己的骨肉而暗暗庆幸的妇科医生，便将卸去了责任之后的小人心态勾画得淋漓尽致。男主人公们一面沉溺于对女性始乱之，终弃之的不倦循环，另一面还要为自己的恶行寻求合乎情理的开脱。在《酒醉的探戈》中，丈夫朱光明与妻子李容都将各自的不忠归结为对方先己一步的背叛。自私心态加剧了纷争的恶化，使得处于两性关系中的男性总是急于在被对方抛弃前先发制。然而一旦自己沦为感情破裂的受害者，男性的软弱失落较之女性又更甚一步。《啊朋友，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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