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佛教的大法师—释道安（公元312或314—385年），姓卫，晋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家世英儒。自幼丧父母，由外兄孔氏抚养。
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即他约53岁时）至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释道安在襄阳15年，是他弘扬佛教的辉煌时期。
道安南下，选定襄阳作为他弘扬佛教的基地，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襄阳位置适中，地理条件优越，交通方便，东汉末年以来既是军事重镇、学术中心，又是荆州地区佛教传播最早的地方。这便于他在此吸收佛教各派教义，创立自己的学派，以弘扬佛教。二是他与襄阳的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的习凿齿友善。他是应习凿齿的邀请来到襄阳的。到襄阳后，习凿齿前去拜他。称言：“四海习凿齿”，道安曰：“弥天释道安”。世称名对。习凿齿曾致书谢安，称道安为“非常道士”。道安在襄阳初住白马寺，因徒众数百，白马寺地方狭小，乃建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道安在襄阳15年中虽有短暂时间住在江陵，但在江陵无重大活动。他讲经传道主要在襄阳。归纳起来，他在襄阳的活动主要有五项：
讲授《般若经》。
《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载：“安在樊沔十五载，每岁常再讲《放光般若》，未尝废阙。”这记载说明，他在襄阳重要是讲《般若经》，致力于《般若经》的研究。他宣传的般若学是对《般若经》的根本原理——“空”的含义的阐发。当时我国的佛教学者基本上是用魏晋玄学的观点去理解、注释和说明般若学的。道安也是用“玄”解“佛”，用玄学唯心主义哲学家王弼、何宴的“贵无说”去宣传般若学，他也主张“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故谓本无”。这个“无”、“空”就是事物的本体，宇宙最后的本源。他正是把般若学思想解释为玄学家的“以无为本”的思想，又吸收禅学的精髓，并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而创立了新的佛教学派——“本无宗”。
撰写《安录》。
道安之前，“伟经之人，名字弗说”，时间久了，就很难知道哪部经是何人何时何地译出来的，这不利于译经史的了解和研究。道安创撰《综理众经目录》，为以后研究中国佛教的译经史著，提供了第一部可信、可据的译经史料书，即所谓《安录》，起自东汉灵帝光和年间（公元178—184年），止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374年），“近二百载”的译经记录。开创了译经史著目录的先例，为后代撰写《经录》提供了范例。
注释经文。
道安之前，对佛经的翻译、注释错误甚多，不利于佛教的传播。道安在经过“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析疑甄解”，“序致渊富，妙尽深旨”，使佛经“条贯既序”，讲经者依之讲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这既有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又为以后佛经的注释作出了范例，为深入研究佛经创造了条件。有人认为注经之作，“自安始”。
统一僧人姓氏。
《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载：“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一。”就是说，起初，其师来自天竺者，师姓“竺”，弟子亦姓“竺”，道安初从师竺法汰，故名“竺道安”。其师来自月支者，师姓“支”，弟子亦姓“支”；其师来自安息者，师姓“安”，弟子亦姓“安”。“姓各不一”。道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于是将“竺道安”改为“释道安”。此后，出家僧尼便一律姓“释”。至今中国汉族僧尼中，仍未变。
确立戒规。
道安在襄阳，有僧众数百，他认为必须制定戒律，加以节度。他制订的三条戒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曰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作为“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道安在襄阳，西至凉州，北至长安，东达建康，各地僧侣都与之保持广泛的联系。而襄阳也俨然成了佛教传播的中心。
正由于道安在襄阳从事佛经的宣传和教育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使他的声誉更加显赫。不仅“四方学士，竞往师之”，襄阳地方“大富长者，并加赞助”，而且，外地豪族、官僚，乃至东晋和前秦皇帝都表示支助和敬仰。东晋皇帝一方面“遣使通问”，一方面发布诏书，表彰道安弘扬佛教之功，并给道安享有同“王公”一样的“俸给”，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罕见的。前秦军攻占襄阳俘获道安、习凿齿后，苻坚高兴地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仆射权翼问：“谁耶？”坚说：“（道）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
从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至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85年）释道安一直住在长安五重寺讲经译注，“僧众数千，大弘法化”。他先后主持译经10部180卷，100多万字。还注释佛典和注经作序，仅作序就有60多种。道安圆寂后，孙绰在《名德沙门论》一文中，对其颂扬备至。
弘扬佛教的大法师—释道安（312或314—385），姓卫，晋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家世英儒。自幼丧父母，由外兄孔氏抚养。
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即他约53岁时）至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释道安在襄阳15年，是他弘扬佛教的辉煌时期。
道安南下，选定襄阳作为他弘扬佛教的基地，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襄阳位置适中，地理条件优越，交通方便，东汉末年以来既是军事重镇、学术中心，又是荆州地区佛教传播最早的地方。这便于他在此吸收佛教各派教义，创立自己的学派，以弘扬佛教。二是他与襄阳的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的习凿齿友善。他是应习凿齿的邀请来到襄阳的。到襄阳后，习凿齿前去拜他。称言：“四海习凿齿”，道安曰：“弥天释道安”。世称名对。习凿齿曾致书谢安，称道安为“非常道士”。道安在襄阳初住白马寺，因徒众数百，白马寺地方狭小，乃建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道安在襄阳15年中虽有短暂时间住在江陵，但在江陵无重大活动。他讲经传道主要在襄阳。归纳起来，他在襄阳的活动主要有五项：
讲授《般若经》。
《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载：“安在樊沔十五载，每岁常再讲《放光般若》，未尝废阙。”这记载说明，他在襄阳重要是讲《般若经》，致力于《般若经》的研究。他宣传的般若学是对《般若经》的根本原理——“空”的含义的阐发。当时我国的佛教学者基本上是用魏晋玄学的观点去理解、注释和说明般若学的。道安也是用“玄”解“佛”，用玄学唯心主义哲学家王弼、何宴的“贵无说”去宣传般若学，他也主张“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故谓本无”。这个“无”、“空”就是事物的本体，宇宙最后的本源。他正是把般若学思想解释为玄学家的“以无为本”的思想，又吸收禅学的精髓，并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而创立了新的佛教学派——“本无宗”。
撰写《安录》。
道安之前，“伟经之人，名字弗说”，时间久了，就很难知道哪部经是何人何时何地译出来的，这不利于译经史的了解和研究。道安创撰《综理众经目录》，为以后研究中国佛教的译经史著，提供了第一部可信、可据的译经史料书，即所谓《安录》，起自东汉灵帝光和年间（公元178—184年），止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374年），“近二百载”的译经记录。开创了译经史著目录的先例，为后代撰写《经录》提供了范例。
注释经文。
道安之前，对佛经的翻译、注释错误甚多，不利于佛教的传播。道安在经过“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析疑甄解”，“序致渊富，妙尽深旨”，使佛经“条贯既序”，讲经者依之讲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这既有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又为以后佛经的注释作出了范例，为深入研究佛经创造了条件。有人认为注经之作，“自安始”。
统一僧人姓氏。
《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载：“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一。”就是说，起初，其师来自天竺者，师姓“竺”，弟子亦姓“竺”，道安初从师竺法汰，故名“竺道安”。其师来自月支者，师姓“支”，弟子亦姓“支”；其师来自安息者，师姓“安”，弟子亦姓“安”。“姓各不一”。道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于是将“竺道安”改为“释道安”。此后，出家僧尼便一律姓“释”。至今中国汉族僧尼中，仍未变。
确立戒规。
道安在襄阳，有僧众数百，他认为必须制定戒律，加以节度。他制订的三条戒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曰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作为“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道安在襄阳，西至凉州，北至长安，东达建康，各地僧侣都与之保持广泛的联系。而襄阳也俨然成了佛教传播的中心。
正由于道安在襄阳从事佛经的宣传和教育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使他的声誉更加显赫。不仅“四方学士，竞往师之”，襄阳地方“大富长者，并加赞助”，而且，外地豪族、官僚，乃至东晋和前秦皇帝都表示支助和敬仰。东晋皇帝一方面“遣使通问”，一方面发布诏书，表彰道安弘扬佛教之功，并给道安享有同“王公”一样的“俸给”，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罕见的。前秦军攻占襄阳俘获道安、习凿齿后，苻坚高兴地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仆射权翼问：“谁耶？”坚说：“（道）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
从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至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85年）释道安一直住在长安五重寺讲经译注，“僧众数千，大弘法化”。他先后主持译经10部180卷，100多万字。还注释佛典和注经作序，仅作序就有60多种。道安圆寂后，孙绰在《名德沙门论》一文中，对其颂扬备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