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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和他的世界帝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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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向高丽人提出的或许是最苛烦的要求，是协助他与日本建立联系。在长达四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日本岛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与中国完全隔绝的状态。由于9世纪中叶佛教在中国遭受迫害，日本与中国逐渐疏离，直至最后决定几乎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对于忽必烈来说，如果能与日本重建朝贡关系，就能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这将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比拟的。正是这种急于博取汉人赞赏的心态，促使他决定一定要与这个日出之国建立联系。但直到那时为止，蒙古将领还从未参加过海战。而此时忽必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跨海降伏这个岛国。虽然他并没有打算发起一场海战，但是他降伏日本的计划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第一部
忽必烈生活于蒙古帝国的黄金时代。他出生之时，蒙古人开始开疆扩土；他长成之时，蒙古大军已经无远弗届，把疆域远远地扩张到了北方和西方。在这段蒙古史（实际上也是欧洲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里，忽必烈和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无疑是两个最显赫的蒙古人。欧亚的历史是从蒙古人开始的。在13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他们经过不断的蚕食，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其疆域北部从朝鲜半岛一直延伸到俄罗斯西部；南部从缅甸一直到达伊拉克。他们的军队曾一路打到今天的波兰和匈牙利。在此过程中，他们消灭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包括统治中东和波斯的阿巴斯王朝①、金朝和南宋王朝、中亚的花剌子模等。在几十年间，蒙古人统治了欧亚大部分地区，并对其他地区形成威胁之势。
和他的前辈一样，忽必烈清楚地知道，他必须继续坚持领土扩张的政策。因此，他的军事机器一直保持着临战状态。在蒙古人眼中，作为统治者，他的成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够为他的帝国增加多少财富、人口和疆域。同样，汉人的思想观念认为，一个好君主的贤德及其国度的荣耀会吸引外国人来朝，并服膺于华夏文明。为了提高他作为蒙古人和汉人世界统治者的权威性，忽必烈必须采取一种果断的、进取性的甚至进攻性的对外政策
第三部
忽必烈在坐稳中国皇帝宝座之后，便开始努力确定或者转换自己的身份。可是，要他一下子摒弃蒙古文化传统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如果他希望被接受为汉家天子，便不能表现得好像一个粗鲁、不明事理的“野蛮人”。中国皇帝要通过充当文学艺术的保护者来建立自己的声望。可是，尽管蒙古人从很早时起就非常珍视优秀手工艺者的作品，但是他们并没有类似中国那样的传统。好在蒙古人很欣赏美观实用的工艺品，而这使忽必烈有可能支持中国艺术尤其是工艺品的发展。
第四章 中国皇帝(1)
忽必烈希望人们既把他看做蒙古人合法的众汗之汗（即大汗），又把他看做合法的中国皇帝。虽然在13世纪60年代初他已经相当认同中国了，但是他仍然一度声称自己拥有统治全世界的权力。他希望人们承认他是蒙古帝国所有版图当之无愧的统治者。然而，建于俄国的金帐汗国支持阿里不哥称汗，而中亚的几位可汗则在两兄弟之间的斗争中充当骑墙派。忽必烈与波斯伊儿汗国的可汗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是那里的蒙古统治者从他的弟弟旭烈兀开始就基本上是自治的了。虽然伊儿汗国的可汗在忽必烈在位期间一直要求大汗的正式册封，但是，他们实际上是自治的。因此，尽管忽必烈在中国和高丽取得了成功，但是他无法使人们接受自己为大汗。
忽必烈欲把中国作为根据地，这个目标在他登基成为大汗之后十年内就已经实现了。他需要集中精力治理中国。虽然他也许曾经把汉人看做他的“殖民地属民”，但是他明白，欲统治中国，必须雇佣汉人幕僚和官员。但是，他又不能完全依靠汉人幕僚施政，因为他必须在统治中国的定居文明和保存蒙古文化特色及其价值观念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在治理中国的过程中，他非常注意关心他的汉地属民的利益，同时也想尽量利用帝国的资源来壮大自己。他的动机和目标在他的整个施政过程中一直在不断交替变化。
忽必烈的经济规划
忽必烈经济规划的关键是劝农。1261年，他创建了一个机构劝农司，并任命八位官员开展支持农业经济的计划。忽必烈选择姚枢总领该机构，显示了他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同样，劝农司的官员又挑选了一批精通农业的人员帮助农民耕作土地。最终，一支规模庞大的官僚队伍被组织了起来，其职责是促进农业生产以及有效利用土地。北方耕地因连绵半个世纪的战争而遭受了严重破坏，处于凋敝状态。忽必烈必须制定政策，促进土地的恢复。光靠救济措施，包括免税措施，是不够的。此外还要建设粮仓，存贮多余的粮食，以应付荒年粮食短缺。忽必烈的都城到最后一共建有五十八个这样的粮仓，可以储存十四万五千石粮食。但是这样的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缓冲剂。忽必烈需要付出更加积极的努力来帮助中国农民。
忽必烈的敕令和经济规划都显示出他曾试图保护农民的利益。在其中一份给他的蒙古属下的敕令中，他要求他们注意保护农民最宝贵的财产——土地。1262年初，他禁止牧人在农田里放牧牲畜。他不愿意看到蒙人侵犯或破坏农民的宝贵土地。这项法令和其他规定表明他越来越关心定居社会的臣民。但是，这些措施并不一定表明忽必烈完全彻底地认同农民了。不过，对忽必烈而言，假如不能适当地扶持农民阶级，汉地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治理。
忽必烈希望帮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促进经济的复苏。到1270年，他发现了一个合适的机制——社。这是一种由政府支持的新的农村组织，大约由五十户组成，每个社有一个社长为其首领，其首要目标是刺激农业生产，鼓励垦荒。忽必烈对社所颁布的命令包括：助耕，植树，开垦荒地，改善防洪和灌溉设施，增加丝绸生产以及河湖养鱼等。社长要奖勤罚懒。忽必烈及其幕僚所设计的社实际上是一种农民自助组织。忽必烈把管理这种组织的自主权赋予了汉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给予了他们掌握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
忽必烈及其幕僚打算让社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农村地区的稳定。看起来，“许多农民愿意组织起来，但不是参加试图改变现有社会结构的革命组织，而是重建旧有的社会结构和恢复农村地区的稳定”。忽必烈还计划利用这种组织作为监视农民和定期人口普查的助手。或许最具创意的目标是利用这种新组织促进教育的普及。每个社都有责任建学校，供村里的男孩子入读。学校要向农民的孩子介绍更好、更有效的耕作方法，并教会他们识字。这种教育体系迥异于传统的、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教育体系。虽然这种设想并未实现，但是它显示了忽必烈及其幕僚心中孕育的一种观念，即培养一批有文化修养的农民，其利益将受到政府的保护。这表明，政府的关注对象不仅仅是游牧人，而且也包括农民。例如，忽必烈要求社建立“慈善粮仓”（义仓），在灾荒年、粮食歉收时救济饥民，为鳏寡孤独者提供粮食。
另外一种保护农民的方法是设计一种稳定的规律性的税收系统。忽必烈希望废除包税制，因为这种措施不容易控制，而且容易导致滥征税。此外，他希望削减封地的权力，这对保护农民利益同样是很关键的。按照忽必烈所实行的新体系，原先农民向封地领主缴税改为向政府缴税，然后，税收收入由政府和领主平分。农民每年只需缴纳一次税，不必再担心领主反复无常地征税。
压在农民身上的另一主要负担是劳役，它和赋税一样苛烦。忽必烈开展了一系列的公共建设规划，譬如大运河的扩展，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联结蒙古首都和中国各地的驿传系统也需要地方上提供人员、马匹以及物资供应等。这些劳役显然是沉重的负担，但是，在忽必烈执政期间，他一直尽力限制对老百姓提出过分的要求。有时他会豁免那些被征召承担特别劳役者的税。他一再发布命令，要求他的使节和军队不要向当地农民滥征税。当然，既然忽必烈不得不对自己的官员一再重复这些命令，那就表明滥征税的现象一直存在。但是忽必烈显然不同于那些比较保守的蒙古人，他并不希望一味地剥削中国农民，或者迫使他们摒弃他们的土地以便于放牧。
忽必烈试图保护的另一个群体是工匠。他在他的政府内设置了一定数量的机构，用于组织工匠和保障工匠的利益。这些家庭作坊负责提供首饰、衣物以及纺织品等，以应宫中所需。另外，公共建设项目也需要技术熟练的工匠提供服务。为了获得他们的忠诚，并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忽必烈制定了有利于工匠的规章制度。政府向他们提供定量的食物、衣物、食盐等，并豁免他们强制性劳役的义务。规定还允许他们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自己制作的物品。因此，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工匠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当然，工匠们对官员的腐败时有怨言，工匠监督者的贪得无厌和中饱私囊使得工匠们愤愤不平。但是，元廷曾努力防止这样的剥削，而总的来说，工匠的确得益于蒙古统治。
商贾在忽必烈执政期间也相当兴旺发达。以往的中国王朝时不时会对商人施以各种各样的限制，而势力强大的儒士阶层中也有人反对贸易活动。商人总是被看做寄生虫，本性诡诈，嗜财如命，因此不少中国朝廷试图规范他们的商业活动和利润，严重的甚至取缔他们的商业活动，没收他们的赢利。忽必烈对商人并没有这种成见，事实上，他给予了他们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因此，贸易活动在中国境内繁荣起来了，对外贸易也很兴旺。穆斯林商人在中国与中亚、中东以及波斯的陆上贸易中担当了中介的角色。他们进口骆驼、马匹、地毯、药材以及香料等，出口中国的纺织品、陶瓷、漆器、生姜、桂皮等。他们把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铜钱等从东南港口城市泉州和福州运往西方，并运回宝石、犀牛角、药材、熏香、地毯、胡椒、肉豆蔻以及其他香料等。事实上，一些中国瓷器是专为出口而设计的。中国人表现出了“真心诚意愿意……提供穆斯林喜欢的瓷器”。
个体商户和商人协会在蒙古语中叫做“斡脱”，他们对中国的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元朝法律要求，外国客商进入中国以后，必须立即把他们的贵金属换成纸币。这项政策给元廷带来了巨额财富，而商人也愿意遵守这项规定，因为元廷同时赋予他们开展对华贸易的权力以赚取丰厚利润。斡脱向元廷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服务，而元廷则大力扶持斡脱。例如，在蒙古征服战争期间，斡脱向蒙古贵族提供了急需的贷款。作为报偿，忽必烈于1268年设立了一个斡脱监管机构。该机构负责把来自蒙古贵族或政府的资金（叫做“斡脱钱”）贷款给斡脱，月利息仅为百分之零点八，对比其他借贷者百分之三的月利息要低得多。斡脱要么用这些钱经商赢利，要么向汉族商人放高利贷。因此，忽必烈的政策对贸易商是极为有利的。元廷对商业交易只征收百分之三点三三的税，而忽必烈甚至容忍斡脱们的越权行为。例如，一些商人会强征士兵保护他们的旅行，还有一些商人曾经用不正当的手段强迫债务人及时偿还他们的贷款。《元史》中记载了大量有关商人滥权的申诉，但朝廷控制斡脱的主要策略只不过是严厉的警告，而不是严厉的处罚。
第四章 中国皇帝(3)
然而蒙古的影响在一些建筑的装饰上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忽必烈的寝殿内，悬挂着貂皮做成的帐幕，作为蒙古狩猎和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有形提示。主要招待大厅里有一个台子，放置了一个猛虎下山的模型，“由机械装置传动，可以像真的那样活动”。蒙古式的帐篷支搭在皇家公园内，忽必烈的儿子及其堂兄弟们就居住在这些帐篷里，而不是宫殿里。当忽必烈的某位妻子临产时，她要搬到帐篷中生产。还有，忽必烈派下属到蒙古草原上为他的皇家祭坛采集草和土，作为他们游牧传统的另一种象征。但在这些蒙古文化的影响之中，汉文明的影响依然是主要的。装饰图案的主题包括龙凤呈祥，而装饰品则流行丝绸和玉器，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小山、宫殿、亭阁、小桥以及公园的布局都和一个中国城市毫无二致。
汉文化的影响在这个城市最显著的标志，可能是忽必烈命令在皇宫附近建造的庙宇。特别是太庙（亦称宗庙）的建立显示了他想博得儒士精英好感的迫切心情。对祖先的崇敬是中国人生命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太庙的建立表明忽必烈意欲保持与祖先敬拜有关的礼仪。虽然他自己避免亲自介入，但是他打算提倡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这一举措肯定会疏远比较保守的蒙古人。也许忽必烈曾担心过这样做将遇到反对，但是他显然顾不了那么多了。
孔庙的建设更进一步具体体现了忽必烈为获得儒士精英支持所作出的努力。元廷代表定期向这位中国贤哲献祭，并在孔庙举行仪式。忽必烈自己并未采纳儒家体系。我们在本章后面将看到，佛教和萨满教对他仍有吸引力。但是他明白自己表现得好像很喜欢儒士是很重要的。
忽必烈希望树立一个儒君的形象，以博得汉人的支持。其中一个措施是仿效以往中国开国皇帝的模式，确定一个适当的国号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忽必烈选择的国号应该能够使人们联想到他的治国取向。采用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国名字将能表明忽必烈努力融入中国传统的愿望，而一个蒙古国号肯定不会赢得汉人的好感。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选择了中国名字“元”作为他的国号。“元”的意思是“发端、起源”，但它还有更重要的含义。在《易经》中，“元”指的是“宇宙之始”或“原始力”。因此，这个名字与中国经典以及中国古典传统的重要观念有着直接和密切的联系。
忽必烈对中国传统的认知和敏感性，可以从他对已被立为太子的次子的态度，以及对他所规定的教育进一步得到证明。早在1243年，即他的次子出生的前一年，忽必烈就同意给他的儿子起一个中国名字。他的佛教幕僚海云法师给他起名叫“真金”，即真正的金子。忽必烈决心让真金接受一流的中国式教育，因而指派他的幕僚姚枢和窦默做这个孩子的老师。后来，忽必烈还任命了一位儒士王恂（1235—1281）指导真金学习中国古典著作。这些饱学之士首先向他介绍了《孝经》，这本文字浅显的经典强调孝顺的美德。当他掌握了这部经典之后，他们又鼓励他学习其他更加复杂的经典之作，最终要求他背诵《诗经》。在元廷为官的王恽也给真金写了一篇文章，概括总结了中国过往朝代一些皇帝和大臣们关于政府的看法。在强调书本学习的同时，他的老师也让真金不断地接触儒家基本思想和逸闻趣事，目的是帮助他举一反三，理解儒家思想精华。王恂曾教导真金：“许衡尝言：‘人心如印版，唯版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据说真金对王恽简洁明了的观察进行了深刻反思。
真金还接触了中国境内的其他宗教。他曾与一位道教大师交好，并请求他“……向大汗（即忽必烈）解释道教教义”。后来他接受了八思巴喇嘛的教导，而且和他母亲察必一样，也被藏传佛教的教义深深地吸引住了。八思巴喇嘛写了一篇题为《彰所知论》的短文，专门为真金阐述他的佛教宗派的教义。他把忽必烈的这个儿子称做“开蒙皇太子”，这大概是真金与佛教徒交往趋于密切的另一个标志。忽必烈对真金越来越被汉人所接纳表示欣慰，于是决定提拔他，让他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早在1263年，忽必烈便封他为燕王，其管辖范围覆盖大都所在的地区，很显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就在同一年，忽必烈又把监督枢密院的重任交给了这个还不到二十岁的王子。1273年，他又立三十岁的真金为皇太子。忽必烈因而成为蒙古统治者中第一个选定自己继承人的大汗。
其实，忽必烈并不需要有人劝导他给自己的朝代取一个汉文名字，或恢复中国宫廷礼仪。他也不需要有人指点他把真金培养成为中国皇位的继承人。忽必烈几乎本能地认识到，一个精通中国经典、熟悉汉人风俗和礼仪、通过太子太保学习过儒学和中国其他宗教教义的蒙古人，将受到汉人的普遍欢迎，并能帮助忽必烈获得他们的效忠。因此他有意以此方法教育真金，以便吸引他的中国臣民追随他。
他吸引儒士的另一种方法是为他们宣扬他们自己的观点提供实际的支持。例如，忽必烈支持把中国经典著作翻译成蒙古文的工作。当然，他选择了可能对他的管理有用、特别是关于治国和历史的文本来翻译。在这里，他再一次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的倾向性，因为他鼓励翻译的资料都是能对蒙古精英有直接帮助的作品。但是，如果他想对汉人学者产生影响力，那么他就必须支持儒家经典的翻译。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中国经典如《孝经》和《书经》，都被翻译成了蒙古文。其中一本书名为《大学衍义》，是由他的儒士幕僚真德秀翻译的。该书运用新儒家朱熹的学说来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忽必烈把这些文献介绍给蒙古精英分子，就等于向汉人表示，他是尊重儒家思想的，他并不反对这种学说的传播。他支持的其他翻译项目还有窝阔台和蒙哥统治的历史，汉文叫《实录》，还有他自己敕令的汇编。忽必烈想通过促成一批汉人政治和道德经典的翻译来感化汉人。出于同样的实用主义目的，他建立了蒙古翰林院，把他自己的法令和规章制度从蒙古语翻译成汉语。
忽必烈招募并供养了一批热心于新儒学的饱学之士，其目的依然是为了讨好这个越来越显要的群体。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拒绝为蒙古人效劳，但是仍然有一些人把“教化”北方游牧人作为自己的使命。许衡就是这种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被吸引到了忽必烈的宫廷，而忽必烈也被他所吸引。许衡后来被公认为当时最优秀的学者之一。虽然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人，但是他已经在姚枢和窦默的帮助下，接触了新儒学的主要著作和观点。同样也是这两位大师把他引荐给了忽必烈，到1267年，他便被任命为集贤殿大学士。在他的任期内，许衡培养了许多著名的蒙古人和中亚人，并借机把他的思想灌输给了这批异族人，而正是这批人在统治中国。作为一代名师，许衡强调个人要献身于国家和社会，这种观点自然对蒙古统治者非常有吸引力。更使忽必烈和元廷高兴的，是许衡的务实精神。和其他许多新儒家不同，他在写作或演讲中不尚空谈。他之所以在蒙元朝廷取得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不重视玄谈或者形而上的空谈或‘高层次问题’”。相反，他只是像长辈那样向忽必烈提出有用的忠告。根据汉文史料中的一则逸事，忽必烈坚持要许衡对他直言相谏，即使这样的诚实使他不得不向皇帝提出批评，也没关系。当许衡刚刚进入忽必烈汗廷为官的时候，朝政由王文统所把持，而王文统绝对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而是一个精于财政管理的精明官员。实际上，他试图采用一项精心设计的策略来削减朝中儒士的权力。他敦促忽必烈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这样将有效地阻止他们把持政府管理职能。三人都知道王文统的手腕，于是都婉拒了任命，暂时退出了公职。1262年，王文统被他的女婿李璮的叛乱所牵连，被处以死刑。忽必烈召回了许衡，并批评他说，他不该不站出来说话，反对王文统，并说：“是时，卿知之（王之错咎），因何未言耶？是儒学使卿行事若此耶？抑卿未服孔子之教而行事若此耶？往者已矣，望卿勿复错。是则曰是，非则曰非。”
第四章 中国皇帝(6)
当波罗兄弟于1269年回到基督徒世界时，他们得到的却是深深的失望。他们获悉，教皇已经在一年前去世了，而枢机团还没有选出继位者。波罗兄弟估计僵局不可能很快打破，于是决心带上马可•波罗，在没有教皇祝福的情况下，开始他们的旅程。当然，他们也无法获得忽必烈所请求的一百个学识渊博的基督徒。但他们仍然起程了，并于1275年到达忽必烈的汗廷。
一百位学识渊博的欧洲人没能到来一定使忽必烈感到沮丧，但是他仍然热情招待了他的三个客人。毕竟这可以作为额外的证明：外国人竟然不远万里来向大汗进贡。马可•波罗这样描述了他们的首次会面：“他们（波罗家的人）跪在他面前，俯伏在地，执礼甚卑。”波罗家人的叩头毫无疑问在讲究上下尊卑地位的臣民面前提高了忽必烈的身份。尽管忽必烈没能获得一百个学识渊博的人，但是他得到了马可•波罗这个额外的欣喜，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年轻人历经艰辛来到中国。他精通数种语言，包括波斯语，也可能会蒙古语。
马可•波罗曾声称，他和忽必烈有过多次交谈，并对这位大汗进行了非常生动逼真的描写。他亲眼看见了正处于权力巅峰时期的忽必烈，对这位大汗的描述极尽赞美之能事。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评价是，“俾世人皆知我言尽实，皆知其为世上从来未有如此强大之君主。”他在描写忽必烈的体貌特征时对他也是赞美有加。马可•波罗对忽必烈所做的描写应是这个年轻的欧洲人在中国逗留的前几年，因为他对这位大汗的描述与1280年由刘贯道所画的忽必烈像非常不同。马可•波罗说忽必烈“不高不矮，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适宜”。可是刘的画像却显示他相当肥胖。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他有一双黑眼睛，一个高耸且大小适中的鼻子。他的面部呈白色，虽然偶尔他的面色（或许当他喝了酒的时候）会变成玫瑰红色。马可•波罗非常详细地描写了忽必烈生日和新年的庆祝活动，大汗亲自主持的狩猎和放鹰活动，以及忽必烈的皇后和妃子等等。
忽必烈显然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欧洲人。他的皇宫来了一位聪明的欧洲基督徒，而且他很快认识到，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他应该善待这个年轻人。如果忽必烈希望强调他执政的正统性，同时吸引更多欧洲人来到中国，他就需要张开双臂欢迎历尽艰险来到这里的欧洲人。
忽必烈可以通过实施对基督教更宽容的政策进一步拉近与欧洲的关系。在他和马可•波罗的对话中，忽必烈希望给马可•波罗一个印象，那就是，与他境内的其他宗教相比，他更倾向于基督教。他告诉马可•波罗，一旦一百位学识渊博的基督徒到达中国，皈依基督教的热潮便会兴起，他自己也会接受洗礼。他在宫廷中雇佣了相当数量的基督徒，包括一位汉文名字叫爱薛的天文学家和医生。
忽必烈向基督徒示好的另一个表现是派遣景教徒出使西方。其中最著名的使节是拉班•扫马，他曾前往圣地朝圣，也曾向西部旅行，在巴黎觐见了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腓力四世），在法国的波尔多城觐见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拉班•扫马的使命证实忽必烈能够维护与西方基督徒的联系。忽必烈需要西方访客，一方面是由于他对商业贸易的渴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急于向他的中国臣民显示，他已经被世界各国接受为大汗。
到了1279年，忽必烈已经确立了他的中国皇帝地位。他已经与境内各种职业和社会团体，以及各种宗教建立了广泛联系。他在中国建造了首都，恢复了儒家礼仪制度。所有这些行动都使他获取了中国平民的大力支持。
第五章 文化保护者(1)
忽必烈在坐稳中国皇帝宝座之后，便开始努力确定或者转换自己的身份。可是，要他一下子摒弃蒙古文化传统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如果他希望被接受为汉家天子，便不能表现得好像一个粗鲁、不明事理的“野蛮人”。中国皇帝要通过充当文学艺术的保护者来建立自己的声望。可是，尽管蒙古人从很早时起就非常珍视优秀手工艺者的作品，但是他们并没有类似中国那样的传统。好在蒙古人很欣赏美观实用的工艺品，而这使忽必烈有可能支持中国艺术尤其是工艺品的发展。但是，即便如此，他仍要努力在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和蒙族人淳朴粗陋的文化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而实际情况其实更加复杂，这是由于忽必烈还怀有一颗成为天下共主的雄心。作为众汗之汗，他当然有责任促进不同地区和不同族群的文化形式，而决不能完全依赖于汉文化。否则，这样狭隘的视野可能会损害他把自己刻画成蒙古帝国所有地域最高统治者的努力。他需要支持一些并不单纯反映蒙古帝国某一具体地域的文化项目。过于亲近汉文化，将会和过分热心促进他的本民族传统文化一样有害无益。维持各种文化之间的微妙平衡涉及无法忽略的细节问题，而忽必烈也不得不经常变来变去。他所做出的文化选择在深层意义上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选择要么会提高他在臣民中的威信，要么则反之。
新书面语言的创造
当忽必烈夺取政权，并有意选择立足中国统治其帝国时，书面语言就变得更加重要了。现有的蒙古字是根据畏兀儿文字创制的，而畏兀儿文字是从粟特文演变来的，其源头则是阿拉姆语。畏兀儿文字并不能非常精确地记录蒙古语音，因为它总是不能清楚地区分不同的语音，而有时却用同一个符号代表不同的语音。某些蒙古语音无法用畏兀儿文字准确地表达出来，而一些畏兀儿字母又很难分辨。畏兀儿文字的这些特点使它无法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忽必烈打算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这种官方文字。他首先需要一种蒙古文字来翻译汉语，音译汉语中的名字、官衔、机构等。然而畏兀儿文字根本无法胜任，因其不能准确地音译汉语。它缺乏汉语中的一些语音，因此有时只能很模糊地表示汉语语音。受命翻译中国经典、史籍以及较实用的治世经纶的学者们很快便发现了这些问题。这样一种有局限的文字体系将成为忽必烈实施其计划的绊脚石。
忽必烈计划使用新的官方文字帮助他统一他的帝国版图，并维护他天下共主的地位。他打算抛开当时已有的两种文字系统，即汉字和畏兀儿文字，另起炉灶。汉字和畏兀儿文字是前任大汗们一直使用的两种文字，但是从音韵学的角度来看，两者都不能令人满意。然而，忽必烈并非因为这些技术上的不足而反对使用它们。作为一个多民族杂居、多种语言并存的帝国之君，忽必烈需要一种可以记录各种不同语言的文字。简而言之，他希望创造出一种普遍通用的文字。这样一种文字将不仅能促进他的帝国内部的交流，而且将有利于不同语言之间的整合和不同种族之间的和谐相处。他计划依靠这种新的文字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然而，他没有料到，无论这种文字多么准确或者多么有效率，人们还是不愿意接受任何生造的文字。
然而，忽必烈仍然决心创造出一种更好、更通用的文字。在授予八思巴喇嘛国师头衔几年以后，忽必烈把创制新文字的任务分派给了这位吐蕃喇嘛。八思巴与其他僧人和学者一道，设计出了一个字母表，并于1269年呈给了大汗。这个字母表是以吐蕃语为基础的，包含有四十一个字母，其中许多字母呈方形。因此这个字母表有时也被称为“方形字”，不过更常用的名字是八思巴字，以纪念它的创制者。这种字被描述为“适应蒙古语音需要的吐蕃字母表”。这套新字母除了像旧的畏兀儿文字一样是竖写的以外，与吐蕃字母表并没有明显的不同。它在表现13世纪蒙古口语语音方面比畏兀儿文字精确得多。这套字母比畏兀儿文字所含的符号多得多，当然应该比旧字母更具有竞争优势。同时，它还能更加准确地反映忽必烈治下其他语言的语音，包括汉语的语音。由于这套字母强调口语，并且源自于蒙古语口语，因此便与忽必烈所提倡的在书面文件中广泛使用口语的努力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忽必烈曾要求，中国正式的政府文件要大量使用汉语口语。总之，八思巴字母表似乎是一种记录忽必烈统治下各种语言的理想工具，无论这种语言是以字母为基础还是以字符为基础的。作为一种通用文字，它应该能够对促进蒙古统治下各民族的统一作出贡献，这些民族长期以来一直互相敌对。
忽必烈非常喜欢这些新字母，并对它寄予了厚望。1269年，他为此发布通告，表达了他对这种通用文字所寄予的希望。大概是为了解释他之所以热情推动八思巴字的必要性，他说道，侵略中国的女真人和契丹人（曾分别建立金朝和辽朝）在统治中国的过程中都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字，现在蒙古统治者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成就。忽必烈自豪地宣布确定八思巴字母为蒙古文字（汉语叫蒙古字），后来则称其为“国字”。他命令，这种文字将用于起草朝廷文件，但他还是比较现实地补充道，它应该与汉字并行。忽必烈当然希望八思巴字最终取代汉字，但是他承认，这需要一个过渡阶段，直到这种基于藏语的文字取得至尊地位。他显然对八思巴字能否最终成为一种通用文字抱怀疑态度，但他仍然不遗余力地推广它。在发布诏令之后不久，他特意建立了一批学校，专门为推广这种新文字做准备。在1272年和1273年，他数度重申前令，要求朝廷文件一律用国字书写。最后，在1275年，他的两位最有名的幕僚建议设立一个与汉人的翰林院同级别的特殊的蒙古学院（蒙古翰林院），研究和教授蒙古字，并翻译大汗的诏令。
然而忽必烈的期望并未实现，原因是人们不愿意采用新文字。他对此显然过于乐观了，以为这种文字在他的帝国境内会被采纳。甚至连他自己的官员也不按规定办事，不顾忽必烈的具体指示，即使正式文件也不用新文字书写。忽必烈对此所能做的只是不断重申他的命令。1279年，他要求秘书处（中书省）用方形字书写所有正式报告和文件，但是，在1284年，他又被迫针对同一个政府机构发布同样的指令。很明显，他早先的诏令没有人理会。不仅如此，他在1269年创办的学校也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有效。他的一个官员在1272年提交的一个报告中表明，他的汉人官僚的孩子和亲戚都没有学习新文字。于是，他再一次请求他的官员把他们的儿子送到教授新蒙古字的学校学习。
尽管他付出了很大努力，并不断重复他的训令，八思巴字从未取代畏兀儿文字或汉字。现存用八思巴文字书写的资料很少。有几部汉语著作，包括《孝经》和中国历史记录的经典之作《资治通鉴》被翻译成了八思巴文字，但它们的流通范围很有限。其他用八思巴字书写的材料包括记录蒙古皇室发布的法令和规定的铭文。这些法令和规定被雕凿在石碑上，内容包括对忽必烈官员和军队的禁制和限制等。还有一些佛教经典，其中两部被雕刻在中国北部门户居庸关的石壁上。还有一些八思巴字刻写在“牌子”上，这是一种安全通行蒙古帝国，相当于通行证或担保证明的铁牌。另外，印章、硬币、纸币以及瓷器上也常混有方形字，大多数只显示非常简略的身份证明。这种铭文最典型的是烧制在元代著名的酒坛上的“赛因达剌酥”（好酒）。这个酒坛子现存于大英博物馆东方典藏部。但是，这些用八思巴字雕刻、描绘、铭写的文字只占元代作品总数的很小一部分，多数作品仍是用中文或畏兀儿文书写的。
八思巴字的失败不是由于它的技术缺陷，而是由于它的推广方法。尽管八思巴字的优点明显，但是它仍然遭到了强烈反对，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是由官方设计批准的，并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因此，尽管忽必烈和他的高级官员一再发布命令、颁布法令，甚至恳求人们使用这种文字，但是抗拒并未减少。这种新发明的蒙古字只在官印、石碑以及硬币上使用过。一般的汉人和蒙古文人并未采用它。忽必烈的计划可以说是失败了。但是它表现了他希望创造出一种普遍通用的文字，一种能反映当时口语的书写语言的良苦用心。
第五章 文化保护者(2)
元曲及其他艺术形式
元代戏曲在忽必烈及其继承者执政期间繁荣起来了。宋、元之际城市的发展为戏曲的发展创造了适当的环境，准备了观众，并为各种表演提供了资金。假如没有都市文化，没有从政府到市民的赞助和光顾，戏坊便不可能如此兴旺。元代的确是中国都市大繁荣的时期，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元曲是中国戏曲艺术的巅峰。至少有一百六十种元代戏剧存留下来，元代还诞生了另外五百种戏曲，其中不少曾上演过，但只有曲名保留了下来。戏子在过去总是被看做社会的贱民，而在元代，至少在忽必烈执政期间，他们的地位很令人羡慕。元朝统治者“似乎把艺人视为对实现他们的某种计划非常有用的人”。以家庭为单位的马戏团经常从一处到另一处，演出各种各样的节目，包括唱戏、舞蹈、哑剧以及杂技等广大观众喜闻乐见的表演。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把元曲描写成“多元娱乐”，因为其风格包括了小品，并穿插有歌舞。“法庭剧”（汉语叫“公案剧”）是其中最流行的，但悲剧、喜剧以及其他剧目的创作也很盛行。
关于元曲的社会意义的传统看法后来受到了质疑。传统的解释一般把元曲发展的原动力归功于科举考试的废除。由于失去了通过科举考试向上晋升的重要社会渠道，中国知识分子转向了其他文化追求，包括戏剧创作。由于他们读书做官的抱负受到阻碍而无法实现，他们便利用他们的渊博知识和文艺才能从事戏曲创作。但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过去不能从政的专业剧作家在元曲中留下了他们的印记。剧作家们不再受到科举考试和儒家思想的束缚，因此在作品中反映了不同的主题。
元曲还大量使用口语。一位17世纪的批评家这样说道，“元曲剧作家们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即总是使用粗俗语言），这个缺点源于他们对人为雕琢的纤细风格的矫枉过正。”但是这位批评家没有认识到，口语语言已经越来越成为剧作家创作的自然风格。专业剧作家更精通白话，甚至连官员也使用口语。既然忽必烈和蒙古人要求官员在工作中使用口语，那么，担任官职的剧作家很自然地也就非常熟悉白话，使用起来也很得心应手。从某种意义上说，蒙古人的规定促进了剧作家的创作，并对元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忽必烈和他的蒙古汗廷很少干预元曲的创作，这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元曲的发展。他们在很多问题上都奉行折中主义，因此剧作家们可以触及各种各样的主题，而不必担心政府的干涉。这使得最近一些中国剧评家认为：“许多公案剧作家描写的罪犯都来自特权阶层，正常法律程序对特权阶层无可奈何，这实际上是对蒙古统治者隐讳的攻击。”但是这种解释似乎也比较牵强，因为批评家“并未提供具体证据支持这种观点”。蒙古人的形象一般并不出现在元杂剧中，他们也没有被象征性地刻画为剥削者。剧评家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元杂剧代表了一种社会抗争，也没有证据显示蒙古人被描写成了压迫者。
再则，如果反蒙情绪果真在元曲中有所表现，那么忽必烈便可能不会再支持戏曲的发展了，而他大概也不会对此采取仁慈的不管不问的政策。没有证据显示在他执政期间曾经审查过戏剧创作和演出。虽然他可能不会阅读或者书写中文，但是他能理解，也能说这种语言。他命令在他的皇宫中演出戏曲，并且亲自观看过几场，欣赏其中的情节。他并没有干涉或限制剧作家的创作活动。官员们继续支持戏曲，在忽必烈统治的后期，乃至在他的继任者执政期间，杂剧或滑稽剧曾在宫中演出，而杂剧后来还发展成为严肃剧。另外还有一些证据显示忽必烈对戏曲的支持，虽然可能是些题外话，但也很能说明一些问题。那就是最著名的剧作家的背景。许多剧作家的出生地都在真定，而这个地方恰恰是忽必烈以前的封地。元朝最著名的四十五位剧作家中竟然有七位出自真定这个小地方，在数量上仅次于大都，而大都则出了十七位剧作家，居于首位。
当然，这并不是说，元曲的发展和成功应该完全归功于忽必烈及其下属官员。汉人剧作家及其观众当然对这种艺术创作的贡献最大。但是忽必烈的贡献在于他为元曲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环境，至少他没有试图阻挠元曲的发展。他知道，在汉人心目中，一个好皇帝应该促进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而戏曲作为一种发展中的中国艺术形式，应该得到扶持。由于忽必烈强调在写作中使用口语，因此，他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这种戏曲的发展，因为提倡使用白话正是元曲的特点。小说的发展当然也不能归功于忽必烈，他对当时中国印刷的大量书籍也没有直接襄助。但是，也许可以这样说，和戏曲一样，他的文化和文艺政策为它们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他对口语的强调对小说家非常有利，他们经常在小说中刻画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物。白话的使用使小说家能够再现普通人的话语模式，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更加自由地表达情感。元代实际创作出的小说数量并不多，成熟的小说多创作于后来的明代和清代。
在忽必烈及其继承者执政期间创作的作品流传很广。在元代，“书籍印刷从数量上看已有了很大增长，但是质量和技术还有待提高”。1269年，忽必烈创办了一个特殊机构，由官方资助印刷书籍。1286年，他又划拨土地给一些学校，将其土地收入用于印刷书籍。印刷书籍的增长为阅读提供了便利条件，为明清文学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汉人对戏曲和小说这种相对比较新的艺术形式，并不像对著名的传统艺术形式如诗歌和散文那样重视，他们也不太愿意把自己等同于剧作家或小说家。诗歌在元代没有达到唐宋时代那样的高度。元代诗歌成就不高，是否因为古典语言这种最佳诗歌表现载体的衰落而造成的，倒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蒙古人并没有试图削弱或推翻诗歌艺术，但是他们确实遇到了实际困难，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在试图理解中国诗歌时存在难以克服的语言障碍。中国诗人所用的古典语言是忽必烈有限的汉语知识所无法理解的。但是诗人在忽必烈及其继承者的宫廷中仍然得到了很好的待遇，甚至连穆斯林诗人，譬如阿里耀卿和他的儿子阿里西瑛，也得到了赞誉。不仅诗歌，甚至连汉人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擅长的杂文艺术形式在元代也势微了，不像以往朝代那样吸引有才华的文人。当然，忽必烈的确招募并资助了一批儒士学者名流，比如许衡，也许期望他能写出漂亮的散文，而许衡也确实写出了不少美文。但是，元代散文家所创作的散文在数量上是无法与唐宋时代相提并论的。此时，蒙古统治下的知识分子非常特殊的社会地位可能很不利于产生优秀的散文家。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胞们不懂得这种强调精练语言和隐讳用典的古典杂文形式。也许他们曾试图理解，但最终不得不放弃。他们也没有为诗歌和散文艺术形式提供以往朝代学术精英所需要的适当环境。
手工艺
蒙古人对手工艺的影响更加明显。从很早时起，蒙古人就十分重视工匠，并制定了特殊的规定保护和扶持他们。当忽必烈取得中国政权之后，他继续奉行其蒙古先辈的政策，以保证充足的工匠数量，使他们能生产出他和他的人民所珍爱和需要的工艺品。他在工部之下设置了一些机构监控中国的工匠。“诸色人匠总管府”作为主要的行政机关，下辖三十个分支机构。在这些分支机构内部又设有分管不同具体行业的部门，不同的部门管理诸如金属、皮革、纺织品、陶瓷等行业。将作院拥有自己的工匠，制造大汗及其扈从所需要的物品。忽必烈的官员雇佣的工匠包括汉人和非汉人。元廷选定了某些家庭作为世袭工匠家庭，从而限定了年轻人的职业选择机会。但是工匠享有许多特权，包括豁免大多数税负，而且他们享有比以往中国朝代更高的社会地位。因此，毫无疑问，蒙古人曾影响了这个时期的技术和艺术进步，或者说，他们至少间接地对这个时期的技术和艺术进步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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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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