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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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忽必烈

忽必烈崭露头角

忽必烈生活于蒙古帝国的黄金时代。他出生之时，蒙古人开始开疆扩土；他长成之时，蒙古大军已经无远弗届，把疆域远远地扩张到了北方和西方。在这段蒙古史（实际上也是欧洲史）上最辉煌的时期里，忽必烈和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无疑是两个最显赫的蒙古人。欧亚的历史是从蒙古人开始的。在13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他们经过不断的蚕食，建立了世界历史上最庞大的帝国。其疆域北部从朝鲜半岛一直延伸到俄罗斯西部；南部从缅甸一直到达伊拉克。他们的军队曾一路打到今天的波兰和匈牙利。在此过程中，他们消灭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包括统治中东和波斯的阿巴斯王朝①、金朝和南宋王朝、中亚的花剌子模等。在几十年间，蒙古人统治了欧亚大部分地区，并对其他地区形成威胁之势。

　　虽然蒙古帝国仅仅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但它已经把欧洲和亚洲紧密地连接起来了，由此开始了一个东西方之间广泛接触和频繁互动的时代。当蒙古人对征服地区的统治稳定下来之后，他们便既不反对也不禁止与外国人的联系。尽管蒙古人从不放弃他们统治全世界的企图，但是他们仍然热情款待外国游人，甚至款待那些来自尚未征服的王国的旅行者。他们鼓励人们在蒙古统治下的亚洲广大地区旅行，并为之提供方便。在蒙古统治下，许多欧洲商人、手工匠和使节首次到达中国。亚洲的商品沿着商道到达欧洲，随之而起的欧洲人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最终刺激了欧洲人寻找通往亚洲航线的热情。因此，蒙古时代间接地催生了欧洲15世纪探索世界的时代，这个时代在发现绕过好望角到达亚洲的航线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寻找由西方通往印度之路而未果时达到高峰。

忽必烈和他的母亲

　　1241年窝阔台逝世，忽必烈开始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忽必烈的父亲未能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者，而忽必烈本人开始似乎也将步其后尘，在蒙古历史上扮演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几乎没有人能预见到他最终将成为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不过忽必烈聪明能干的母亲唆鲁禾帖尼别吉就是有此远见的人物之一。她对她的四个儿子都有很高的期望，并献身于儿子们的前程。而她的四个儿子最终都成了蒙古帝国的君王。她的长子蒙哥从1251年起成为大汗，直到1259年战死疆场；忽必烈接替了其兄的汗位，从1260年开始统治蒙古帝国，一直到1294年；旭烈兀摧毁了从公元750年起就一直统治中东和波斯大部分地区的阿巴斯王朝，并在波斯建立了自己的王朝；而她最小的儿子阿里不哥后来则统治了蒙古本土。

　　唆鲁禾帖尼别吉是克烈部首领汪罕的侄女。成吉思汗征服克烈部后，把唆鲁禾帖尼赐给了自己的儿子拖雷为妻。我们对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如何知之甚少，但可以推测他们很少生活在一起。因为拖雷总是要跟随他的父亲出征作战。拉施都丁说，"在皇子中没有人征服的国家和他征服的一样多。"这肯定是对那个时代一个蒙古人最高的赞赏了。拖雷是因13世纪初对金作战而出名的，而从1219年到13世纪20年代初，他一直指挥着一支王牌军，参与他父亲领导的对中亚城市的进攻。在1227年成吉思汗死后，拖雷受命于他的哥哥窝阔台，参加军事征讨，主要负责征服金朝的战争。1231年或者1232年，在彻底摧毁金朝的两年前，拖雷死了。

　　当窝阔台试图安排唆鲁禾帖尼别吉再婚时，她礼貌地拒绝了。窝阔台建议唆鲁禾帖尼别吉改嫁给他的儿子贵由，这将是一桩侄子和婶母结合的婚姻。而这种联姻将把东亚的两个王族联合起来，保证汗位的顺利继承，避免窝阔台的子孙和拖雷的子孙爆发冲突甚至战争。不过，唆鲁禾帖尼别吉礼貌而又坚决地拒绝了窝阔台的建议，并解释说，她想用心抚养四个儿子，不想改嫁给大汗的儿子。

　　她的政治天赋也许可以用她对各种宗教兼容并包加以证明。尽管她自己是一位景教徒①，但她并不歧视蒙古境内的其他宗教。她甚至资助佛教和道教，以获得中原属民的拥戴。同时她也没有忽略伊斯兰教。她向穷苦的穆斯林提供救济，奖励谢赫（宗教领袖），捐资建造清真寺和神学院，包括在中亚城市不花剌建立的马德拉萨（宗教学院）。但是她从未否认过她的景教信仰，即使马可·波罗在她去世二十年后访问中国，也知道她是一位基督徒。她认为在自己的领地上扶持各种宗教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她应该为此作出努力，而当时整个欧亚大陆的历史学家的著作都证明，她在这方面确实是成功的。

　　忽必烈生于1215年9月23日，那一年成吉思汗攻克了金中都。有关忽必烈的童年、所受教育以及他早期生活的资料很有限。一直到1251年，忽必烈还只不过是皇室旁支的一员而已。除非发生一场大变故、灾难或者不幸的事件，否则他仍只会是那个贵族集团的一分子，不会在帝国政治事务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所以他的早期生活经历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详细地记录下来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是在母亲的抚育下成长起来的，因为他的父亲大部分时间都在跟随成吉思汗东征西讨。唆鲁禾帖尼别吉要求年轻的忽必烈必须精通马术和射箭。和所有其他蒙古人一样，忽必烈也积极参加狩猎，而且直到晚年都热衷于这项活动，这可以由现存的为数不多的忽必烈狩猎图所证实。唆鲁禾帖尼别吉还决定，忽必烈必须学习掌握文化知识，并聘用了一名叫脱罗出的畏兀儿人教他读写蒙文。奇怪的是，他从来没有被教授汉文。
忽必烈接触汉文化是由于他母亲的坚持。在她丈夫死后，窝阔台很不情愿地答应了唆鲁禾帖尼别吉的请求，于1236年赐给她一块封地，地点在真定（在中国北部，现河北省境内）。因此她成了汉族农民而不是蒙古草原游牧民的领主。她认为，剥削农民和掠夺区域资源的政策即使不能说是灾难性的，至少也是目光短浅的。她确信，如果她采取促进当地农耕经济的方法，而不是强制实行蒙古式的牧业经济，得到的税收将会更多。

　　忽必烈最终也采用了他母亲的治理方法。在同一年，即1236年，窝阔台也赐给忽必烈一块有一万户人口的封地，地点在河北邢州。起初，他对他的封地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自己住在蒙古本土遥控治理这个地区。虽然他不会容忍官员们对汉人的盘剥，但由于他不在当地，因此无法监督他的官员和代理人的行为。他无从了解，也无法阻止他们加重当地农民的负担。税收商人巧取豪夺，向农民征收了繁重的税负，地方官员要求农民服大量的劳役。于是农民们用实际行动来表示抗议，他们干脆放弃了他们祖居的家园和土地，移居到蒙古控制之外的其他地区。当忽必烈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最初的一万户中已有很大部分从他的领地逃走了。为了制止农民的大批出逃，他撤换了原来管理这个地区的蒙古代理人和税收商人，代之以被称为按察使的一般官员，这些官员主要由汉人担任（不过在文献中他们的身份不是很明确）。他对正常税收进行了重估，严厉禁止横征暴敛，并招募了不少汉人帮助管理经济。忽必烈的新政策目的在于重新获得当地居民的信任，并吸引逃亡者回来。这项政策显然取得了成功。到了13世纪40年代末，那些逃亡者便开始陆续回到他们的家乡，该地区重归于稳定。

　　拖雷家族的崛起

　　窝阔台于1241年逝世，这是他的家族走向衰落的第一步，同时也给拖雷的后代提供了一个历史契机。窝阔台曾希望让自己喜爱的孙子失列门继承汗位，可是他的独断专行的妻子脱列哥那决心把她的儿子贵由扶上汗位。她不顾丈夫的遗愿，想方设法暂摄国政，直到蒙古贵族集会选举新汗。在贵由西征的四年中，脱列哥那一直占据着摄政者的位子。汗位继承的中断使窝阔台家族的声望受到了严重的损害。此外，脱列哥那所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也损害了窝阔台子孙的利益。中国和波斯史家一致谴责她的背信弃义、腐败和对臣民的盘剥。对她的这些指责可能有些夸张，因为它们是在拖雷系取代窝阔台系而成为蒙古帝国统治者之后写出来的。但是脱列哥那在中国北方所采取的行动确实招致了激烈的反对。她所任命的税收官和幕僚奥都剌合蛮和法提玛都是穆斯林，他们在蒙古境内强征高额税负。而她所设计的政府体制根本不适用于治理定居的农业人口。与此同时，唆鲁禾帖尼别吉巧施手段，通过慷慨地赠与蒙古贵族礼物和成功地治理自己的领地，悄悄地收买人心，网罗政治盟友。但是，此时她还不能挑战脱列哥那。

　　因此，脱列哥那便可以为所欲为了：她的儿子贵由在1246年登基成为大汗。虽然他剪除了那两个不得人心的穆斯林税官和顾问，但是他仍然打算继续执行他母亲的政策，像传统游牧部落酋长那样来治理他的帝国，即以增加财政收入和领土扩张为唯一要务，对定居农业地区的臣民漠不关心。贵由的军队扩张到了吐蕃，并接受了一个名号为"八思巴"（1235-1280）的吐蕃高僧的效忠。此外，他的军队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也占领了更多的土地。他们甚至威胁到了西欧，因此，教皇派遣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去和蒙古人达成协议，并规劝他们皈依基督教。由于贵由汗断然拒绝接受任何协议，反而坚决要求欧洲向他称臣，因此约翰此行的唯一收获便是他所写的名为《蒙古史》的出使报告。

但是贵由在帝国扩张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并没有减轻成吉思汗子孙之间的紧张气氛。唆鲁禾帖尼别吉继续悄悄地在蒙古贵族中寻找盟友，而她最亲密而且最有影响力的盟友原来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者拔都汗。在对俄罗斯的征战期间，拔都和贵由之间产生了深深的敌意。1247年，贵由终于决心和他的对手摊牌。他集结自己的军队，计划对拔都发动突然袭击。唆鲁禾帖尼别吉知道了他的计划，于是冒着极大危险及时向拔都发出了警告。假如被贵由发现，她将面临背叛的指控。然而非常幸运，她的政治豪赌成功了，因为贵由在开往拔都营地的途中突然死去了。由于她及时向拔都发出了警告，因此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而拔都作为成吉思汗的第三代继承人中最年长的成员，将对新汗的选举产生关键性的影响。

　　与拔都结盟，加上自己儿子的支持，唆鲁禾帖尼别吉此时可以确信，新汗将从拖雷家族中产生了。1251年，拔都和唆鲁禾帖尼别吉在中亚靠近拔都领地的一个地方召开了忽里台，她的长子蒙哥被选为大汗。蒙哥的弟弟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肯定对争取贵族们对其兄长的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是，文献对他们参与忽里台的情况记载很少。唆鲁禾帖尼别吉该心满意足了，因为她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她的一个儿子终于成为广袤无边的蒙古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可是她刚刚享受到胜利的欢乐便寿终正寝了。她死于1252年的正月（2月12日-3月11日）。为了表示对她的感激和崇敬，她的儿孙们分别在大都（即北京）和她的封地真定府为她建了纪念碑。她的一幅肖像在1335年曾悬挂在中国北方一个名叫甘州的镇子的景教教堂内。但是，这幅肖像没有被保存下来，因此我们无法想象出这个出类拔萃的女人的相貌。

　　虽然她的儿子蒙哥于1251年登基，但是他的对手并未轻易放弃他们的要求。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代们宣称，因为这次忽里台是在中亚，而不是在传统的蒙古土地上召开的，所以蒙哥继承汗位是非法的。接下来发生的冲突标志着汗位争夺的第一次激烈斗争开始。贵由的寡妇斡兀立·海迷失和察合台的儿子不里相互勾结，打算推翻蒙哥，以窝阔台的孙子失列门取代他。但是，在大多数蒙古贵族的帮助下，蒙哥汗在两三个月之内便击败了他的对手，并立即展开可怕的报复。曾协助过窝阔台和察合台家族的七十七位将领被处以极刑，其中几人的嘴里"塞满了石子，直到他们死去"。斡兀立·海迷失也被处死。失列门被交给忽必烈惩处。他曾伴随忽必烈旅行过几次，后来忽必烈发现他动机可疑，于是也把他处决了。

　　在肃清政敌之后，蒙哥成了蒙古帝国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他继续了他母亲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资助清真寺和佛教寺院。比如，一位波斯历史学家指出，蒙哥曾"给予伊斯兰教徒最大的荣誉和尊重，并且送给他们大量的礼物"。蒙哥还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设计了税制。他的税制与脱列哥那和贵由强加给农民的苛捐杂税相比要轻得多。在他的计划中，赋税将由国家机构负责征收，而不是由贵族征收。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减轻对臣民的盘剥。

　　和他的前辈一样，蒙哥也在积极拓展蒙古帝国的版图。他效法他的祖父成吉思汗和父亲拖雷，招募其他民族具有专门技术的士兵加入蒙古军队，这些专门知识是蒙古人所不具备的。他命令部队不得任意破坏被征服地区。另外，他命令他的军队在攻击之前，要先给当地统治者发出投降令。只有当这些要求被拒绝后，他们才可以动用武力。

蒙哥任命他的弟弟旭烈兀为西征军指挥官，率军西进去"平定"伊斯兰国家和地区。从1256年开始，旭烈兀率领他的军队开往伊斯兰世界坚固的伊斯马里（即著名的"刺客教派"①）的堡垒。在里海南部厄尔布尔士山上的阿拉穆特要塞，伊斯马里人"加固了防御工事，修筑了一个储存供应物资的巨大仓库"。他们自信有能力抗击蒙古人的强攻和围困，因此断然拒绝了旭烈兀的投降令。于是，旭烈兀用石炮猛烈轰击阿拉穆特，并在1257年初迫使伊斯马里人投降。由于他们曾抵抗过他，因此旭烈兀没有心慈手软，听任他的部队屠杀了绝大部分当地居民。另外，巴格达阿巴斯王朝的哈里发也曾经拒绝过旭烈兀的投降令，并进行过抵抗，因此他也领教了蒙古人愤怒的力量。1258年，旭烈兀击败了阿巴斯王朝，掳掠了巴格达，并处死了哈里发。

　　蒙古西征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东方，蒙哥和他的弟弟忽必烈则遇到了更强硬的对手。然而，正是在这些远征中，忽必烈建立起他的声望，使他积累了问鼎蒙古大汗宝座的足够实力。

　　大理之战

　　当旭烈兀向西方扩展蒙古势力时，蒙哥正在继续进行着征服南宋王朝的计划。他之所以急于征服南宋，部分原因是由于南宋正在不断蚕食蒙古控制的土地。例如，在他继位之前不久，南宋军队刚刚袭击了位于今河南省的洛宁县。因此，蒙哥和他的军事幕僚决定采取一个新的战略，从东到西同时开辟几条战线。直接由北向南实施攻击是不够的，很可能导致失败，从西部发起进攻则将对这个汉人王朝造成威胁。但是，位于现云南省的大理王国构成了一个障碍。蒙古人需要首先平定这一地区，然后以它为基地，对南宋发起突袭。1252 年，蒙哥选派他的弟弟忽必烈率领一支远征军深入偏远的大理。

　　大理是由形形色色的少数民族组成的王国，但几个世纪以来，汉人不断地向那里迁徙。这是中原王朝扩张的合乎逻辑的步骤，因为只要控制了这片疆土，他们就能够畅通无阻地与缅甸、南亚通商。因此，征服大理不仅仅是蒙古人的目标，它肯定也会是任何一个中原王朝的重要目标。

　　虽然忽必烈在1252年7月就接到了蒙哥汗的命令，但是直到1253 年9月他才动身向大理进发。忽必烈为这次军事行动做了非常详尽的准备工作，不敢有丝毫麻痹大意。他相信，他的军队必须做好一切准备，克服遇到的任何障碍，而物资供应一定要充分，要保证做到应有尽有。进攻大理的准备工作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这是他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在他年届三十六岁的时候，他终于承担起了一个军事重任。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在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刚刚出头便担任了远征军的领导任务。由于忽必烈直到成年才得到一个展示自己领导才能的机会，因此他绝不希望失去这个机会。

　　蒙古领土上两位最有才能的人物跟随他开往大理，一个是兀良哈台，成吉思汗四杰之一速不台的儿子，他接受命令，将率领一支军队进攻西南；而儒学老师姚枢则与他的保护者和主人忽必烈一起前往大理。兀良哈台的作战经验远比忽必烈丰富，而他在战斗中的表现证明了他的价值。汉文资料将此次胜利归功于姚枢，认为他的建议对减少杀戮、促使大理投降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但即使他的忠告对这次战役的成功起到了一定作用，中国史学家很可能夸大了他的作用和他的建议的效力。

　　1253年夏末，忽必烈认为他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可以去完成他的使命了。于是他在临洮（今陕西省西北部）集结军队，然后开始向南进军。在到达云贵高原之前，他和他的军队必须横越崎岖不平的山地。他们需要穿越四川才能到达大理王国的河谷地带。三条大江环绕着大理王国，它们是萨尔温江（中国境内称"怒江"），湄公河上游（澜沧江）和长江（金沙江）。从临洮出发前，忽必烈派遣了一个由三位使节组成的使团前往大理，要求大理国王投降。大理国王段兴智实际上只是一个傀儡，实权掌握在大臣高泰祥（又名高祥）手里。如何回应忽必烈的要求取决于高。可惜的是，高的决定对他个人和大理都是很不幸的，他竟然把三个使者全部处决了。

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别无选择，只能采取报复行动惩罚大理。使者的被杀更加刺激他下定决心，一定要严惩这些西南人。他征服大理的战略既简单又富于欺骗性：兀良哈台率领他的军队从西部开往大理，忽必烈则直接与敌人交战，几位亲王则率领部队从东部发动攻击。这三方的攻击开始于1253年10月下旬，忽必烈估计肯定得经过一场血战才能迫使大理投降。高泰祥坚决拒绝向蒙古军队投降，他集结他的部队，在金沙江岸边迎击敌人。忽必烈的队伍在11月到达了江对岸。他并没有为貌似强大的敌方军队所吓倒，命令士兵制造羊皮筏子横渡大江。负责监造羊皮筏的是这次随行出征的一位将军伯颜。这是忽必烈和伯颜之间的第一次联合行动，伯颜后来成为忽必烈最信赖和最能干的军事助手。在这关键时刻，伯颜率领他的队伍在夜幕掩护下勇敢地渡过了金沙江。蒙古军迅速地击败了惊慌失措的敌人，迫使高泰祥仓皇逃回都城，并消灭了高的大部分军队。他的最强大的敌人现在已经陷入混乱之中，忽必烈可以集中力量对大理发起最后的攻击了。

　　根据汉文资料，这次战役中真正的英雄当属姚枢。作为一位优秀的儒士，他希望能使当地居民避免一场蒙古人的大屠杀。他以典型的儒家方式，用历史事实向忽必烈证明采取非血腥策略的重要性。姚枢对忽必烈说，曹彬（930-999）是宋朝的一位著名将领。宋朝建立之初，急于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公元975年，宋太祖派遣曹彬去平定南唐。在途中，曹彬佯装生病。当他的下属聚集在他周围询问病因时，他告诉他们，只有他们保证不抢掠江宁府（今南京），不屠杀百姓，他的病才会好起来。他们同意了，于是江宁府以和平手段被征服了。姚枢敦促忽必烈效法曹彬的模式，并建议派遣一个先遣队到大理，宣告他们不会肆意杀害和抢劫，他们所要求的只是大理王国接受蒙古人的统治。姚枢认为，这种非暴力的策略肯定会使大理放弃抵抗，向蒙古人称臣。

　　但是，事实上这不过是一个中国式的神话而已。姚枢所建议的这种战术实际上蒙古人早已用了几十年了。每当他们到达一个城镇，他们总是向当地居民保证，如果他们和平地投降，他们就不会摧毁这个城镇。忽必烈肯定不需要别人教导他，在充满敌意或尚未平定地区的居民向他和平地投降时该怎样做。在他之前，他的祖父曾一再用恐吓的办法迫使外国人向他屈服。通过最残酷的方式击败所有顽固抵抗的敌人，成吉思汗希望一路所向披靡，人们望风而降。而忽必烈用的正是同样的技巧。他果断地击败了大理最精锐的军队，因而已不需要对残余的抵抗者大肆屠戮，或者对大理的都城发动一次全面进攻，那样只会徒增蒙古人的伤亡代价。

　　此外，大理投降的真相也被这种中国式的神话掩盖了。汉文资料说，忽必烈遵从姚枢寻求大理和平投降的原则，命人制作了一幅丝绸旗帜，上书止杀令，向都城的人们保证，只要他们投降，他们的性命将得以保全。由于得到了这些保证，大理选择了投降。忽必烈履行了他的诺言，只处决了对杀害他的使节负有责任的人，余者盖不追究。但是这个说法不能不使人产生诸多疑问。假如旗帜上的止杀令是用汉字写成的话，大理人能读得懂吗？即使他们能读懂，那么，蒙古人会使用这种中国式的战术，而放弃他们传统的屡试不爽的"投降令"政策吗？实际上，蒙古人的政策和策略与姚枢的策略是十分相似的。因此，蒙古人并不需要姚枢的策略。忽必烈完全可以直接派遣使节命令大理国王投降。这个解释应该比汉文资料中的描写更可信。
无论如何，忽必烈的军队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占领了大理王国的都城。高泰祥趁着夜幕掩护逃出城外，但没跑出多远便被擒获了。忽必烈的两位大将抓住了他，但高决不愿向敌人低头而使自己受辱。忽必烈被高的傲慢激怒了，于是命人在通往大理南门的塔下将他砍头，然后把曾参与杀害他的使节的人处决。忽必烈命令厚葬三位使节，并且令姚枢为他们撰写颂词。虽然他处死了高泰祥，但是他饶恕了高的家族。事实上，高的孩子后来接受了汉式教育，并未受到歧视。

　　总之，在兀良哈台的协助下，忽必烈的首次军事征伐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完成了蒙哥汗托付给他的任务。他的军队并未遭受重大伤亡，然而他却使得蒙古的控制深入到了一个重要区域--既可以作为对南宋发动进攻的基地，同时又是一条与缅甸和印度拓展贸易的通道。他用蒙古人的传统方式，即通过军事行动一举成名。他的哥哥蒙哥是在13世纪30年代的西征中首次参战的。忽必烈的远征，虽然不是一次全方位的远征，但是其成就是不可埋没的。要想成为蒙古领袖，他首先必须显示出他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家的才能。忽必烈此时已经迈出了一大步，他将赢得蒙古贵族们的尊重。

　　忽必烈对领地的管理

　　忽必烈已经在作战中显示了他的胆略，现在他需要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北方的管理上面。作为大理之战的一个成果，他的领地扩大了，包括了今天陕西省和河南省的大部分地区。这样广阔的土地，稳定有序的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忽必烈任命当时只有二十岁的畏兀儿人廉希宪为关西路（在京兆地区）的宣抚使。这是他的领地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地区，他要廉希宪创建一套井然有序的政府管理系统。京兆地区包括陕西和四川的一部分，这里民族众多，很难治理。套用中国历代的一个常用术语，廉希宪的任务是"抑强扶弱"。作为一位典型的儒士，他首先把教育看做达到他的目标的重要手段。他邀请名儒许衡负责学校事务，并选拔有才能的学者进入政府部门做官。许衡后来成为忽必烈政府中的重要人物。不仅如此，廉希宪还十分注重保护学者的利益。从窝阔台到忽必烈，蒙古大汗一直遵守一条规定：禁止把儒士当做奴隶使唤。然而，一些显贵仍然不遵守这条规定，强迫儒士做一些下贱的工作。廉希宪命令地方政府把儒士登记造册，以防止他们被虐待。他惩处了剥削平民的巫师，并加强了对他们的管理。他任命有文化的官员，促进农业发展，发行纸钞以促进商业贸易，征收赋税以满足忽必烈之需。简言之，他为忽必烈领地的繁荣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他的领地得到有效治理的前提下，忽必烈可以着手制定更长远的计划了。从这时起，他非常倚重一个名叫刘秉忠的精明僧人，经常向他请教，寻求指导。汉文文献中有很多关于他们之间关系的描述，但是这种关系显然被理想化了。据一位最近撰写刘秉忠传记的作者称：

　　要想分辨出真实的状况，必须首先克服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流行传说的双重障碍……在元朝的正史中，刘秉忠被描绘成一个具有完美品格的理想的帝王幕僚。君王和大臣之间的亲密关系一直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一个主题。当受命于天的君主以贤德实行统治时，他就会依赖他贤明的大臣的协助和建议。这就是二重观念的"明君"和"贤臣"。贤臣和明君一样，都成了英雄。他们被吹捧得很高，甚至被偶像化了……只有在剔除传统的思维模式和流行传说之后，我们才能客观地评价刘秉忠。

　　即使剔除汉文文献中的夸张不实之词，刘秉忠显然曾对忽必烈早年的事业和政策产生过显著的影响。刘的多才多艺一定给忽必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刘秉忠不仅是一位出色的书画家，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此外，他还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事实上，他和其他一些学者合作，曾为蒙古人设计出了一个新的比较精确的历法。这个在他死后才颁布的授时历异常精确，因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刘秉忠还精通道教、佛教以及儒教的教义和礼仪。他这方面的知识在他1258年参加佛教徒和道教徒之间的正式廷辩时第一次显露了出来。后来他在为蒙古朝廷重新制定礼乐和其他礼仪时更显示出了这方面的才华。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忽必烈要把这位饱学之士延揽进他的幕僚团队。

刘秉忠在一份呈给忽必烈的长达一万字的谏言中，试图将他理想的执政方略彻底表达出来。他以儒家一贯的习惯，首先从史前传说中的中国皇帝开始讲起。乞灵于过去的英雄往往是论说的一部分，目的是使中国君主相信作者建议的政策的效用。刘秉忠说，如果君主想要创造明君所创造的黄金时代，那么就需要听从他所提出的建议。刘秉忠的忠告包括一系列具体的建议，所围绕的主题只有一个，即培养和保护儒士，把他们当做国之瑰宝。刘秉忠建议忽必烈依靠儒士来实现他的计划，在他的领地广设学校，为年轻人参加科举考试进而入仕创造条件。刘秉忠不仅主张恢复传统的中国科举考试，而且还试图恢复古代中国的礼乐仪式。此外，他还建议固定税率，建立法制，以免加重汉地属民的负担。他以典型的汉人学者的方式，恳求忽必烈招揽一些学者，准备着手编纂被推翻的女真金朝的历史。

　　事实上，忽必烈几乎同意了刘秉忠所提出的所有建议，只有两个例外。他反对恢复科举考试，因为这样做意味着必须任用汉人，或者至少要用说汉语的人充当政府官员和幕僚。忽必烈想要有更大的灵活性，不想过分依赖汉人。此外，他也暂时搁置了编纂前代史的建议。忽必烈此时毕竟既不是蒙古帝国的统治者，也不是中国皇帝。编纂前代史一事他做不了主。假如一定得有人出面的话，那么只有蒙哥汗才有权推动这一学术事业。刘秉忠当然了解忽必烈无权实现他的这一提议，因此他的动机令人颇费思量。是不是他认为可以通过忽必烈从而影响他的哥哥蒙哥汗呢？还是他相信忽必烈最终一定会成为大汗呢？

　　在跟随忽必烈远征大理以后，刘秉忠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更长远的计划上。汉文文献记载说，刘秉忠与姚枢一起，对制止滥杀和掳掠当地居民发挥了作用。我在前面已经对这个说法表示了怀疑。无论如何，现在忽必烈和他的幕僚们得到了几年的战后休整时间，因此，他们可以启动一个规模宏大的工程，以显示忽必烈对汉地属民的依赖和关心，那就是，在他位于农耕世界的新领地建设一个都城。一些汉文文献把这个计划归功于刘秉忠，但其他史料则根本没有提到他曾经参与制定这个计划。在此，忽必烈的贡献不应该被忽略。他并不需要通过别人劝说才能认识到建设这样一个中心所具有的象征意义。也许忽必烈和刘秉忠都曾为此作出过贡献。

　　他们选择的都城位置在滦河之北，在后来的清朝（1644-1911）多伦诺尔（七湖）镇以西约六十公里处。从北京骑马，沿着汉地农业区和蒙古草原的边界地带，大约要走十天才能到达此地。传统的蒙古人没有什么理由指责忽必烈抛弃传统，站在汉人一边，因为事实上，已经有一些蒙古亲王在大草原上建造了一些城镇。然而，当忽必烈在1256年命令刘秉忠按照中国传统的"风水"原理选址建城时，他实际上是在发出一个信号，即他将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汉地属民身上。

　　忽必烈的新定位所激起的反对声浪。支持传统价值观的蒙古人对忽必烈表面上讨好汉人的态度感到不安，而且从这个时候起，他们开始反对他的政策。这种分歧削弱了蒙古人的力量，破坏了他们统治广大被征服地区的努力。忽必烈似乎已经被中原文明所吸引。蒙古保守主义者把他可能"转向"认同汉人价值看做是对他们自己生活方式的威胁，其中一些人决心把他除掉，以免他颠覆他们传统的游牧经济。

　　蒙哥当然有理由听信别人对他弟弟的指控，有人告他亲近汉人，说他甚至有可能采取叛逆的态度和政策。蒙哥可能对忽必烈在大理所取得的完全彻底的胜利感到不满。忽必烈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生活在别人的阴影下，而现在却正变得越来越显要。蒙哥也可能是嫉妒他弟弟突然蹿升的声望。他对忽必烈在开平所建的华丽住宅恐怕也不会感到很舒服，因为其宫殿足以与大汗在哈剌和林的豪华宫殿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建在蒙古心脏地带的首都才应该是帝国的真正代表。忽必烈用他新造的开平城掠美是不应该的。

　但是这些担心也许还只能算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更值得担心的是忽必烈对汉人的认同。蒙哥的官员屡次试图让蒙哥对他弟弟产生怀疑。他们指控忽必烈使用汉法管理他的领地，而抛弃了传统的蒙古法规。蒙哥仍然认为哈剌和林是他的首都，而蒙古国则是蒙古帝国的中心，因此忽必烈在定居社会建立主要居所的做法是对传统蒙古社会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肯定有人极力怂恿蒙哥及早消除他弟弟造成的威胁。

　　无论如何，1257年，蒙哥派了两个最信赖的助手阿蓝答儿和刘太平，到忽必烈的领地调查税收。一些汉文资料暗示这次任务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一个借口，搞垮忽必烈。如有必要，这两个密使甚至会编造谎言陷害忽必烈。在匆匆检查了一遍账簿之后，他们便发现很多所谓的违法、逃税事件。他们立刻抓捕了几个高官，没有经过审讯就处死了他们。但是与最显赫的蒙古贵族关系特别密切的官员逃过了一劫。最著名的汉将史天泽就是其中之一。他的声望及其强有力的支持者使他免于受害，但其他人则没有这么幸运了。不过，并没有证据显示曾发生过一次可怕的大屠杀。阿蓝答儿在初步的整肃结束后，建立了一个名为钩考局的机构，稽查税收记录并仔细审查忽必烈官员的活动。他们处心积虑地削减地方政府机构中的汉人人数。整肃毫无疑问还要继续下去，直到威胁到忽必烈本人。忽必烈的一些权力，包括在税收方面的重要权力，已经被削弱，它表明忽必烈在蒙古权力阶层中的地位很不稳定。

　　忽必烈的选择很有限。如果他选择藐视他的哥哥，想办法驱逐密使，然后静候由此带来的后果，那么蒙哥或许会采取报复行动，发动军事征讨，惩罚胆敢反抗的弟弟。这场兄弟之战肯定会削弱蒙古人的力量，而且最后的失败者很可能是忽必烈。忽必烈根本不可能指望从蒙古贵族那里得到什么支持，因为在他们眼中，他是一个傲慢无礼、叛逆的弟弟。因此这个选择对忽必烈来说是不切实际的。

　　汉文史料把功劳归于忽必烈的儒士和僧侣幕僚，他们劝他另谋他策。据说儒士姚枢恳求忽必烈，切不可鲁莽行事，而蒙哥任命的蒙古帝国的佛教领袖那摩，则极力建议忽必烈要更加尊重他的哥哥。他们两个都在暗示，如果忽必烈心怀敌意，只会坐实蒙哥身边的臣僚对他品格的恶语中伤。他们建议他采取有效措施，消弭忽必烈的政敌在蒙哥汗廷中散布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从而纠正蒙哥对忽必烈的不良印象。忽必烈采纳了这个忠告，派了一个名叫谭澄的汉人和一个名叫阔阔的蒙古人到蒙哥汗廷中代他陈情。不过，这项使命显然不太成功，因为直至1257年12月，蒙哥仍然对忽必烈充满敌意，不愿宽恕他。因此忽必烈有必要采取更进一步的妥协和安抚行动，使蒙哥释怀。忽必烈的幕僚建议他亲自前往哈剌和林蒙哥汗廷为自己辩解。他们建议他绕开政治话题，不谈他们争论较大的问题，只诉诸兄弟之间的情谊。汉文史料说，忽必烈完完全全地照着他们的建议做，两兄弟之间的会面非常成功。据记载，在两兄弟彼此张开双臂拥抱对方之后，他们便尽释前嫌了。

　　但是这种解释可信度如何呢？我们知道，蒙哥和忽必烈都是坚定的现实主义者，很少会让个人感情影响他们的决策。即使是涕泗横流的兄弟团圆场合，情绪通常也不会动摇他们在关键政策上的决定。家族感情显然没有阻止蒙哥争夺汗位，也没有阻止他随后对他的堂兄弟、婶母以及远房亲戚的无情清剿。兄弟阋墙在蒙古人中绝不鲜见。仅仅两三年之后，忽必烈自己为了争夺汗位，也卷入了一场和自己亲生弟弟的血腥斗争。汉文史料中所描述的动人和解场面也许曾经发生过，但是这种和解不能仅仅用兄弟之爱来解释。

1258年1月，蒙哥遇到了两个重要问题，虽然各不相同，但足以影响甚至削弱他的统治。首先是发生在僧人和道士之间的宗教冲突，升级为械斗、摧毁寺庙和道观以及抢掠珍贵宗教艺术品等。为了实现他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蒙哥需要各宗教间达成和解，或者至少要使局势获得稳定。第二个问题是征服南中国，那里显然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征服南方不仅会使汉人更敬畏他，而且，将中国重新统一起来，也会提高蒙哥汗在汉人官僚和儒士中的地位。蒙哥碰到的这两个问题都和汉地有关，更涉及忽必烈的辖区，因此，如果没有忽必烈的协助，蒙哥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便会困难重重。忽必烈已经赢取了许多北方汉人的信任，而他的汉人幕僚在解决佛、道争执以及在收买南方汉人人心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因而蒙哥根本无法舍弃忽必烈，并因此疏远他弟弟的汉人盟友。蒙哥固有的实用主义思想决定了他决不会采取一种激烈的手段把事情搞砸。于是他便眼泪汪汪地与忽必烈和解。我觉得这个解释比汉文史料中所描写的更符合实际。虽然我并不排除确实可能发生过汉文史料中所描述的那种戏剧性的场面，但是我认为这种场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发生，那就是蒙哥和忽必烈经过理性评估，都认识到了他们之间的分裂将会是多么的愚蠢。

　　蒙哥亲征南宋

　　蒙哥交给忽必烈的任务的确是一个挑战，他要率领蒙哥汗四支军队中的一支去征服南中国。如果蒙古人想要巩固对中国北方的控制，防止中国北方的民族主义者聚集在南方的旗帜下，他们就必须迫使南宋王朝投降。南宋的存在会使汉人觉得他们的民族还有救，因而对蒙古人的统治造成威胁。蒙哥也可能急于使他的军队兴奋起来，使他们有事可做，并保持他们的战斗力。因此他决定发动一场征服南方汉人的战役，而忽必烈将在这场战役中发挥关键作用。

　　蒙哥的计划引起了争论。他的一些将领表示反对，认为南方气候炎热，疾疫流行，暗示蒙古军队在这样的环境中作战会遭受更多损失，因为他们比较习惯凉爽的气候。批评者认为，蒙古军队会因为不适应陌生的环境而陷入战争泥潭。然而，蒙哥强硬地回应道，他希望完成他的先辈未竟的事业。他以此回答所有的反对声音，显示出征服南中国的强烈愿望。

　　要战胜南宋，需要更先进的军事技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例如，南宋首都临安（今杭州）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保守估计人口大约有一百五十万。而威尼斯作为欧洲的商业中心之一，当时只有十万居民。蒙古人在中国北方发展出来的围城战术现在面临真正的考验。围攻这些城镇需要重型火炮，尤其急需可抛射巨石的发射机。而蒙古人最擅长的骑兵作战却不适合中国南方的地形和居住区。在这里，他们的成功只能依赖步兵和对主要城市的围攻。为了规划和进行这些战役，他们转而求助于他们的汉人幕僚和回教徒。

　　最后，蒙哥认为，他的军队能够击败并占领中国南方，于是决定让他的军队同时开辟四条战线，使南宋军队不能专注于防卫任何一个区域。为了阻止蒙古人的攻击，他们将不得不把军队分散在一片广阔的疆土上。尽管形势有利，蒙哥仍然丝毫不敢大意，对战役做了严密的部署。他的弟弟阿里不哥留守在哈剌和林保卫首都，并处理蒙古国的日常事务。依据蒙古习俗，家中最小的儿子负责看守灶火①或土地，蒙哥按照蒙古习俗把这项工作分配给了阿里不哥。

　　当一切准备就绪，1257年六七月间，蒙哥前往成吉思汗旧殿朝圣。在那里，他举行了祭奠仪式，祈求这次新的军事冒险能够成功。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他又进行了祭天活动，在他宫殿周围的圣地上洒了马奶，这种马奶产自专属于他的马群。

这一切都是作为一个优秀的蒙古大汗必须履行的职责，在举行了这些仪式之后，蒙哥便率军开赴南方。到1258年5月，他已经跨过黄河，在今宁夏固原县南部的六盘山集结他的军队。他所统率的军队数目不详。波斯史学家提供的数字显然是被夸大了。有一份史料说蒙哥率领一支六十万人的军队，另一份史料则说忽必烈率领九个"万户"（大约九万人）的分遣队。但是汉文史料中的数字一般比较小。当蒙哥成功地攻占了四川的一个重镇后，他留下了三千士兵守卫。假如他真的像波斯史料所说的那样指挥着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他肯定会安排一支较大的部队保护他好不容易才取得的胜利果实。

　　蒙哥为四支部队分配了具体的任务，规定了所要达到的特定目标。蒙哥亲自指挥的军队将从他的西北基地出发，向南挺进，占领西南方的四川省，然后向东进攻。忽必烈的军队将从他新建的开平向南方进军到华中，渡过长江到达鄂州（今湖北省武昌），他们要在那里击败南宋军队。在那里他们还将与兀良哈台率领的从云南开来的第三支军队会合。第四支军队由成吉思汗兄弟的孙子率领，从蒙哥六盘山的基地向位于鄂州西北部的襄阳进攻。这支军队最终也要与忽必烈和兀良哈台的军队会合。这个计划显然是要把南宋的东部和西部分割成段，使之首尾难顾。蒙古人打算先集中优势兵力平定西南和中原，对偏安东部的南宋小朝廷的兵力形成压力。他们也希望在西部战役中迅速取胜，迫使宋廷有条件投降，从而减少蒙古人的伤亡损失。

　　起初，蒙哥的军队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他的进军路线是最艰辛的，要么道路尚未开辟，要么人迹罕至。西南地区的酷热令人窒息，山峦起伏的地带易守难攻。天然环境对防御者十分有利，他们利用熟悉地形的有利条件，成功阻止了蒙哥的进军步伐。骑兵作为蒙古人的主要力量在这次远征中作用不大。相反，包围据点，围攻城镇成了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内容。虽然蒙古人已经相当熟悉围城战，但是这种军事战术毕竟不是他们的长项。而且，防御者可能比蒙古人预料的更难缠。蒙哥虽然很不情愿，但仍不得不在西南耽搁了较长的时间。

　　然而他的进攻一开始却很顺利。到1258年3月，他的军队已经攻陷了四川重镇成都。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重庆周边地区，这里主要的障碍是合州。南宋将领王坚决心保卫这个城镇，击退蒙古侵略者。他没有被来势汹汹的进攻所吓倒，宁死不投降。结果，蒙哥的军队推进缓慢。1259年3月，在占领成都一年后，蒙哥召集高级军事将领举行宴会，讨论将来的策略。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开始了讨论。蒙哥最信赖的幕僚再次表达了保留意见，认为这些地区和蒙古人较早成功占领的地区实在太不同，他再次强调了疾病和酷热的威胁。然而蒙哥力排众议，表示要坚决推进他的计划，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合州。不幸的是，他的努力注定要以失败告终。

　　蒙哥在合州打了五个月。从3月下旬到5月初，他的军队反复攻击这个城镇，但是一点作用都没有。根据史料，双方的伤亡都很惨重。然而，蒙哥并没有灰心。虽然他坚持继续进攻，但是在五月和六月初，他的军队被暴风雨所阻，无所作为。他的战役在这阴雨连绵的季节里停滞不前。雨季一结束，他的军队立即发动进攻，但是王坚的军队岿然不动。在一次进攻中，一个叫汪德臣的人率领他的人马搭起云梯要摧毁城墙。当他爬上梯子的时候，他看见了王坚并催促这个宋将赶快投降。王坚搬起石头砸向侵略者，其中一块砸死了汪德臣。

　　这次血腥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8月11日，蒙哥死于钓鱼山下。有史料认为他的死是由于进攻合州时所受的箭伤。其他史料，包括《元史》，则断言他死于痢疾。拉施都丁则声称蒙哥死于霍乱。不管原因是什么，蒙哥的死震撼了整个蒙古帝国，并对其未来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章众汗之汗

　　由于蒙哥的死亡，蒙古帝国的最高阶层突然停止了行动。蒙哥在西南的战役突然结束。他的军队保有了已经占领的领土，但是没有增加新的领土。他们也没有打算与其他征宋的蒙古军队会合。蒙哥的尸体被运回到蒙古东北部，葬在他父亲拖雷和他的祖父成吉思汗的墓旁。蒙古人又用了二十年时间才最终打败了宋朝。

　　汗位继承的无序性再次造成蒙古帝国的混乱和分裂。由于没有具体规定由成吉思汗后代的哪个系继承汗位，因此必须召开忽里台选举新汗。上文我们已经介绍了围绕选举蒙哥所发生的种种斗争、选举的争议以及继位后的政治清洗，等等。这一切使得后来的选举愈加困难，并且玷污了忽里台的形象。显然，军事实力最强的领袖可以左右选举（比如，拔都在蒙哥称汗一事上所起的作用）。对汗位最强有力的挑战全凭军事实力，而不是什么特定的继承原则。如果两位领先的候选人觉得他们实力相当，相互间发生冲突的危险便会大增。这样的分裂肯定不利于蒙古帝国内部的安定。蒙哥1251年的即位造成了四个蒙古王族中的两个，即窝阔台和察合台后裔的离心离德。他们肯定在寻找机会夺回大汗宝座，而蒙哥的死正好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

　　继位之争

　　事实上，汗位争夺的斗争却发生在拖雷家族内部。蒙哥的两个弟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都想继承汗位。他的三弟旭烈兀已经在西亚建立了自己的帝国，故而没有参与汗位争夺。虽然他并没有对竞争结果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是他更希望他的哥哥忽必烈问鼎大汗宝座。他对忽必烈的支持可能部分由于他们都认同定居世界。然而，当他的哥哥们深入南方和西方伟大文明中心的时候，阿里不哥却留在了蒙古故乡。他的生活视野受到了限制，因而比较狭隘。他更喜欢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而不喜欢依赖耕作维生的农业世界。他成了一位蒙古传统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捍卫者，蒙古保守分子的一位领袖。面对越来越多的蒙古人喜欢定居生活方式，保守分子觉得无依无靠，被孤立了，并觉得受到了威胁。这些人认为，忽必烈和旭烈兀属于最坏的叛逆分子，因为他们被征服地的文明所吸引，寻求属民的建议和帮助，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中原或波斯，而不是蒙古本土。忽必烈和旭烈兀以及其他蒙古领袖所发生的变化令他们感到心惊胆战，于是这批愤愤不平的保守派转向阿里不哥，希望他成为他们的代表。

　　由于阿里不哥在汗位争夺中的失败，支持他的史料便少得可怜。这些史料往往把他描写成一个篡权者，表里不一，权欲熏心，一手制造汗位继承危机，阴谋非法窃取汗位；在他的幕僚的怂恿下，他暗中操作，企图冒天下之大不韪，挫败蒙古贵族的希望，先下手为强，抢在所有人之前把汗位攫为己有，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化，对阿里不哥的批评也过于严厉。尽管忽必烈曾声明，事实上他想登上大位的心情和阿里不哥一样急切。《元史》告诉我们，忽必烈曾三次拒绝了登上汗位的提议，但是他的拒绝只是形式上的。他只不过按照他的先辈制定的礼仪规则行事而已。因为如果立即答应劝进建议，会显得太急切，因而是不体面的，而他绝不能辜负蒙古贵族的期望。和他的弟弟一样，他也是不择手段想登上汗位。下面简单叙述一下忽必烈登基的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权欲和动力。

　在1258年某个时候，忽必烈得知了蒙哥汗的征宋计划。在当年的12月，他从他在开平的宫殿出发向南方进军。他派遣霸突鲁率领一个先遣部队为他的大军准备补给。他希望这次远征能像远征大理那样成功，因此警告他的官员不得滥杀汉人，并警告违令者将被严惩，甚至被处决。显然，他希望向汉人显示他的仁慈和灵活性，从而得到他们的效忠。在1259年8月之前，他已经越过淮河（在今河南境内），并且派遣他的亲近幕僚畏兀儿人廉希宪前往台山地区（今湖北红安县），勒令当地居民投降。在廉希宪离开之后，忽必烈继续向南进军，并在9月初到达长江北岸。十天之后，他的异母兄弟穆哥派信使向他报告了蒙哥死亡的消息，穆哥要求他回到北方，准备选举新汗。根据《元史》的记载，忽必烈拒绝了，说，"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拉施都丁详述了同一件事，并引述忽必烈的话说："我等率大军临此，如蚁如蝗，奈何以谣诼而返还耶？"

　　无论这些对话是否真实发生过，或是后来人编造用以说明忽必烈的无私和英勇，殊难断定。此后，他继续进行了两个月的征宋战役，其动机不太清楚。他肯定明白尽快选举新汗该有多么重要，也许他希望用征宋战役的成功来证明自己的能力。无论是窝阔台汗还是蒙哥汗，都没能击败南宋，或与南方汉人达成一个协议。一场胜利自然会给即将召开的忽里台留下好印象。而且，如果在继位问题上出现争议，他可以依赖中国南方的雄厚资源作为争取汗位的资本。基于这些原因，他没有理会异母兄弟催促他回到北方的请求。

　　于是，忽必烈打算横渡长江，占领江对岸的领土。在断然拒绝穆哥的要求数个星期之后，他命令他的军队开始向对岸发起攻击。他的将领们被横扫江面的狂风暴雨吓坏了，于是建议忽必烈等天气状况好转时再发起对宋军的攻击。但是，他不顾他们的建议，执意要求他们立即准备渡江。旌旗高举，鼓号齐鸣，蒙古军队强渡长江。他们一登岸，马上云开雨霁，一场战斗紧接着开始了。双方死伤惨重，但蒙古人毕竟在长江以南建立了一块立足之地。

　　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是鄂州。这座沿江城镇并不容易攻取。其城防异常坚固，只能靠长期的围攻才能取胜。南宋丞相贾似道也派军队增援这座被包围的城市。宋将吕文德率军从重庆赶来，在10月5日夜晚不可思议地避过蒙古军队，进入鄂州城。围攻战争出现的这一裂口表明蒙古人并没有完全控制这一地区。然而，忽必烈急于占领鄂州，希望用一场胜利提高他在蒙古帝国中的声望，因此不愿意接受任何妥协。另一方面，贾似道则愿意不惜任何代价保卫南宋的领土，于是派他的将领宋京和蒙古人谈判。贾似道提出了1005年被契丹接受的条件。契丹是一个来自北方满洲地区的民族，他们曾严重威胁到北宋的生存。按照澶渊之盟，契丹同意不再入侵中原领土，条件是北宋每年向契丹提供丝和白银。这时，贾似道试图和蒙古人达成同样的条件，授权宋京向忽必烈提出条件，即每年大宋向他提供白银和纺织品，作为交换条件，双方以长江为边界。但是忽必烈拒绝了这样的协议。儒士赵璧作为忽必烈的谈判代表，对南宋的提议表示不屑一顾，指出"在我们渡江之后，再说这些话还有什么用呢"。蒙古人已经用武力强行占领了南宋特使打算让与的土地。忽必烈一定考虑过，当他们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为什么放弃战争行动呢？没有必要妥协，他有足够的时间谈判，而且他的军事努力正在取得成果。

　　继位危机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救了南宋。在蒙哥死后几个月内，汗位争夺已经变得非常激烈，而且阿里不哥已经赢得了大批支持者。蒙哥的一个皇后，连同蒙哥的儿子阿速台和玉龙答失一起，都把宝押在阿里不哥身上。窝阔台的孙子朵儿只，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和术赤的孙子忽鲁木失等等，也保证支持阿里不哥争夺汉位。除此之外，阿里不哥在皇室之外也有重要的盟友，其中有蒙哥执政期间最重要的官员孛鲁合。一切部署妥当，他开始行动了。阿里不哥任命阿蓝答儿为军队总指挥官，并且命令他到戈壁沙漠以北地区签军①，同时命令朵儿只前往漠南为他签军。11月下旬，朵儿只前往燕地，即现在北京周围地区，他希望能够一呼百应。阿蓝答儿开始向忽必烈的新都开平进发。忽必烈的妻子察必在丈夫出征时留守后方，她试图阻止阿蓝答儿的行动。她同时也派遣使者将阿里不哥的计划告知忽必烈。忽必烈别无选择，只能放弃对鄂州的围攻，动身返回北方去制止阿里不哥。为防不测，他从鄂州撤回了大部分军队前去争夺汉位，只留下霸突鲁率领的一支军队作为象征，保卫他们已经取得的战果。

拉施都丁在叙述这个故事时则对阿里不哥所谓的奸诈持更为严厉的批评态度。这位波斯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阿里不哥一边征兵（怯薛①和秃鲁花②），一边试图隐瞒这一动向。当忽必烈向阿里不哥的信使询问关于征兵的奇怪谣言时，他们回答道，"我等奴仆也，事非所知，想必谎言也。"这引起了忽必烈的怀疑，他带了一个口信给阿里不哥，表达了他的疑虑。阿里不哥立刻派遣使者，用"甜言蜜语"欺骗忽必烈，告知他"彼已撤销征发秃鲁花及军士之事"。实际上他根本没有这种打算，而且继续扩军备战，以便与忽必烈进行最后的军事摊牌。为了设陷阱诱捕他的对手，阿里不哥邀请忽必烈和"所有其他亲王们"集会哀悼蒙哥之死。忽必烈认识到，一旦他踏上阿里不哥的地盘，他就会立即被扣留，于是他以"我们还没有从战场中返回"的借口拒绝了邀请。阿里不哥明白无法再欺骗忽必烈，于是着手准备战争。他到处散布谣言，说他的哥哥旭烈兀和在俄罗斯的金帐汗国的统治者别儿哥，都支持他称汗，由此吸引众多蒙古贵族支持他。此时，双方都没有退路了，冲突不可避免。拉施都丁的叙述是否可靠呢？很明显，这个说法很不利于阿里不哥。因为这两个贵族都觊觎大汗宝座，所以我相信双方定然会相互挑衅，互不相让。

　　据说当忽必烈在1260年春天到达开平的时候，很多王子催促他接受蒙古帝国汗位。《元史》上说他们"乞求"他登上汗位。在三次礼节性的拒绝之后，他最后同意了他们的请求，5月5日，在开平匆忙召集的忽里台选举他为大汗。他的当选是很特殊的，因为以前所有的可汗都是在蒙古或中亚召开的集会上选出的。因此，这次忽里台的合法性将受到挑战，而且后来实际上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挑战。然而，当决定与自己的弟弟发生正面冲突之后，他已经向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位置迈出了第一步，而在几年之后他就被承认为蒙古人的合法统治者。

　　阿里不哥的挑战

　　忽必烈于1260年5月被选举为大汗，此事引发了争议。阿里不哥是第一个向忽必烈发难的人，但是他并非最后一个挑战者。忽必烈在执政期间一直受到继位程序非法的困扰，一些汉人和蒙古贵族多次试图推翻这位大汗及中国皇帝。他的敌人主要是保守的蒙古人，这些人怀疑他有明显的认同中原和当地汉人的倾向，而这些汉人实际上对异族统治充满了厌恶。所以，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政策，他都注定会疏远这两部分人中的一部分。他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使两方面都感到满意。而如果他的某项决定触怒了任何一方，他们都可能以他的继位不合程序作为起来反叛他的正当理由。面对这样的威胁，他不断地寻找证明他合法性的方法。他希望他的汉地和蒙古属民认可他为正统统治者，这种强烈的欲望可能刺激他后来发动了一连串的军事行动。他当选大汗的经过应该详加说明，因为在后来若干年里，这一直是某些人企图推翻他的借口。

　　1260年6月，阿里不哥宣布登上汗位。这时，阿里不哥和忽必烈都成了大汗，都在寻求蒙古皇室各派系的支持，而阿里不哥似乎已占有优势，蒙古帝国内部四大汗国的统治者都支持他。1257年拔都汗死后，金帐汗国的汗位由别儿哥继位，别儿哥偏爱阿里不哥，部分原因是他仇视忽必烈的盟友、弟弟旭烈兀。别儿哥已经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回教徒则认为旭烈兀是他们的敌人。别儿哥和旭烈兀两人都宣称拥有现在阿塞拜疆地区的所有领土，这个争执使他们之间产生了深深的敌意。他们自然会支持不同的大汗候选人。阿里不哥也得到了中亚察合台汗国的支持，该汗国统治者阿鲁忽事实上极力鼓动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此外，蒙哥汗家族的许多成员也已与他联合起来。忽必烈的主要盟友，也是他真正靠得住的盟友是波斯伊儿汗国的可汗旭烈兀，但是旭烈兀自己正面临着一个危机。

　当旭烈兀得知蒙哥的死讯后，便决定回到他的故乡。此时他刚取得一场最关键的胜利。在亚美尼亚国王赫图姆及其军队的帮助下，旭烈兀于1260年1月25日夺取了阿勒颇市。亚美尼亚资料显示，赫图姆是一位基督徒，可是却处于中东、俄国和土耳其的回教徒和回教支持者的包围之中，于是他向蒙古人提供了四万名军人和一万两千名骑兵，对这个叙利亚城市展开了围攻。赫图姆觉得和蒙古人打交道比和回教徒打交道更安全。此外，旭烈兀的妻子也是一个基督徒，这无疑也是赫图姆决定帮助旭烈兀的一个原因。由于这次胜利，旭烈兀相信他可以放心地返回蒙古去参加忽里台选举新汗。他命令副统帅怯的不花征服大马士革并且占领叙利亚的其余领土。他的无情攻势似乎是无法阻挡的，而且他估计，即使他不在，他的军队在怯的不花的率领下也能完成任务。

　　但是这个估计证明是错误的。埃及马穆鲁克统治者（马穆鲁克本来是埃及人的突厥奴隶，但是在13世纪夺取了政权）很快便得知旭烈兀已经去了东方，只留下怯的不花率领的一小股军队。他们的指挥官之一拜把儿士，认识到现在是马穆鲁克王朝的一个好机会，可以趁机消灭实力不足的蒙古军队，毁掉蒙古人无敌的形象，重新树立起穆斯林世界与蒙古人斗争的信心。拜把儿士于是率领他的军队向北进发，与怯的不花的军队对阵。1260年9月6日，两军在加利利的阿音札鲁特展开了一场历史性的战斗。怯的不花的军队估计总共只有一万人，不仅人数大大少于敌军，而且战术上严重失误，他们中了对方的圈套。马穆鲁克人采用了蒙古人惯用的佯装败退的策略而且得逞。在数个小时的战斗之后，马穆鲁克人开始从战场撤退，而蒙古人认为他们快要击溃敌人了，于是继续前进，却被引诱到一个致命的圈套中。正当蒙古人追歼后退的马穆鲁克军时，他们突然发现其他马穆鲁克军队正从四面八方冒出来，把他们包围得水泄不通。在当日天黑之前，蒙古军队已经被彻底打败，怯的不花被俘虏并被斩首。蒙古人的攻势终于停止了。

　　得知蒙古军队在阿音札鲁特的败绩后，旭烈兀匆忙原路返回。然而，他还没有来得及向回教徒施行报复，便卷入了一场与金帐汗国的战争中。金帐汗国可汗别儿哥对他构成了严重威胁，后者受到马穆鲁克战胜伊儿汗国军队的鼓舞，大胆地向旭烈兀宣战。

　　当旭烈兀忙于和金帐汗国的战争而无暇旁顾时，忽必烈也在开平孤军作战。为设法自救，忽必烈首先试图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并把他弟弟阿里不哥描绘成一个非法篡权者。毫无疑问，在他的汉人幕僚的影响下，他以汉人术语表达他的观点。登上汗位一个月后，他发表了即位诏书（实际上是由他的幕僚王鹗起草的），试图把自己和传统的中国皇帝挂上钩。他承认，虽然蒙古人的军事技能非常出色，但是他们的管理技巧还不成熟。当今之世，需要一位圣人统一中国各民族，并且遏制阿里不哥所领导的军队的过激行为。忽必烈声称，只有他才能担当这一重任，并说他已养成了仁爱之心，一直以扶助大众为要务。他主张减轻赋税和其他负担。他强调，让饥饿者有饭吃是他的首要任务，但是他也强调，他会按照前人的传统实行统治，其用意当然是为了迎合他的汉地属民的观点。在结束的时候，他强烈呼吁他领地内的军民，以及领地外那些挑战他统治的人，为了帝国的利益与他合作。他的昭告和传统中国皇帝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他呼吁他的汉地属民帮助他把中国重新统一在他的统治之下，但是这番话他是在汉文语境中说的。在他发表即位诏书几天之后，他便采用了中国年号"中统"（中央统治），其做法与一个典型的中国皇帝无异。除此之外，他建立的政府机构或者类似于传统的中国政府机构，或者与其完全一样。他在自己的统治区设立了十个像中书省和宣慰司这样的管理机构，这和宋朝及其以前中国朝代的统治机构相比，差别很小。忽必烈希望以此向汉人发出一个信号，即他希望采取一种传统中国统治者的官职制度和治理风格。
虽然忽必烈用自己的行动说服了许多北方汉人，但是他并没有能够影响南宋。事实上，南宋利用忽必烈在北方遇到麻烦之际，收复了蒙古人早先占领的领土。南宋宰相贾似道命令他的军队攻击负责守卫忽必烈新占土地的小股蒙古军队。他们击败了蒙古军队，并夺回了失地。贾似道故意把这次小胜描写成一个巨大的胜利，误导宋廷坚决反对与来自北方的"野蛮"侵略者妥协。而与此同时，忽必烈却对此无力做出回应。他得把他的军队投入到与阿里不哥之间所进行的内战，因此无法派遣军队讨伐南宋。相反，1260年5月21日，他派遣了一个使团前往宋廷寻求以外交途径解决争端。该使团由他的汉儒幕僚郝经率领，何源和刘人杰为副使。贾似道的反应不出所料，而且很不明智，他扣留了郝经及其他使团成员。然而，宋廷明显的敌意只会刺激忽必烈和他的蒙古同胞报复他们，而且最后他们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忽必烈暂时必须集中精力对付阿里不哥。

　　忽必烈的主要策略，是不许阿里不哥染指农耕世界丰富的物质资源。阿里不哥的基地建在哈剌和林，大部分军需品依赖运输，而忽必烈决心切断他与补给中心的联系。以别失八里为首府的畏兀儿地区就是这些中心之一。蒙古在别失八里的代表合丹支持忽必烈，他是窝阔台的儿子，也就是忽必烈的堂兄弟。到了1262年，合丹已经在实力上胜过了支持阿里不哥的军队。合丹在保卫中国西北部原西夏领土，抵抗阿里不哥入侵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他的军队占领了甘肃，因而切断了阿里不哥在这一地区的补给线。忽必烈自己在燕地（邻近今北京市，稍后成为忽必烈在华北的都城）也布置了军队，这里是哈剌和林蒙古人的第三个备用供应中心。阿里不哥只剩下一个区域，那就是哈剌和林西北的叶尼塞流域。最近的苏联①研究显示，叶尼塞河上游的农民种植小麦、谷子和大麦，而手工艺人为蒙古人生产日用品、武器和农业工具。阿里不哥主要依赖这一地区的物质供应才得以生存。

　　但是叶尼塞河上游这个唯一的物质供应基地也是不稳固的，指望它支撑一支军队去击败一支以华北和中亚丰富资源为后盾的军队决非易事。阿里不哥在1260年秋天之后就被限制在叶尼塞河上游了。忽必烈率领大军开向哈剌和林时，阿里不哥早已迅速撤退到叶尼塞河的支流玉丝河。双方军队都建立了他们的冬营地，等待来年春天再对阵。波斯历史学家拉施都丁指责阿里不哥企图假装投降，迷惑忽必烈。他说，阿里不哥向忽必烈承认，"我等诸弟愚昧无知，致于罪戾。君乃我之兄长，以权力著闻。不论何地，我当前往，不敢违兄之令。俟畜肥马壮，我当亲至兄前。"但是，拉施都丁以谴责的笔调写道，阿里不哥实际上心存叛逆，正准备攻击忽必烈的军队。即使这一指责是真实的，想用如此明显的诡计愚弄忽必烈似乎是不太可能得逞的。

　　阿里不哥的"保证"并没有阻止忽必烈准备战争。在很短的时间内，忽必烈在燕地驻扎了一支三万人的军队，巩固了他的北方基地；同时，他命令他的官员购买了一万匹马，运送到开平供军队使用；他还从今北京周围地区调拨了一万石大米运到开平。十几天之后，又从华北调拨了一支一万五千人的军队，从他的旧属地真定、北京和益都（山东省的一个重要地区）征调了一万套装备，包括毛皮帽子、长靴和裤子。同时，他设法加强了中国北部的边防。一支七千人的军队开往延安，另一支由忽必烈的儒士幕僚廉希宪率领，开往西安。廉希宪击败了阿里不哥在这个地区的主要支持者刘太平，并控制了该地区本来供应阿里不哥军队的粮仓。在取得这个胜利之后，他又向西进军，把阿里不哥的支持者驱逐出西北重镇凉州和甘州。同时，他派遣了一批精锐部队向南开往四川，牢牢控制了那个重要省份。这样，忽必烈的军队差不多已经肃清了中国西北和西南部的所有敌人。忽必烈慷慨地奖赏了立下战功的部下，也许是为了保证他们对他效忠，避免背叛行为。廉希宪被晋升为中书省右丞相，而合丹则得到了五千两银子和三百匹丝绸。其他官员也都得到了不同的赏赐。

　与此同时，阿里不哥也没有闲着。他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和中亚的联系，他发动的主要攻势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委派阿蓝答儿率军保护前往中亚的道路畅通。但是，忽必烈的军队严阵以待，准备对付他们。1260年末，合丹在中国西北部的重镇西凉截击了阿蓝答儿，彻底击垮了他的军队，并且把这个倒霉的阿里不哥的支持者斩首。阿里不哥的下一步工作是与中亚的察合台汗国结成直接联盟。察合台的孙子阿鲁忽是阿里不哥的追随者之一，因此，事实上阿里不哥和那一地区的蒙古统治者有着直接的关系。此时，察合台汗国的可汗，察合台的另一个孙子哈剌旭烈兀刚刚死去，因此阿里不哥劝阿鲁忽赶往中亚，抢夺察合台汗国的汗位。忽必烈也有相同的想法，也想用一个自己中意的候选人，察合台的另一个孙子阿必失合填补中亚的权力真空，并且帮助阿必失合返回中亚。但是，阿里不哥的军队设法拦截并且扣留了阿必失合，最后把他杀害了。阿鲁忽比较幸运，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并被立为察合台汗国的可汗。阿里不哥此时似乎在中亚有了一个极为宝贵的盟友，一个可以为他提供急需的谷物和其他补给品的盟友。只要阿鲁忽掌握权力并和阿里不哥保持良好关系，阿里不哥就有机会和忽必烈一争高下。控制察合台汗国及其资源，或者至少与其保持良好关系，对阿里不哥是至关重要的。

　　可是，阿里不哥还未能确定察合台汗国的可汗是否为坚定的盟友，便在1261年和忽必烈的军队进行了一场生死之战。拉施都丁继续指责阿里不哥口是心非，挑起战争。他写道，阿里不哥并不想与忽必烈媾和，反而调兵遣将准备战争。这位波斯历史学家指出，到1261年秋天，阿里不哥已经"养肥了他的战马"，于是鬼鬼祟祟地前去与忽必烈对抗。"彼食言败约，复引兵来攻合罕①。当彼逼近当时戍守边境之移相哥（忽必烈的一个将军）时，遣使来告云：彼正来降，以此使也松格无备，突以兵袭之，击溃其军。"拉施都丁继续写道，得知阿里不哥的背信弃义，忽必烈立即集合他的军队准备作战，在11月，两军在昔木土脑儿②发生冲突。阿里不哥的军队被击败，被迫撤退。然而，十天之后，他们便又重新聚集起来，与忽必烈的军队作战。接下来的战斗在蒙古东部兴安岭西侧一带进行。此战双方打了个平手。忽必烈没有亲自参加这次战斗，阿里不哥的军队可能只是与忽必烈的一小部分军队交战，因为，虽然这最后一战并非决定性的，但是忽必烈毫无疑问已经完全控制了蒙古，并且对阿里不哥的叶尼塞基地形成了巨大压力。

　　阿里不哥这时不得不向他的中亚"盟友"求助。在他进入中亚的一年间，阿鲁忽已经成功地粉碎了对他政权的攻击，并掌握了这个地区的资源。阿里不哥急于得到察合台汗国的物资供应，于是让阿鲁忽全权负责该地区的征税工作，他根本没有想到阿鲁忽最后竟然会抗命不遵。阿鲁忽当然希望留下货物、马匹和贵重金属供自己享用。当他得知阿里不哥处境不利时，便开始挑战他从前的盟友，拒绝与之分享他已经征收到手的赋税收入。当阿里不哥的特使抵达他的地盘，并且请求分享一部分税收收入的时候，他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特使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要求立即分割赋税收入。阿鲁忽被迫采取行动，处死了他们，于是陷入了和他的统治者的冲突之中。

　　当阿里不哥离开蒙古到中亚去寻求霸权之后，忽必烈趁机填补了阿里不哥留下的政权真空，开进蒙古，从而成为蒙古的主宰。他向这个刚刚平定的地区提供了救济粮，并且警告他的官员不得盘剥人民。忽必烈没有追击阿里不哥，因为，正如拉施都丁所说，"会使者报，因彼远出，契丹变起，于是急回彼处之都城"。他必须回到开平，集中精力平定汉地发生的叛乱，因为他认为这是对他汗位更严重的威胁。阿里不哥则因为不再有忽必烈军队的骚扰和背后攻击，于是发动了对阿鲁忽的战争。他的军队开往新疆北部的伊犁河，而他的前锋部队在哈剌不花的率领下，与阿鲁忽的军队交战，遭到了惨败。哈剌不花被杀，而阿鲁忽则被初战大捷弄得飘飘然不知所以。不过他还没来得及庆祝胜利，其军队便在不久后被击败了。阿里不哥占领了阿鲁忽的基地阿力麻里，迫使阿鲁忽逃到中亚西部的绿洲、于阗和喀什。

阿里不哥的胜利被证明是一个代价惨重的胜利。他在阿力麻里的新指挥部仍然位于大草原上，而他仍然缺乏必要的给养以支撑和忽必烈的持久战。他没有粮食和武器的可靠来源，而且，由于阿鲁忽军队的阻挠，他也无法获得新疆南部较肥沃地区的资源。阿里不哥此时的情况可以说是再糟糕不过了。根据拉施都丁的记载，他自己的鲁莽行动又进一步加剧了他的困难。他残酷虐待俘获的原阿鲁忽的士兵，严刑拷打，并且杀害了很多人，甚至连那些没有对抗过他的人也不放过。这种公然的暴行使他的支持者疏离了他，甚至促使很多人背叛了他。变节行为在1263年极端严酷的冬天显著增加。饥荒威胁着阿里不哥的军队和他的国家的生存，许多士兵和马匹死亡。在春天来临之前，甚至他的一些最忠心的支持者也抛弃了他。旭烈兀的一个儿子玉木忽儿声称自己生病了，离开他前往中亚西部城镇撒马尔罕。蒙哥的儿子玉龙答失向阿里不哥索要他父亲的玉玺。当阿里不哥的信使携带玉玺到达的时候，玉龙答失拿起玉玺便离开，投奔了忽必烈。阿鲁忽得知阿里不哥陷于困境之中，于是重新集合他的军队，准备把他以前的盟友、现在的仇敌从伊犁河谷赶出去。

　　到1264年，阿里不哥的选择余地已经很小了。如果他的军队和支持者得不到全面补给，他根本无法与阿鲁忽抗衡。从阿鲁忽的地盘撤退，意味着他必须入侵忽必烈的地盘，那样肯定会促使忽必烈迅速采取报复行动。阿里不哥决定转而向忽必烈投降。他来到开平（已于1263年改名为上都），并被引见给忽必烈。片刻的尴尬之后，兄弟俩拥抱在一起，似乎达成了和解。在这里，拉施都丁忍不住再一次抨击了阿里不哥。他说，忽必烈边擦拭弟弟的眼泪边轻声问道，"噫！吾爱弟，此纷争对抗之中，吾与汝孰是耶？"阿里不哥不怀好意地回答："曩者吾是，今日则兄是也。"通过这段简短的对话，拉施都丁无非想说明阿里不哥的忘恩负义，不懂得珍惜兄弟之情。但是，由于这位波斯历史学家对阿里不哥的偏见，这段对话似乎不太可能真的发生过。不管怎样，忽必烈一开始并没有处罚他的弟弟。然而，他的不作为却使他疏远了大部分支持者，他们认为阿里不哥和他的追随者应该受到处罚。他们中的一些人起来反对，其中旭烈兀的异议使忽必烈印象特别深刻。根据拉施都丁的记载，为了平息他的蒙古同胞的不满，忽必烈不许阿里不哥"一年内再见他的面"。这个无关痛痒的处罚显然没有使蒙古人满意，因此必须对支持阿里不哥的叛乱者进行清洗。忽必烈审问了阿里不哥，发现了煽动他和他哥哥做对、争夺汗位的主要同谋者。然后，忽必烈宣布，蒙哥时代最显要的官员孛鲁合是主谋，并把他处死。阿里不哥的其他九个主要追随者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此时，是审判阿里不哥的时候了。忽必烈觉得由自己作为审判弟弟的唯一审判官不太安全，因此决定召集一个忽里台来决定如何处置阿里不哥。同样重要的是，他要在这次忽里台上确认自己继承汗位的合法性。他的信使四出报信，前往波斯、俄国和中亚，召集各汗国的主要可汗前来开会。可是回应并不热烈：三位可汗都找借口推迟出席。在俄国的蒙古统治者别儿哥和波斯可汗旭烈兀都在进行战争，无法离开自己的汗国。察合台汗国可汗阿鲁忽，则借口他自己还没有被确认为汗，无法担任审判官去审判阿里不哥。然而，这三个可汗都没有活多久。旭烈兀在1265年忽必烈信使来到之后不久就死去了，而别儿哥和阿鲁忽一年后也相继死去。忽必烈此时可以任意处置阿里不哥了。

　阿里不哥感染上了一种疾病，死于1266年初。他的死解除了忽必烈的一大烦恼。正因为阿里不哥的死亡对忽必烈来说是件好事，所以才引起人们对他的死因的怀疑。他的意外得病和突然离世使人们怀疑其中有鬼。阿里不哥是一个精力充沛的男人，刚刚四十多岁，此前并无重病征兆。一些学者认为他不是自然死亡，有人相信他是被毒死的。的确，他的存在将会时常提醒人们，忽必烈的继位是不正当的，除掉他会有利于忽必烈统治地区的安定。但是这种对阿里不哥之死的解释仅仅是推测，目前的资料还不足以解开他的死亡之谜。

　　即使抛开阿里不哥的挑战不论，忽必烈的权威仍然面临着其他威胁。他继承汗位的权利并不是无可争议的，他并没有接受由蒙古贵族和众可汗参加的忽里台的祝福。他的选举是在开平举行的，而不是在传统蒙古故土的中心举行的。当他打算召集第二次忽里台的时候，三个主要汗国的可汗提出异议，纷纷表示他们自己的汗国内部有困难。不过，他们都仍把忽必烈当做大汗，并对他表示尊敬，当这些地区性汗国有新可汗继位的时候，都会请求大汗的确认。然而，忽必烈一直被继位非法的气氛所困扰着。事实上，他后来的内外政策很可能都是因为他渴望获得久违了的衷心支持之故。

　　忽必烈执政初期的政府组织

　　在忽必烈执政初期，汉儒幕僚曾连篇累牍地向他提出了建立行政组织的许多建议。其中许多是相似的，即建立一种传统中国式的行政管理系统。郝经所提出的十六点主张是这类建议中的典型代表，其中一些被忽必烈采纳。此人后来作为忽必烈的外交使节被南宋扣留。郝经首先建议忽必烈召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官员讨论有关新政治体制的问题，这批人所应优先考虑的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如何加强防卫，对叛逆者和变节者应处以死刑，但是在开国之初应该对那些曾激烈反对新朝的人实行部分大赦；君王应该开明、赏罚分明、果断，但是，他必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并任命一批握有实权的大臣，因为他无法做到事必躬亲，作出所有的决定；中央政府应建在中国北方，因为这个地区是真正的心脏地带，但是哈剌和林应保留一个辅助性的行政机构，在边境地区应建立军事区；君主应该竭力维持与其他直系亲王的友好关系，但是仍应设立监察机构，加强对亲王封地的控制，以防止他们滥用权力；他应该尽力减少官员的数量，合并政府机构，以便控制开支，并限制官员结党营私；应该尽力减轻老百姓的赋税，宋朝和其他朝代为平衡支出而强加给老百姓的各种特别税项应该被废止；应促进纸币的广泛流通；政府应该继续加强盐铁专卖，但是监督盐铁专卖的官员数目应该减少；在采取所有这些步骤之后，君王应该立一位皇太子，以确保王朝的延续。

　　忽必烈最后采纳了郝经的大部分建议，这些建议实际上反映了其他许多儒士的治国方略。但是，完全恢复他们所设想的传统中国政府体系并非忽必烈所愿。忽必烈希望他的政府能够赢得汉人的支持，但同时也反映并保护蒙古人的利益。他不愿意把过多的权力交给他的汉人幕僚，也不热衷于按照传统中国朝代的模式建立自己的整个管理机构。他所需要的无非是一个能适应自己需要的政府架构。例如，出于这种考虑，他不愿意再举办科举考试。这种难度很大的考试以儒家经典作品知识为基础，自从汉代以来一直是遴选官员的主要方法。然而，忽必烈更愿意亲自随意选择自己的官员，而不愿意受中国惯例的束缚。准备科举考试需要不断重复学习并且认同儒家学说，而忽必烈并不太希望受制于被这种学说熏陶出来的幕僚集团。他的汉儒幕僚之一王文统，已被证明对他不忠。那么，还有多少汉人将被证明在帮助蒙古人统治汉人方面是不可靠的呢？忽必烈不想让儒士充斥他的政府，他也不想把科举考试作为录用官员的唯一手段。他想要的，实际上是任命自己部下的权力。由于科举考试是中国文化的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忽必烈执政期间科举考试的中断标志着对中国传统习惯的偏离。

在其他方面，忽必烈也背离了中国传统习惯。他把人口分为三等，随后又分为四等，蒙古人占据最显要的位置。第二等是所谓的色目人，主要由西北各族、西方人和中亚人组成。因为他们曾忠实地效力于蒙古人，所以他们的地位比汉族高。第三等是北方汉人和原金朝的女真人，在蒙古1279年征服南宋之前，他们一直处于社会的最底层。最后是南方汉人，或南人，是最不受欢迎和最不可靠的群体。两个汉人群体被排除在一些最重要的文官职位之外，只有蒙古人或中亚人才可担当这类职位。虽然汉儒幕僚的影响力实际上往往比高级官员更大，但是他们的地位并没有被很好地定义。

　　忽必烈之所以采取这些政策，其原因既简单又实际：在中国，汉人的数目远远超过了蒙古人。有资料估计，在中国居住的蒙古人仅有几十万人，然而北方汉人的人口共计大约为一千万，而南宋的汉人人口总数则为五千万。由于人口数量的巨大反差，如果蒙古人要生存下去，且避免被人数众多的汉人吞没，那么他们就必须保持对政府领导职位的控制。他们必须站在权力的最顶端，以便于保存他们独特的文化传统。由于人口数量上相差悬殊，忽必烈认为，他必须强调蒙古人的领导地位。

　　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首先必须获得对蒙古领导权的控制。许多蒙古贵族自从窝阔台汗在位时就已经被赐予了封地。他们认为自己在这些领地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很小的干涉也不愿容忍。忽必烈必须坚持中央政府对这些几乎完全自治的领地的控制权力，无法容忍这些封地领主对他权威的挑战。他们必须被置于中央政府的监督之下，而忽必烈则计划制定一些制度来抑制他们。因此，忽必烈所面临的工作是不仅要限制汉人，而且要限制蒙古人，而这比任何一位典型的中国皇帝所面对的问题都要更加困难。此外，他还胸怀大志，希望成为天下之共主，而不愿只做一个区区中国的皇帝。然而，他的这个愿望却一直未能实现。还在他执政之初，蒙古帝国的其他地区，包括中亚、波斯、俄国，就开始声称独立。虽然他们仍然尊他为名义上的大汗，但是事实上，他们正在逐渐走向自治。所谓的蒙古帝国正在分裂为一系列明确的政治单元，包括俄国的金帐汗国、波斯的伊儿汗国、中亚的察合台汗国以及大汗统治下的北方汉地和蒙古领土。忽必烈无法获得蒙古精英一致的认可，而这只能通过旨在讨论主要军事政策和选立新汗的忽里台才能达到。他坚持认为，自己不仅仅是一个中国皇帝，虽然他的权力所及范围主要在汉地和蒙古本土，但他仍然坚持采用蒙古帝国最高统治者的一切标志。然而，最终他不得不面对现实来进行调整，建立了一个适合东亚特点的政府。

　　因此，他建立的机构是他的中国臣民所熟悉的，与中国传统的机构相似，但又不是简单的复制品。例如，1260年，在他登基后一个月内，他便成立了中书省，由王文统担任中书省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其主要助手（中书左丞）。中书省主要负责处理大多数的政务。1263年，他建立了枢密院，负责军事。五年后，最后一个主要机构御史台成立了，负责监察和向忽必烈报告汉地官员的情况。这些机构在各省都设有分支机构（行），负责执行中央政府决定的政策。这些机构负责全国事务，此外还有很多专为大汗和皇宫提供服务的特殊机构，例如内务府、将作院等。

　　忽必烈简化并整合了行政管理系统。他废除了自唐朝起就设立的宰相和尚书省，但保留了中书省，该机构全权负责行政事务。由于只有一个机构负责，行政管理应该进行得更顺畅。呈报皇帝的所有奏折都要经过中书省过滤，中书省负责起草法律，解决"涉及死刑之案件并设断事官辅助之"。中书令经忽必烈批准，得做出重要决策，由各部负责执行。左丞相和右丞相负责向皇帝提出建议，并负责六部，而六部则负责贯彻执行政府政策，并在中书令患病、出行或无法视事时代行其政。

中书令也是六个职能性部门的直接行政总管，这是自从唐代以后中国政府的一个显著特点。吏部负责监督行政官员；户部负责人口普查、征税、收受贡物、管理货币流通等；礼部负责宫廷典礼、节庆、音乐、祭祀，以及接待外交使节等；兵部负责军队指挥、屯垦、站赤①、筹措军需品以及军队训练（不过枢密院承担了大部分军事职责）等；刑部专司法律的执行和监狱的管理；工部负责修葺防御工事、管理水坝和公用土地，制定工匠规章制度等。

　　在忽必烈和他的幕僚所设计的地方管理结构之下，中国被划分为若干个省，每个省又由中书省的一个派出机构（行中书省）负责监管。在1279年平定南宋之后，中国一共有十个这样的省。另外，山东、山西、河北以及今内蒙古大部分为"腹里"，是元朝的心腹之地，属于大汗自己的管辖范围。每个行省设丞相之职，为主要管事官，下设助理官员若干名，官职与中书省类似。各行省再进一步划分为六十个宣慰司，下辖大约一百八十个路。各路总管常由汉人充任。和总管平级的地方行政官（蒙古语叫"达鲁花赤"）经常被派往各路。达鲁花赤通常由蒙古人或中亚人充任，而且他们的职能往往和地方总管重叠，但是这样能起到互相制衡的效果。

　　蒙古统治和传统中原王朝统治最显著的不同之处，是强调政府的控制机能。阿里不哥的挑战、李璮叛乱以及针对自己继位问题所存在的争议，使忽必烈变得非常谨慎小心，不敢轻易信任自己的官员，无论他是蒙古人还是汉人。忽必烈所关心的，是他的官员（其中很多不是蒙古人），保持忠诚、诚实和清廉。甚至在蒙古人的领土上，他也急于削减投下的权力。因此，他赋予中书省的权力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和中书省一样，御史台也设立了分支机构，监察地方官员。御史定期在全国各地巡查，检查朝廷、军队或地方政府内的财政和政治腐败现象。一位研究御史台制度的学者指出，"（蒙古人的）监察制度……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全面，更具渗透性，其中央集权的严密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蒙古的监督机构可以被看做中国历史上一个制度性奇迹。"解决李璮的叛乱之后，忽必烈决心要把任何反对声音消灭在萌芽状态，以免爆发武装叛乱。因此，监视和控制是至关重要的。

　　忽必烈的态度和政策也一再表明他对传统中国惯例的偏离。他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官员并限制他们滥用权力。他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发出的圣旨都是为了防止官员利用职权威吓平民，并且因他们的腐败而削弱政府的权威和声望。那些敷衍塞责、渎职的官员可能遭到鞭打甚至会被处死。那些收受下属礼物或贿赂、或向上司撒谎的官员会遭到鞭笞，情节严重者将被解职。对各种不同形式的贿赂、腐败、玩忽职守所制定的处罚措施极为精细。官员利用公共设施或服务人员以谋私利将被严惩。同样，乱征赋税，或强迫劳役，或以任何方式剥削人民的官员也将受到严厉惩处。

　　最近的一些研究认为，在实际操作中，忽必烈为加强控制而作出的努力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中书省显然只在忽必烈自己的领地腹里地区才能发挥作用，其影响力在其他省份似乎非常微弱。一位现代学者写道："除了官员的任命之外，（中央政府）对整个帝国范围的行政管理至多不过是暂时的，或局限在非常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内。"势力强大的行中书省经常不理会中书省的指令。许多机构功能交叉，往往导致决策迟缓。忽必烈对地方事务的支配权并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样强大。同样，他对官员的控制也很有限。在他执政期间，他曾针对腐败的官员发布过许多警告和公告，但是，如同我们将在第七章中看到的那样，贿赂行为和贪污腐败现象一直是个严重问题，而中书省却对此束手无策。但不管怎样，到了13世纪60年代初，忽必烈已经为中国设计了一套行政管理系统，这套系统至少在理论上似乎是可行的。

　　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政府之后，忽必烈准备在这个国家实现他的经济和社会目标。他已经设计了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在理论上将确保蒙古人对中国的控制。实际上他的政府机构对汉人来说并不陌生，因为许多机构只是对传统的政府机构稍作修改而已。忽必烈计划增加汉人到他的政府担任公职的人数，但是蒙古人及其中亚部下将会负责监督他们。御史台的设立和严格的规章制度的制定，将防止汉人官员的渎职或不忠行为。于是，忽必烈可以自由地开始启动他所希望实施的政策了。
　和他的前辈一样，忽必烈清楚地知道，他必须继续坚持领土扩张的政策。因此，他的军事机器一直保持着临战状态。在蒙古人眼中，作为统治者，他的成功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够为他的帝国增加多少财富、人口和疆域。同样，汉人的思想观念认为，一个好君主的贤德及其国度的荣耀会吸引外国人来朝，并服膺于华夏文明。为了提高他作为蒙古人和汉人世界统治者的权威性，忽必烈必须采取一种果断的、进取性的甚至进攻性的对外政策。此外，对忽必烈夺取汗位的质疑，也迫使他必须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平息对他统治权力的任何疑问。既然他曾受到自己亲兄弟的挑战，那么肯定还会有人质疑他是否有资格担当蒙古帝国的统治者。对他来说，堵塞质疑之口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把更多版图纳入蒙古的政治控制之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

　　忽必烈的首要目标是征服南宋。虽然他已经控制了传统中国的中心区域，但是，他还没有成为长江以南地区的主人。从唐代初期开始，南方的地位便变得越来越突出。那里的土地比北方更加肥沃，海洋贸易使得沿海城市非常繁荣。忽必烈需要征服南宋，以便赢得汉人的尊重，并消除这个敌对王朝对其统治持续不断的威胁。因为南宋仍然念念不忘夺回失去的北中国领土。

　　此外，忽必烈还担心他的边疆的安全问题。与宋朝接壤的南部边陲地区需要稳定，甚至需要平定。在东北边境，与蒙古毗邻的高丽并没有构成威胁，但是高丽只是在忽必烈登基之后才开始接受蒙古的统治。而沿着中亚疆界，忽必烈面临着真正的威胁：窝阔台的孙子海都不断挑战忽必烈的权威，经常骚扰中国的西北边疆。中亚游牧部落的首领甚至对忽必烈疆域最北端的蒙古本土也构成了威胁。所有这些防御方面的问题都迫使忽必烈保持并扩充他的军队数量，并向西北和北方发起军事远征。

　　征服中国南方

　　忽必烈最重要的目标是中国南方，他希望占有南宋的资源。而且，尽管南宋的军事实力比较弱，并没有构成一种直接威胁，但是这个地区仍然是一个潜在的麻烦之地。汉人仍希望收复失地，统一国土。如果宋朝能够组织一支比较有效的战斗力量，他们的首要目标肯定是重新夺回北方领土。在蒙哥执政时期，蒙古平定南宋的努力无果而终。13世纪60年代，当忽必烈在蒙古权力之争中胜出之后，便计划在南宋恢复军事实力之前对它发起征讨。征服南宋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是大有益处的。况且，如果征宋战役取得成功，其经济价值也同样是巨大的。南方商人在与东南亚、印度乃至远到中东的贸易中获利丰厚。从这些商业贸易中获得的物品、利润以及税收无疑对忽必烈极具诱惑力。中国南方的土地通常比北方更加肥沃，而在北方，食物供应往往不能满足人口的需求。如果忽必烈向南扩张，他就能保证北方的臣民有充足的粮食储备。

　　占领中国南方绝非易事。蒙古军队和骑兵不习惯南方的气候和地形，蒙古战马要面对数不清的障碍。温暖的气候和遍布的森林比草原的环境艰难得多，而战马对酷热也难以适应。另外，几乎没有饲料供它们吃，因为在南方，所有可耕地都被用来种植庄稼了。蒙古人自己也对热带和亚热带疾病毫无防备，在那里，寄生虫和蚊子会传播疾病，而他们对此根本没有抵抗力。

　除此之外，蒙古军队还需要采取一种他们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使用过的战略战术。作为一个大力发展远洋贸易的国家，南宋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因此，要占领它的一些主要城市，必须由海军发起攻击才可能奏效。蒙古人必须学会修造战船，并征募水手，熟悉海上作战。实际上，在汉人、高丽人以及女真人的帮助下，他们的确建立了一支能够征服南宋的海军。当然，他们还和南宋拥有共同的陆地疆界，而一些战役的确是在陆地上进行的，陆上作战是他们所熟悉的，并且在当时他们几乎是战无不胜的。不过，征服南宋需要庞大的财政和军事资源。

　　在13世纪末，尽管南宋的军事实力比较弱，但它仍不失为一个强大的对手。临安及其他一些大都市有着充满活力而且成熟的文化。这些城市中遍布豪华酒肆、茶馆和戏坊等等。"追求奢华宴乐的风气在临安尤盛，其他城市都没有这样集中的财富。上流社会和富商的富有及其追求高雅的风尚，可以解释为何奢侈品贸易如此重要。"富有异国风味的精细食物，包括"杂货店的甜豆汤，德寿殿前的烤乳猪……米酒炖鲜贝，杏子鹅，莲子汤，用贝类、鱼、李子熬成的浓香汤"等等，在遍布城区的许多餐馆都有供应。南宋拥有的大量财富，主要来自于肥沃的土地，此外还有海外贸易。

　　但宋廷遇到了导致以往中原王朝灭亡的同样严重的困难。像汉朝和唐朝在其不同历史时期遭遇的那样，宋朝政府也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大地主通过巧取豪夺等手段拥有了巨大的庄园，这些大地主或者本身就是政府官员，或者有近亲在官僚系统中任职。不管怎样，他们通过和官僚系统的关系而获得了免交税负的权利。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从税表中剔除，政府的财政危机也越来越严重了。朝廷无钱支付迅速增加的军事开支。到了1260年，当忽必烈在北方登基之时，地主和官员的腐败行为已经对南宋造成了致命的危害。

　　在13世纪60至70年代，南宋大臣贾似道试图实行改革，以阻止这种腐败。但是，和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改革家一样，他在正史中受到了严厉的抨击。这些由地主和官僚阶级代言人所撰写的历史，对试图取消其特权并限制其滥权行为的贾似道自然不会有任何同情之心。他们把贾似道描写成一位邪恶的宰相。但只有通过仔细的推理，剥茧抽丝，去伪存真，过滤掉充满偏见的所谓证据之后，才可能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贾似道曾竭力劝谏皇帝发布诏书，遏制官员的投机行为。他还设置了告密信箱，那是一个"人们可以投诉之处"，可以把某些官员的腐败行为曝光。他的建议激起了官僚阶层及其盟友地主阶级的激烈反对。贾对付对手的方法是清洗了一批异己官员，并杀掉了几个。为补充这些腐败官员留下的空缺，他越过一些资历较老的官员，提拔了自己的亲信和低级官员。这些政策措施，反过来使他的反对派阵营愈发壮大了。这样的政治动荡和分裂，使得南宋在面对统一而强大的蒙古人的挑战时显得异常脆弱。

　　为达到自己的目的，忽必烈决心入主南中国。不过，最初他并不想通过战争解决问题。，在1260年他曾派遣特使郝经到南宋商讨和平解决方案。如果南宋承认他作为中国天子的统治，作为回报，他会给他们一定限度的自治，并可以继续享受繁荣，因为蒙古人容许并支持商业贸易。郝经自己也写了一封信，作为忽必烈信函的补充。在信中，郝经对忽必烈赞美有加，他把这位蒙古君主说成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皇帝，虚心倾听儒士幕僚的建议，以德治国等等。另一方面，他说明了拒绝与忽必烈合作可能导致的后果。他直率地警告宋廷，蒙古人的军事力量是可怕的，军事抵抗是无意义的。他援引中国历史中的事例说明，许多中原王朝，包括宋朝本身，都曾不得不适应形势，向所谓的北虏进贡。上文已经提到，南宋的反应是扣留了郝经。贾似道和支持他的官员决心抵抗。当忽必烈于1261年春派遣两位使节崔明道和李全义出使南宋，要求释放郝经时，遭到了宋廷的断然拒绝。

　忽必烈并未气馁，接着做出了进一步的和解姿态。1261年，他亲自释放了蒙古军人在宋、蒙边界抓获的七十五位宋朝商人，第二年，又有四十位商人被允许返回南宋；两年后，他又大赦了五十七位南宋商人。直到1269年，他又释放了四十五位商人。在1264年，忽必烈严厉斥责了他的军事将领，因为他们未经调查和审讯，便私自处决了俘虏的两位南宋将领。忽必烈正千方百计鼓励南宋军队变节投诚，所以对这样鲁莽和轻率的行动极为不悦。他的这种政策的典型表现是赐给南宋变节者土地、衣物以及耕牛等等。这项政策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在13世纪60年代初期，南宋变节者源源不断北来投诚。其中最著名的是刘整，此人后来积极参加了征宋战役。

　　可是这些姿态并没有减少双方的敌对行动。汉文史书记载了双方军队之间的多次冲突。在1260年8月、1261年11月、1262年3月、5月和6月，南宋军队跨越边界袭击蒙元；1261年2月和1262年7月，忽必烈的军队向南宋展开了报复性军事反击。1265年初，第一场重大战役爆发了。两军在钓鱼山附近遭遇，忽必烈的军队取得全胜，并且俘获了一百四十六艘战船。

　　缴获南宋战船显示了忽必烈越来越意识到蒙古军需要建立一支海军。此时忽必烈已经认识到，要战胜南宋，他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水上作战部队，于是开始着手夺取战船或修造战船。他的努力给人以深刻印象，因为正如一位中国海战史学家所写道的那样，"一个不熟悉海洋的马上民族，能够如此迅速地适应海战，真是非比寻常"。南宋变节者刘整是造船计划最热心的鼓吹者之一。他坚持认为，没有战船，蒙古人就无法征服南宋。他的鼓吹得到了忽必烈的支持，蒙古人终于建立了一支由四部或四"翼"组成的海军，并在双方初期的一场决定性战役中显示了实力。

　　双方交战的地点是在襄阳，这场战役标志着战争的转折点。战事从1268年开始，是征宋战争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战役，最后以蒙古人的胜利而告终。《元史》、拉施都丁，以及马可·波罗对此都有详细描述。马可·波罗甚至声称亲身参加了围攻襄阳城的战斗，不过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为这场围城战在他到达中国两年之前就已经结束了。襄阳和毗邻城市樊城位于今湖北省的北部边界，坐落在汉水两岸，二城隔水相望，汉水在更南部的武昌汇入长江。其重要性在于其独特的战略地位:它们是进入长江流域途中的最后堡垒，守护着通往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东南和西部地区的交通要道。夺取这两座城镇将为蒙古人提供一个基地，可对南部其他地区发起攻击。拉施都丁的受访者后来告诉他说，汉人在襄阳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襄阳有"坚固的城堡、坚实的城墙和很深的护城河"。南宋朝廷任命吕文焕为这座似乎固若金汤的城池的总指挥官。

　　为了消除南宋襄阳守军的抵抗，蒙古军队不得不展示他们最近刚发明的攻城和海战战术。他们起初希望用饥饿法迫使南宋守军放弃抵抗，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必须切断向襄阳运送给养的水道。他们所需要的是完全控制汉水水域，并尽可能向南延伸到长江。南宋会设法通过水路向襄阳输送物资和增援部队。忽必烈的部队必须设法阻止他们的行动。要粉碎防御者的抵抗，忽必烈的部队最终必须用炮火猛攻这座城堡。但南宋军队占据有利地形，严阵以待，蒙古人意识到他们将为此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因此，他们需要火炮的支持，以避免这种巨大的损失。

　　忽必烈为这次战役选定的指挥官再次显露了他的用人策略。他所任命的将领并非清一色的蒙古人，也非来自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刚刚投降蒙古并向忽必烈透露南宋政治和军事弱点所在的刘整，在忽必烈登上大位之前就投降蒙古的史天泽，是这次战役中最著名的汉人将领。畏兀儿人阿里海牙被证明是最成功的指挥官之一。阿术是参与围城战的主要蒙古将领。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则是来自中东的穆斯林，他们设计的火炮在对襄阳的最后攻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高丽人和女真人建造的战船也在围城时派上了用场。在今天看来，参与襄阳攻城战役的其实是一支多国部队。还有一个例子显示忽必烈是如何把"广罗人才，为我所用"的策略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他愿意招募非蒙古人，并将大权，甚至军事指挥权授予他们。这些将领所指挥的部队也是由不同族裔构成的。忽必烈任用的这些将领花了差不多五年时间才占领襄阳。这些将领步步为营，逐渐缩小包围圈，加强对该城的封锁。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料到将遇到如此漫长的围城之战。襄阳居民储存了大量食物，一些货船偶尔会穿过蒙古人的封锁线，向城中被围困的汉人提供给养。这些都使得围城之战的结束变得遥遥无期。汉文史书很少记载战事的细节，但是，它们确实揭示了围城战是时断时续的事实。在此期间，围城有时被解除、暂停或失效。遗憾的是，这些失误的原因在史料中从来没有被披露过。

作为这次围城战的第一步，忽必烈于1268年初对山西和四川的官员下令，建造五百条小船。刘整计划用这些船只控制通向汉水的水路。几个月后，他便开始在襄阳南部的白河口和鹿门山建筑工事，防止运载货物的小船进入城内。到了10月份，忽必烈又指派蒙古指挥官阿术开始围困樊城。这时，驻守襄阳的南宋守军开始恐慌了。12月6日，他们试图突破蒙古军队的包围，结果遭到失败。据汉文史书记载，忽必烈的军队俘虏并杀死了无数敌军。仍处于包围中的南宋士兵在一段时期内再没有犯同样的错误，相反，他们耐心等候从南方来的物资和援军。果然，没过多久，在1269年8月，南宋将军夏贵率三千艘小船，攻击了鹿门山。然而，蒙古军队不仅击败了他，而且缴获了五十艘小船。

　　此时，忽必烈显然对围城战役的进展很不满意。在1269年2月，他派遣自己的得力干将史天泽前往襄阳视察军事部署情况，并提出改进建议。紧接着，他又在2月份批准调派两万名士兵增援阿术和刘整。4月，这两位指挥官采纳了史天泽的建议，把白河口和鹿门山的壁垒连成一片，使得进出襄阳城愈发困难。可是，这些步骤仍显不足，因为刘整和阿术在1270年4月再次请求增派七万名士兵和五千艘船只。即便如此，他们仍无法迫使南宋守军投降。于是双方形成了对峙状态。

　　宋廷依然在坚持，不愿屈服。汉文史料指责贾似道愚蠢地执行了一项错误政策，故意误导宋帝对蒙古威胁严重性的判断。根据这些记载，贾似道谎称在1260年击败了蒙古军队，从而诱使宋廷低估了蒙古人的力量。由于他一直在欺骗南宋朝廷，失去襄阳将会破坏他的信誉。因此，他绝不允许他的襄阳守军投降。还有一些史料说，他一直在蒙蔽宋帝，使之对蒙古人围困襄阳的情况一无所知。这些说法完全是荒谬的。事实上当朝大臣对襄阳被围的情况一清二楚。一位汉学家最近研究发现，"《宋史·本纪》中大量记载了对襄阳和其他地区守军的赏赐，有一份圣旨宣布了对几位勇敢官员的提拔和金钱奖励，他们曾把官方信函送入被围困的襄阳城。"没有人应该为宋廷毫不妥协的立场受到指责，因为在拒绝对蒙古人做出让步的问题上，他们显然是团结一致的。南宋高级官员作为一个整体，都低估了蒙古人的实力，他们决不会轻易地在襄阳投降。他们决心继续向驻守在汉水附近的宋军提供物资供应。

　　同样，驻守襄阳的守军也决不会不战而降。他们有充足的食物和饮水供应，只是缺乏衣物、盐以及其他非生活必需品。因此，他们能承受长时期的围困。但是，他们偶尔也会派遣独立小分队尝试冲破封锁线。最典型的是发生在1270年3月18日的一次战斗。由一万名士兵、骑兵和一百条小船组成的军队企图杀开一条血路，突破蒙古人的防线。但是蒙古人早有准备。刘整有几百条小船可供调度，鹿门山的堡垒刚刚被加固过。刚刚抵达的战士准备好了迎头痛击匆匆赶来的敌人。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南宋军队遭受惨重伤亡，被迫返回到他们在襄阳的基地。

　　宋廷明白，它的责任是继续不断地派船只向被围攻的宋军提供物资供应。大多数船只从未到达目的地，因为蒙古人的围困几乎是滴水不漏的。然而宋廷坚持要打破封锁。在1269年8月，南宋将领夏贵率领三千条小船开往鹿门山，但是他被击败了，损失了两千名士兵和五十条船只。第二年10月，范文虎又步夏贵之后尘，而他则损失了共计一千人和三十条船。另一次救援行动发生在1271年8月。这次尝试同样以惨败而告终，两千名南宋士兵失去生命。1272年9月，一支由三千人组成的南宋军队打进城内，但这是一次代价沉重的胜利。两位将领之一的张顺被杀，他手下的士兵被杀死的更多。他们运送的许多给养损失殆尽。当救援部队的残部试图撤离他们刚刚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的城堡时，才发现自己中了埋伏。许多士兵和将领被俘掳。

蒙古军队的封锁固然很有效，但是仍无法消磨南宋守军的斗志。他们已经把襄阳和樊城同南宋其他地区分割开来了，但他们无法制伏顽强的守军。他们无法杀入城内而不付出惨重的伤亡代价，也没有任何成功的保证。如果蒙古军队只是简单地保持围困而没有任何进攻行动，他们将会被永远地拴在那里。因此，他们需要支援以打破这种对峙状态。

　　两位穆斯林造炮师向蒙古军队提供了他们急需的援助。忽必烈曾向他的侄子，波斯的伊儿汗国可汗阿八哈汗求助，希望得到军事专家，帮助他粉碎樊城和襄阳的抵抗。1271年，阿八哈给忽必烈送来了亦思马因和阿老瓦丁。在蒙古汗廷做短暂的停留之后，这两位穆斯林在1272年末来到战区，勘测现场，开始着手修造战争机器。他们建造了投石器和弹射器，能把巨石抛掷到很远的地方。12月，蒙古军队开始使用这些装置对樊城发起攻击。有了如此强大的武器支持，阿里海牙终于攻陷了这座堡垒。在石头和炮弹的打击下，残余的南宋守军再也无法阻挡汹涌而来的蒙古军队，几天后，樊城陷落了。吕文焕收到樊城守军溃败的报告后，立刻意识到他自己在襄阳的部队也无法抵抗这种巨型火炮的攻击，但他没有立即投降。于是，两位穆斯林造炮师"视察了现场着力点，决定把火炮架设在城市的东南角。炮弹重一百五十斤，大炮发射时，震天动地，所到之处，皆为齑粉"。第二年3月，自忖无法胜过对方的火力优势，吕文焕投降了。为时将近五年的围城战终于结束了，南宋抵抗"北虏"的一个重要标志突然被拔除了。

　　宋廷的士气遭受了沉重打击。他们的一个重要防御要冲陷落了。贾似道作为主要战略家和政府决策者，一下子变得灰头土脸，受到普遍怀疑。他想设法挽回一些失去的声望，于是亲临前线督战。他还要筹措额外的资金，以应付急剧增长的军事开支，因此不得不首次向佛寺和道观征税。但是，事与愿违，这两项举措使得他腹背受敌。本来支持他或持中立态度的佛教和道教领袖，现在开始反对他。他的军事冒险以惨败而告终。襄阳陷落后，蒙古人必将向南宋首都临安挺进，贾似道决定在该城的西北边迎战正在向前推进的敌军。

　　此时，贾似道遇到的对手是一支更加统一、步调一致的蒙古军队和一位极富才华的蒙古将军。在攻克襄阳几个月后，史天泽写信给忽必烈，向他推荐了一个人任南征军的统帅。史天泽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统帅，南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贻误战机，甚至造成内部冲突。史天泽此时已经病入膏肓，他这样建议决不是为了自己的仕途。他知道，建立一个适当的指挥系统对军事行动的成功至关重要。忽必烈赞同了他忠诚的老友的建议，在1273年夏，选择了当时可以说最有天赋和最成功的将领伯颜担任远征军统帅。伯颜是突厥人，家族世世代代为军事将领，伯颜自己曾效力过几任大汗。在青年时代，他就跟随忽必烈的弟弟旭烈兀远征波斯和中东。在13世纪60年代中叶回到东方以后，他迅速成长为一位出色的官员。忽必烈发现，"每当他（伯颜）参与国事的时候，他的表现总是高出其他朝臣一筹。"忽必烈一步步地给他增加担子，直到最后授予他征宋统帅的重任。从1274年末至1275年初，伯颜坚定不移地向南宋挺进。他采取了几十年来蒙古人屡试不爽的战略战术。每当他到达一个尚未平定的城镇或堡垒时，他会先要求对方投降。如果当地居民或驻军抗拒他的命令，他们便会受到弹射器和发火器的攻击。一些汉人不战而逃或投降了。宋将吕文焕和范文虎等认识到蒙古大军的绝对军事优势，干脆加入蒙古军，避免愚蠢的自杀式顽抗。其他南宋官员因对贾似道的改革仍感到愤愤不平，觉得也许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会过得更好。还有一些人认为，只有蒙古人能够统一中国北方和南方。无论这些人出于什么动机，随着伯颜大军向南挺进，叛逃者或自愿投降者的数量大大增加了。

伯颜大军势不可挡。1275年1月，他们决定在汉口横渡长江。接踵而来的是一场惨烈的海上和陆上战役，"被枭首与淹死者不可胜数"。南宋军队被迫从长江沿岸后撤。在3月中旬，伯颜终于在丁家洲遇到了他的主要对手贾似道。此处距扬州不远。据说贾似道率领十三万大军迎战，而伯颜队伍的数量无法估计，但是这两支大军的重要区别不在于人数而在于装备。伯颜军队使用的火炮令敌人闻风丧胆，并且给敌人以重创。贾似道的士兵开始逃离他，最后他不得不集合残部撤退。

　　贾似道在朝廷内部的敌人终于等到了机会。他们没有非难宋军将士的一败涂地。相反，他们批评贾似道早在1259年就试图与蒙古人媾和，而当他决定抵抗"夷狄"之时，竟招募了大批庸碌无能之辈。例如，一个名叫陈文龙的官员不仅要求解除贾的职务，而且连他所任命的军官也都应该解甲归田。甚至贾的门生也反过来反对他。贾似道一手提拔的知枢密院事陈宜中，竟要求朝廷严惩他以前的恩人。方回，这位曾写诗肉麻地吹捧过贾似道的官员，此时竟要求朝廷把他奉承的对象砍头。他们把宋军对伯颜军队的失利归咎于贾似道，致使他被免官。而这仍没有使他的政敌满足，他们又把他放逐到南方的福建省。在途中，负责押送的小分队将领竟把这位被罢黜的南宋前宰相杀害了。

　　充满争议的贾似道死了。但是无论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许多人都从幻梦中猛然醒悟，于是便匆匆向伯颜投降。为鼓励更多的变节者，忽必烈通过他的儒臣廉希宪告诉伯颜，禁止蒙古军在新占领地区进行抢掠。忽必烈很少如此告诫他的将领，因为他曾说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乃军事至理名言"。在几番扫荡之后，伯颜逼近了扬州。他命令几位将领围攻这座城市，并向他的最终目标临安推进。

　　此时位于临安的宋廷一片混乱。1264年登基的年轻皇帝度宗在1274年8月12日突然驾崩。他的三个儿子尚未成人。他的第二个儿子，年仅四岁的赵顯（1270-1323）继位，因为他的母亲全太后是度宗的正宫皇后，而他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则是由妃子所生的。但是，真正的政治权力仍掌握在赵顯的祖母谢太后（谢皇后，1208-1282）手中。不过，她已老迈，疾病缠身，加上自1274年至1275年导致贾似道倒台的政治危机，她在朝中很少有可信赖的顾问。官员的叛逃更使她形单影只。随着蒙古大军不断向临安推进，她越来越担心王朝的存亡。这个时期最有名的文官文天祥（1236-1283）建议皇室离开临安，迁往南方比较安全的地方。南宋最著名的军事指挥将领张世杰（1236-1279）也支持文天祥的建议，但是谢太后显然不愿意放弃都城。然而，随着伯颜大军步步逼近临安，她终于妥协了。她把皇帝的兄弟护送出临安，迁往南部某处，但她和皇帝仍留守在后，集合当地百姓。

　　与此同时，伯颜的大军一路攻城略地，所向披靡。在很多情况下，宋朝的军民不经任何抵抗就投降了。南宋王朝正在土崩瓦解。即使如此，谢太后仍希望获得一种适当的平等待遇，而不是作为被征服者向侵略者投降。1275年12月23日，她派遣一位使节劝说伯颜放弃他的远征，以换取宋廷定期的进贡。这位蒙古大将在胜利唾手可得的情况下决不会接受这样微不足道的战果。伯颜列举宋廷的种种背信弃义行为，包括扣留郝经和杀害忽必烈的使节，因此拒绝了这个建议，三言两语便打发南宋特使回去了。吸取了这个教训之后，宋廷决定提出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方案。1276年1月11日，它提出了更加具体的条件：南宋每年将向蒙古进贡白银250 000两，丝绸250 000匹。然而伯颜仍不为所动。他唯一的要求便是宋廷无条件的投降，此外别无所求。直到1月下旬，宋朝皇帝亲自向忽必烈称臣之后，伯颜才同意与南宋特使谈判。在双方代表几次毫无成果的会谈之后，谢太后把宋朝的大印交给了伯颜，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投降标志。

　然而，还不到一个星期，伯颜便获悉，张世杰正护送宋朝皇帝的两位兄弟逃往南方。伯颜的属下立即发起追击行动，但是没有成功，张世杰等人成功逃脱。伯颜决定暂不管宋廷安排部分皇族出逃的明显的欺诈行为。当宋帝亲自来向这个城市的新主人投降时，伯颜客气地接受了投降。他后来指出，南宋投降的结果是使"南方和北方成为一家人"。他命令他的官员对临安进行人口普查，登记粮仓和银库。与此同时，他命令手下善待宋朝皇族。他下令严禁部下挖掘宋朝皇帝的坟茔，不得掳掠他们的宝物。在反复告诫他的部队之后，伯颜陪同宋朝皇帝和太后北上，回到了忽必烈位于上都的汗廷。

　　忽必烈对待宋朝皇室相当不错。虽然他没收了一些宋朝皇室的衮冕、圭璧以及其他珍宝，但他并没有存报复心理。他赐给宋废帝赵顯"瀛国公"之号，并向这位习惯了锦衣玉食的年轻人提供他所需的一切奢华生活条件。赵顯最终被流放到了吐蕃，并于1296年剃度为僧。忽必烈也向南宋普通官员和百姓许诺，将以同样的仁爱之心厚待他们。所有主动投诚者将得到宽宥，忽必烈还命令手下将士善待儒士、道士、佛教僧侣等。他承诺，政府将抚恤鳏寡孤独者。如此，他向人们传递了这样一个重要信息：他决不会容忍对被征服地区的任何掠夺行为。相反，他会在南方采取和北方同样的政策，即医治战争创伤，促进经济增长。

　　《元史》中有一则记载，其真实性已无法考证。这则记载刻画了忽必烈和他的妻子察必对待宋室的不同态度。宋朝的谢太后和全太后在觐见忽必烈之后，被安置在大都（今北京）。她们的两个侍女，一个姓朱，一个姓陈，不忍见其主人受辱，于是双双上吊自杀。忽必烈也许被这种自杀行为激怒了，但更可能是为此感到难堪，于是便把她们暴尸，并且把她们的头颅悬挂在全太后的门口。察必对忽必烈的野蛮行径感到非常生气，她要求把全太后和谢太后送回中国南方去。忽必烈承认他妻子的严厉批评有道理，但他仍然认为，允许宋朝太后回到南方绝不可行。南方的南宋遗民会造反，而且皇太后的安全也无法保证。因此，忽必烈建议把她们留在大都，并且承诺他会很好地关照她们。察必负责照顾她们，而她显然对她们非常宽厚。谢太后一直住在大都，直至1282或1283年去世。而全太后则出家当了尼姑，1296年后去世。蒙古统治者对宋朝皇室如此的优待博得了人们的好感。

　　尽管占领了临安，但是征宋战役仍未结束。得知都城陷落后，逃往南方的南宋将士于1276年6月14日在福州集合，为年仅七岁的皇帝赵昰（1268-1278）举行登基仪式。赵昰是被俘宋帝的同父异母兄弟。正当大宋王朝急需一位强有力君主的时候，又一位幼主登基了。陈宜中总理一切，张世杰、文天祥、陆秀夫（1238-1279）各司其职。然而此四人皆欲控制朝政，无人能够化解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一次冲突中，陆秀夫因胆敢质疑陈宜中的政策而遭到罢黜。当这些领袖人物继续争吵不休的时候，其他官员厌倦了这种权力内斗，纷纷投奔蒙古。例如，宋将夏贵叛变，把淮南西部和蒙元接壤的三个大州、六个小州、三十六个区拱手送给了蒙古。宋廷内部的不团结使之无法获得自己人民的效忠。

　　宋廷内部的分裂使得蒙古军更加迅速和无所顾忌地向南推进。畏兀儿人阿里海牙受命平定宋境的西南。他率三万大军，于1276年7月向现在的广西挺进。在途中，他攻下了长沙，到了第二年的4月，他已经一路打到了广西北部。他显然对忽必烈的命令了然于胸，因为在他的军队占领广西几天之后，他便设立了官署，开始着手恢复该地区的经济。与此同时，在东部战场，蒙古军队在唆都的指挥下，一路追击南宋皇室残部，直到中国南部沿海一带。1275年，唆都占领处州港之后，迅速向南推进。到1276年底，他的队伍开始在福州会师。宋幼帝赵昰刚刚逃到这里避难。蒙古大军只需几天就将到达这里，于是宋廷高层再次决定撤退。他们摒弃了任何投降的建议，沿海路向南航行，最后停泊在繁忙的口岸城市泉州。

他们一到达，便立即开始与蒲寿庚谈判。蒲是一位卓越的沿海贸易管理者，出身于阿拉伯富商之家，其祖父最初定居广州。蒲寿庚因协助消灭为害泉州的海盗有功，被授予泉州市舶使。他的位置为他提供了迅速致富的机会。商人和官员的礼物，以及贿款和贪占，使得蒲寿庚腰缠万贯。他的实力使得他成为忽必烈和逃亡中的宋王室争相拉拢的对象。双方都想获得他的效忠，因为双方都认识到，蒲寿庚所掌握的船只将在未来决定胜负的海战中发挥关键作用。当宋朝残部到达泉州之后，他们立刻四处寻找船只和物资供应。但是蒲寿庚发现他们的态度非常傲慢，一副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模样。他们好像是在要求，而不是请求所需要的一切。蒲寿庚强抑着愤怒，邀请他们在泉州多待些时日。同时，他加快了与蒙古人结盟的行动。张世杰和其他宋廷官吏对蒲寿庚的意图和忠诚表示怀疑。有一位学者认为，很可能当蒲寿庚请求宋帝留在泉州城时，就打算扣押宋帝。于是，宋廷在1277年初从泉州出逃。在4月或者更早之前，蒲寿庚正式决定与蒙古人合作，并且把他的意图告知忽必烈的元廷。忽必烈自然喜出望外，因为蒲寿庚的效忠将大大增强蒙古海军的实力。他立即与这位阿拉伯裔官员结盟，任命他为闽（今福建省）、广（今广东省）大都督兵马招讨使。忽必烈确信，用这种方法将能够得到蒲寿庚的优良船只。但是蒲寿庚在该年年末遭遇了一场危机。张世杰组织了一支由精良战舰组成的舰队，封锁了泉州港，蒲寿庚似乎处境非常艰难。两个月后，忽必烈派遣蒙古援军增援蒲寿庚，张世杰被迫退往南方。

　　宋军残部仍在不断地转移。在离开泉州以后，他们从一个港口转移到另一个港口，首先停留在潮州，然后到了惠州。127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都待在广州，但他们无法安心地苟延残喘。唆都决不会放弃粉碎南宋最后抵抗势力的终极目标。每当遇到抵抗，他便会用穆斯林发明的石弩和其他武器粉碎他们。1277年11月他试图与宋廷谈判，但是张世杰断然拒绝了他的提议。于是，唆都发兵攻占了广州，1278年2月，他的队伍也挺进到了潮州。当宋廷再次出逃时，他们在1278年1月6日遇到了一场巨大的风暴。宋帝的船只沉没了，他和张世杰几乎殒命。压力、严酷的生活以及气候和环境的不适应，使这个体弱多病的孩子（宋帝）再也无法承受，就在他十岁生日到来之前的5月8日死去。

　　他的死对南宋残部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张世杰仍设法把他们集合起来，做最后一搏。他把刚刚驾崩的皇帝赵昰的同父异母兄弟赵昺扶上皇位，然后与陆秀夫一起，代宋幼帝行政。在此之前，宋军残部一直在中国的最东南方避难。实际上，他们是在雷州半岛外一个名叫碙洲的海岛避难。他们明白，他们这样做只能是在蒙古袭击的威胁下苟延残喘。除此以外，还能做什么呢？陈宜中提议皇帝前往占城（在今越南的南部地区）寻求避难。既然许多占城人最初都是汉人，而且他们也很害怕蒙古的入侵，他们也许会欢迎年轻的宋朝国君，或许还会为自己有幸保卫一个伟大帝国的君主而沾沾自喜呢！陈宜中远航到占城，希望占城国王会接纳宋幼帝来此避难。在等候陈返回时，南宋残部发现已经无法在碙洲继续待下去了。蒙古军队占领了雷州，以防止宋廷逃往占城。宋军再次起程开往海上，并逃往崖山临时避难。此处离已落入蒙古人手中的广州不远。

　　蒙古大军已经准备好对被围困的南宋军队发起攻击。1279年初，各路蒙军向崖山合围。张世杰知道他无法抵抗蒙古人的火力，于是便试图设法逃出蒙军对崖山的封锁。但是在3月19日，他的舰队中只有十六艘船冲破了蒙古舰队的包围圈。南宋皇帝的船只被摧毁。当陆秀夫意识到船在下沉时，便把宋幼帝抱在手中，跃入大海。宋朝最后一位皇帝葬身大海，大宋江山从此落入了蒙古人的手中。

南宋残部或投降，或自杀，但一些人决心继续斗争，其中最著名的领袖是张世杰，他自称在占城或越南找到了宋朝皇室的一个后裔，此人可以被立为皇帝。抱着这个乐观的想法，他起程前往东南亚。可是，时运不济，1279年6月他的船遇到了一场飓风，他本人在风暴中丧生。陈宜中到达了占城，但是当他获悉宋幼帝死后，就再也无法返回了。他留在了占城，为随后而来的南宋难民铺路。当1283年蒙古军入侵占城时，他逃到了暹国（泰国），并居住在那里，直到去世。文天祥被蒙古兵俘获，但他拒绝与南中国的新主人合作，最终因敌视蒙古人而被处决。

　　到1279年为止，忽必烈粉碎了南宋王朝的残余势力。他此时面临着或许更加困难的任务，即他必须设法掌握被征服的南宋百姓的行政机构，要赢得他们的信任，他不能表现得像一个"野蛮"征服者那样，只对掠夺中国南方的资源感兴趣。忽必烈需要建立一个既为蒙古人服务又不过分压迫当地百姓的行政机构，保持某些政策的连续性，并留任某些南宋官员以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南宋刚刚覆亡，忽必烈便竭力防止他的军队疏远当地百姓。1278年9月，他命令唆都和蒲寿庚必须尊重当地百姓，并且告诫他的军事将领，允许当地百姓在新征服地区从事农业和商业经营活动。他警告，决不可随意没收他们的财产。在他执政的头几年，他就新征服地区的管理多次发布过类似的宣告。这些政策是相当有效的。叛乱很少发生，大规模的起义也不见诸史书记载。有许多富有才华的南人服务于蒙古政权。当然，一些南宋官员和学者拒绝被蒙古人征召，宁愿致力于非政治性的事业，还有不少人在内心里保持着对亡宋的忠诚。但是，忽必烈既然能够统治世界上最庞大帝国的庞大人口，他也就能够在南宋土地上建立蒙古人的统治。而这是最为了不起的。在蒙古人征服的地区，没有哪个地方像南宋那样人口众多，富庶兴旺。我们看到，忽必烈的政策使得蒙古人能够有效地治理这片广袤的土地。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传奇。尽管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仅仅持续了不到一个世纪便结束了，但我们不应该因此而贬低忽必烈所取得的成就。与他同时代的人，无论是蒙古人还是非蒙古人，都异口同声地认为，他对中国南方的治理是非常成功的。

　　第一次入侵日本

　　忽必烈向高丽人提出的或许是最苛烦的要求，是协助他与日本建立联系。在长达四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日本岛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与中国完全隔绝的状态。由于9世纪中叶佛教在中国遭受迫害，日本与中国逐渐疏离，直至最后决定几乎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联系。对于忽必烈来说，如果能与日本重建朝贡关系，就能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这将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比拟的。正是这种急于博取汉人赞赏的心态，促使他决定一定要与这个日出之国建立联系。但直到那时为止，蒙古将领还从未参加过海战。而此时忽必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跨海降伏这个岛国。虽然他并没有打算发起一场海战，但是他降伏日本的计划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高丽人不喜欢日本人，但是他们并不热衷在忽必烈控制日本的计划中担当中介的角色。自从1223年以来，高丽沿海地区就一直遭受着被称为"倭寇"的日本海盗的袭击和抢掠。日本海盗利用高丽遭受蒙古入侵而无暇防备的机会，大肆侵扰高丽的沿海地区，直至1263年。但是高丽王室认识到，日本海盗的行为并不是由日本政府或者日本军事政权支持或认可的，因而没有对日本宣战。它仅仅派遣使者抗议日本海盗的袭击。一旦日本海盗获悉蒙古人已经征服了高丽，而朝鲜半岛战事已消除，他们便停止了袭击。因此，高丽人并无特别的兴趣帮助蒙古人与日本建立联系。

　然而，忽必烈另有想法。在1266年的秋天，他派遣使节向日本人通报了新朝在中国建立的消息，并请他们向新皇帝进贡。高丽人负责帮助使团横渡海峡。负责接待忽必烈使团的高丽人试图劝阻他们执行使命，并警告他们说，日本列岛附近的海面风急浪高，气候恶劣，异常危险。事实上，高丽人根本不想被卷入蒙古和日本的关系之中。高丽人的恫吓终于奏效，蒙古使者对充满危险的赴日旅程感到气馁，于是匆匆返回中国。他们的报告激怒了忽必烈，他也认为高丽人不值得信赖。在1267年的夏天，他给高丽王廷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斥责他的"属民"不仅不协助他的使节，反而阻挠他们前往日本。他决心排除高丽人的干扰，再做尝试。

　　1268年，他再次派遣使团前往日本，这一次高丽人比较合作。特使中包括一位礼部官员和一位兵部官员。忽必烈指示他们向日本人通告他已经登基的消息，并向他们表明，日本应该向他称臣纳贡。

　　日本人并不欢迎蒙古使团，他们的行动正好为在政策上一意孤行的忽必烈提供了进攻日本的借口。位于京都的日本皇室实际上非常软弱无力，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镰仓幕府手中。幕府里，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是最终的决策者，而他并不打算顺服蒙古。自恃拥有骁勇善战的武士阶层，凭借偏居大洋、易守难攻的日本列岛，他和他的前任执权北条政村一样，断然拒绝了蒙古使者的建议。忽必烈在信函中曾提到日本天皇是一个"小国国君"。在初步讨论了应该如何回复忽必烈这封信之后，幕府决定干脆直接把蒙古使者遣送回国，连只言片语也不回复。虽然朝廷官员已经起草了一封和解信并抄寄了一份给幕府请求批准，但幕府执权没有批准寄出公函。忽必烈并不为日本政府的反应所动，在1271年初再次派遣使团带着同样的信息赴日。负责护送蒙古使节的高丽人秘密地警告日本人，他们将面临蒙古人的军事威胁。可是日本人再次拒绝蒙古使节进入王廷。在返国途中，蒙古使节抓住了两个日本渔民，把他们带回中国。忽必烈热情款待了日本渔民，命令他们请求他们的统治者对中国皇帝和蒙古大汗表示适当的尊敬，尽快派遣使者前来进贡。然后他派人护送他们经高丽返国。可是，日本方面对忽必烈释放被扣留的日本渔民没有任何反应。

　　此时，忽必烈确实已被日本人的"傲慢"弄得茫然失措，心烦意乱。他决不允许他们一直这样公然蔑视他，反抗他。他的双重角色，无论是作为蒙古大汗还是作为中国皇帝，都不能容忍被一个小国如此羞辱。蒙古风俗要求适当招待外国使节，而中国传统则要求所有国家接受中国皇帝为天下共主。这样明晰的天命意味着，忽必烈不能继续容忍他的使节在日本受到怠慢。然而，在决定动武之前，他再一次派遣使节到达日本。他选派的特使赵良弼（1217-1286）于1272年春出发，并于同年的10月在九州岛东岸的今津町登陆。当他觐见日本天皇的要求被粗鲁地拒绝后，他发出了最后通牒：日本天皇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对忽必烈的信函作出反应。日本天皇愿意对蒙古作出一个平和的模棱两可的回答，但幕府拒绝任何妥协。镰仓的武士占了上风，他们把中国特使驱逐出境。幕府的粗暴无礼被描述为"等同于宣战"。赵良弼于1273年6月返回中国，向忽必烈报告了日本的风土民情，可能还包括防务情况。赵良弼描述了他在日本受到的羞辱，这深深地激怒了忽必烈。他不能再耽延，因为耽延只会使日本人更加肆无忌惮。在赵良弼返回前几个月，蒙古人刚刚在襄阳取得了征宋战役的重大胜利，因此忽必烈可以抽调一小部分军队前去征讨日本。同时，他的对日战役也是他征宋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必要的。日本人一直积极地与忽必烈的夙敌南宋开展贸易活动。击败日本人，他便能切断两个劲敌之间的联系，从而削弱南宋。

　忽必烈的征日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他命令高丽人制造船只，运送他的军队横跨日本海，从日本列岛的最南端发起攻击。1274年11月，他派遣了一支由蒙古人、汉人、女真人组成的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和六千至八千名满心不悦的高丽士兵（他们并不想参加这场战役），由大约七千名高丽水手引导，从合浦（在现在的韩国釜山附近）出发开往日本。蒙古军分乘三百艘大船和四百到五百艘小船，首先在对马岛和壹岐岛登陆，轻易地荡平了驻守在那里的日军。但是，忽必烈派往日本的军队无论规模上还是实力上都不足以彻底扫平日本列岛。他肯定低估了日本人的抵抗能力。

　　最关键的战斗自然将在九州进行。虽然日本人知道蒙古大军正在开过来，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还很粗略。他们的经济状况无法在九州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他们也没有一个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政权去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投入战斗。他们根本无法对付蒙古人的远程武器，包括十字弓和各种各样的弹射器。他们的指挥官缺乏实战经验，与身经百战的蒙古统帅无法相比。日本军队长于肉搏，但是蒙古军队习惯于以组织严密的小组为单位集体作战，这种战术是日本人所不熟悉的。所以，当蒙古军于11月19日在九州东岸的博多登陆时，日本人处于绝对的劣势。蒙古军在进军之前鼓乐齐鸣，其战阵和攻击方法使得日本人毫无招架之力。第一晚的战斗就使日本军队遭受了人员和装备的重大损失。他们的残兵败将更是不堪一击。溃败看来是在所难免了，那天晚上，唯一使他们大难不死的是无边的黑暗。

　　但大自然为日本人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就在同一天晚上，海面突然起了风暴。高丽水手马上对蒙古将领说，他们必须回到船上，把船开往海上，直到风暴消退。否则，他们的船只就会与岸边的岩石相撞而沉没，那样，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撤退工具。蒙古人勉强同意了，并开始从博多撤退。一些日本人追击并杀死了一些正在撤退的蒙古兵。然而，那天晚上蒙古兵遭受的大多数伤亡都发生在海上。狂风、巨浪和礁石把几百艘船只击成了碎片。根据一些记载，蒙古军有一万三千人因此丧生。日本人因这场风暴而大难不死。蒙古人的远征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结束，残余的蒙古军驶回了老家，向忽必烈报告了这次惨败。

　　由于大汗正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征服南宋的战役中，他无法腾出手来立即向日本人复仇。相反，1275年忽必烈又向日本派遣了一个使团，由杜世忠和何文著带领，要求日本称臣，以免再度兴师入侵日本。日本当局正因为最近的军事胜利而趾高气扬，并相信他们的神拯救了他们，于是把不幸的使节处死，进一步加深了与中国王朝的嫌隙。对蒙古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行径更可恨的了。忽必烈决不能允许这样一种暴行逃过惩罚。但是，直到好几年后他才腾出手来再次兴兵讨伐日本。

　　13世纪70年代中叶，忽必烈已经平定了高丽，甚至把他们变成了征日战役中的帮手，尽管高丽人并不情愿这样做。但他无法以同样的手法降伏日本人。他在别处有更多需要操心的事情，特别是对他的帝国领土完整的现实威胁。中亚向他的政治权威提出了更加严重的挑战。他必须首先解决那个地区的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日本人。

第四章中国皇帝

　　忽必烈希望人们既把他看做蒙古人合法的众汗之汗（即大汗），又把他看做合法的中国皇帝。虽然在13世纪60年代初他已经相当认同中国了，但是他仍然一度声称自己拥有统治全世界的权力。他希望人们承认他是蒙古帝国所有版图当之无愧的统治者。然而，建于俄国的金帐汗国支持阿里不哥称汗，而中亚的几位可汗则在两兄弟之间的斗争中充当骑墙派。忽必烈与波斯伊儿汗国的可汗保持着友好关系，但是那里的蒙古统治者从他的弟弟旭烈兀开始就基本上是自治的了。虽然伊儿汗国的可汗在忽必烈在位期间一直要求大汗的正式册封，但是，他们实际上是自治的。因此，尽管忽必烈在中国和高丽取得了成功，但是他无法使人们接受自己为大汗。

　　忽必烈欲把中国作为根据地，这个目标在他登基成为大汗之后十年内就已经实现了。他需要集中精力治理中国。虽然他也许曾经把汉人看做他的"殖民地属民"，但是他明白，欲统治中国，必须雇佣汉人幕僚和官员。但是，他又不能完全依靠汉人幕僚施政，因为他必须在统治中国的定居文明和保存蒙古文化特色及其价值观念之间维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在治理中国的过程中，他非常注意关心他的汉地属民的利益，同时也想尽量利用帝国的资源来壮大自己。他的动机和目标在他的整个施政过程中一直在不断交替变化。

　　忽必烈的经济规划

　　忽必烈经济规划的关键是劝农。1261年，他创建了一个机构劝农司，并任命八位官员开展支持农业经济的计划。忽必烈选择姚枢总领该机构，显示了他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同样，劝农司的官员又挑选了一批精通农业的人员帮助农民耕作土地。最终，一支规模庞大的官僚队伍被组织了起来，其职责是促进农业生产以及有效利用土地。北方耕地因连绵半个世纪的战争而遭受了严重破坏，处于凋敝状态。忽必烈必须制定政策，促进土地的恢复。光靠救济措施，包括免税措施，是不够的。此外还要建设粮仓，存贮多余的粮食，以应付荒年粮食短缺。忽必烈的都城到最后一共建有五十八个这样的粮仓，可以储存十四万五千石粮食。但是这样的措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缓冲剂。忽必烈需要付出更加积极的努力来帮助中国农民。

　　忽必烈的敕令和经济规划都显示出他曾试图保护农民的利益。在其中一份给他的蒙古属下的敕令中，他要求他们注意保护农民最宝贵的财产--土地。1262年初，他禁止牧人在农田里放牧牲畜。他不愿意看到蒙人侵犯或破坏农民的宝贵土地。这项法令和其他规定表明他越来越关心定居社会的臣民。但是，这些措施并不一定表明忽必烈完全彻底地认同农民了。不过，对忽必烈而言，假如不能适当地扶持农民阶级，汉地就不可能得到有效治理。

　　忽必烈希望帮助农民自己组织起来，促进经济的复苏。到1270年，他发现了一个合适的机制--社。这是一种由政府支持的新的农村组织，大约由五十户组成，每个社有一个社长为其首领，其首要目标是刺激农业生产，鼓励垦荒。忽必烈对社所颁布的命令包括：助耕，植树，开垦荒地，改善防洪和灌溉设施，增加丝绸生产以及河湖养鱼等。社长要奖勤罚懒。忽必烈及其幕僚所设计的社实际上是一种农民自助组织。忽必烈把管理这种组织的自主权赋予了汉人，从一定意义上说，这实际上是给予了他们掌握自己生活的一种方式。

　　忽必烈及其幕僚打算让社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主要目的是维护农村地区的稳定。看起来，"许多农民愿意组织起来，但不是参加试图改变现有社会结构的革命组织，而是重建旧有的社会结构和恢复农村地区的稳定"。忽必烈还计划利用这种组织作为监视农民和定期人口普查的助手。或许最具创意的目标是利用这种新组织促进教育的普及。每个社都有责任建学校，供村里的男孩子入读。学校要向农民的孩子介绍更好、更有效的耕作方法，并教会他们识字。这种教育体系迥异于传统的、以科举考试为目的的教育体系。虽然这种设想并未实现，但是它显示了忽必烈及其幕僚心中孕育的一种观念，即培养一批有文化修养的农民，其利益将受到政府的保护。这表明，政府的关注对象不仅仅是游牧人，而且也包括农民。例如，忽必烈要求社建立"慈善粮仓"（义仓），在灾荒年、粮食歉收时救济饥民，为鳏寡孤独者提供粮食。

　另外一种保护农民的方法是设计一种稳定的规律性的税收系统。忽必烈希望废除包税制，因为这种措施不容易控制，而且容易导致滥征税。此外，他希望削减封地的权力，这对保护农民利益同样是很关键的。按照忽必烈所实行的新体系，原先农民向封地领主缴税改为向政府缴税，然后，税收收入由政府和领主平分。农民每年只需缴纳一次税，不必再担心领主反复无常地征税。

　　压在农民身上的另一主要负担是劳役，它和赋税一样苛烦。忽必烈开展了一系列的公共建设规划，譬如大运河的扩展，都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联结蒙古首都和中国各地的驿传系统也需要地方上提供人员、马匹以及物资供应等。这些劳役显然是沉重的负担，但是，在忽必烈执政期间，他一直尽力限制对老百姓提出过分的要求。有时他会豁免那些被征召承担特别劳役者的税。他一再发布命令，要求他的使节和军队不要向当地农民滥征税。当然，既然忽必烈不得不对自己的官员一再重复这些命令，那就表明滥征税的现象一直存在。但是忽必烈显然不同于那些比较保守的蒙古人，他并不希望一味地剥削中国农民，或者迫使他们摒弃他们的土地以便于放牧。

　　忽必烈试图保护的另一个群体是工匠。他在他的政府内设置了一定数量的机构，用于组织工匠和保障工匠的利益。这些家庭作坊负责提供首饰、衣物以及纺织品等，以应宫中所需。另外，公共建设项目也需要技术熟练的工匠提供服务。为了获得他们的忠诚，并帮助他们取得成功，忽必烈制定了有利于工匠的规章制度。政府向他们提供定量的食物、衣物、食盐等，并豁免他们强制性劳役的义务。规定还允许他们在市场上公开出售自己制作的物品。因此，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工匠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当然，工匠们对官员的腐败时有怨言，工匠监督者的贪得无厌和中饱私囊使得工匠们愤愤不平。但是，元廷曾努力防止这样的剥削，而总的来说，工匠的确得益于蒙古统治。

　　商贾在忽必烈执政期间也相当兴旺发达。以往的中国王朝时不时会对商人施以各种各样的限制，而势力强大的儒士阶层中也有人反对贸易活动。商人总是被看做寄生虫，本性诡诈，嗜财如命，因此不少中国朝廷试图规范他们的商业活动和利润，严重的甚至取缔他们的商业活动，没收他们的赢利。忽必烈对商人并没有这种成见，事实上，他给予了他们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因此，贸易活动在中国境内繁荣起来了，对外贸易也很兴旺。穆斯林商人在中国与中亚、中东以及波斯的陆上贸易中担当了中介的角色。他们进口骆驼、马匹、地毯、药材以及香料等，出口中国的纺织品、陶瓷、漆器、生姜、桂皮等。他们把中国的瓷器、丝绸以及铜钱等从东南港口城市泉州和福州运往西方，并运回宝石、犀牛角、药材、熏香、地毯、胡椒、肉豆蔻以及其他香料等。事实上，一些中国瓷器是专为出口而设计的。中国人表现出了"真心诚意愿意……提供穆斯林喜欢的瓷器"。

　　个体商户和商人协会在蒙古语中叫做"斡脱"，他们对中国的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元朝法律要求，外国客商进入中国以后，必须立即把他们的贵金属换成纸币。这项政策给元廷带来了巨额财富，而商人也愿意遵守这项规定，因为元廷同时赋予他们开展对华贸易的权力以赚取丰厚利润。斡脱向元廷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服务，而元廷则大力扶持斡脱。例如，在蒙古征服战争期间，斡脱向蒙古贵族提供了急需的贷款。作为报偿，忽必烈于1268年设立了一个斡脱监管机构。该机构负责把来自蒙古贵族或政府的资金（叫做"斡脱钱"）贷款给斡脱，月利息仅为百分之零点八，对比其他借贷者百分之三的月利息要低得多。斡脱要么用这些钱经商赢利，要么向汉族商人放高利贷。因此，忽必烈的政策对贸易商是极为有利的。元廷对商业交易只征收百分之三点三三的税，而忽必烈甚至容忍斡脱们的越权行为。例如，一些商人会强征士兵保护他们的旅行，还有一些商人曾经用不正当的手段强迫债务人及时偿还他们的贷款。《元史》中记载了大量有关商人滥权的申诉，但朝廷控制斡脱的主要策略只不过是严厉的警告，而不是严厉的处罚。

为了促进贸易并增加商人的利益，忽必烈决定在其辖区内流通纸币。忽必烈是第一位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纸币流通系统的蒙古统治者。汉文史料把它归功于刘秉忠，说他曾说服忽必烈在中国北方采用纸币。但即使没有刘的提示，忽必烈也明白发行纸币的好处。这里，《世祖本纪》再一次记载了一位贤能的中国幕僚的故事，说他如何劝诱一个无知、不明事理的蒙古统治者认可一项创新性的精彩政策。不管那个故事是否真实，忽必烈宣布废止前几任蒙古大汗治下流通的地方纸币，要求中国北方居民向政府交出金、银、铜币。他决心加强政府对货币的控制，用纸币代替硬币。

　　在他执政的第一年，忽必烈设计出了三种类型的纸币，其中之一在他任期内一直在使用。第一种汉语叫丝钞，是以丝绸为本位的货币；但其他两种，中统元宝钞和中统银货，则是由银子储备支持的银本位货币。中统元宝钞最后赢得了人们的信任，成为最流行的货币。这些纸币在当时可能很容易得到并且使用很广泛，因为马可·波罗在叙述他13世纪在华生活的时候，曾对纸币有过详细的描述。至少直到1276年，这套货币系统运行良好，部分原因是忽必烈严格控制了纸币的发行量。直到征服南宋之前，政府都没有增加每年的纸币发行量。1276年，面对征宋和征日战役的巨大军事耗费，元廷大幅增加了纸币的印刷量。但是，在忽必烈统治期间通货膨胀并没有失去控制。

　　政府帮助商人的其他方式还包括运输系统的改善。忽必烈大力提倡修路，在路的两旁"种有杨柳和其他树木，为道路遮阴"。另外，他还建立了驿站，虽然最初是专为传送官方邮件而设计的，但是也用于方便贸易活动。除了接待旅行的官员和外宾之外，驿站也用于客商的客栈。在忽必烈统治末期，中国有一千四百多个驿站，拥有可供役使的马大约五万匹，黄牛八千四百头，骡子六千七百头，马车四千辆，小船将近六千条，狗两百只，绵羊一千一百五十只。每个驿站的规模不等，但都有为旅客投宿准备的客房、厨房、大厅、牲畜圈棚、粮仓等。在理想的情况下，信使骑马在驿站协助下一天内能跑四百公里，以递送重要信息。这在13世纪乃至以后的世纪都不能不说是一种了不起的高效率的邮政服务系统。

　　忽必烈的政策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贸易，同时也显示了他对商人的关心。和许多汉人不同，忽必烈对商人不存在偏见。时人所提供的证据表明，他的统治是很成功的，商人的生意异常兴隆。例如，马可·波罗写道：

　　"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所以城内外皆有华屋巨室，而数众之显贵邸舍，尚未计焉。……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

　　其他阶层的人们和行业群体在忽必烈的统治下似乎也比在汉人皇帝统治下过得好。比如，医生就是一个受到元廷青睐的职业。注重实用的蒙古统治者重视医学，因而使之成为一个很有吸引力的行业。忽必烈自己一直受痛风和其他疾病的折磨，因此特别看重医生。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忽必烈对他宫廷御医的治疗效果印象深刻。他在1285年、1288年和1290年数次派遣使节前往印度南部，寻找珍贵药品以及熟练的工匠和医生。建在中国北方开平的广惠司（皇家医院）的两个分部的医生主要是穆斯林，负责为皇帝和宫廷提供医疗服务。其他蒙古官员也看回回医生，宫廷图书馆里藏有三十六卷穆斯林医方。例如，1268年，从撒马尔罕引进了一种波斯语称做"沙贝"（汉语叫"舍儿别"）的医用药剂。忽必烈建立了皇家医学院（汉语叫"太医院"），专司医师遴选标准的制定、医师训练的管理以及医典的整理等。规则对职业医生所制定的标准很高，因此，大批汉人精英被吸引到了这个行业中来，其数目远远超过了以往朝代。医师的职业收入丰厚，并可通过影响患者，实践儒家思想中的仁爱理念。而且，医生经常被豁免劳役和其他赋税义务。在政府的支持下，医生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

　同样，忽必烈非常尊崇天文学家和其他科学家，并邀请了许多外国科学家来到中国。1258年，波斯人在阿塞拜疆的马拉盖修建了观测站。他们制造了新的天文观测仪器，并且做出了重大发现。1267年，忽必烈邀请波斯天文学家札马鲁丁来到中国传授这些发现。札马鲁丁带来了圆球形的天体图、日晷、星盘、地球仪以及天象仪等，作为礼物献给元廷。他还献给忽必烈一本新的更精确的日历，汉语叫万年历（一万年的日历）。四年后，即1271年，忽必烈终于建立了穆斯林天文学院（回回司天台）。在那里，中国天文学家郭守敬（1231-1316）利用波斯天象图和演算结果，制造出了自己的仪器，并设计出了他自己的日历授时历（指示季节的日历），该日历在稍作修改后在明朝被广泛使用。

　　在忽必烈统治期间，穆斯林对地理知识的传播和地图绘制也作出了重要贡献。随着阿拉伯和波斯的旅行家、商人带来关于中亚和中东的信息，"地理学在中国蓬勃兴起，并采用了阿拉伯资料中关于中国以外其他地区的资料"。元朝绘制的世界地图可能是以穆斯林资料为基础的，对亚洲和欧洲的标写相当准确。此外，与鼓励和吸引科学家一样，忽必烈也和其他中国朝代的皇帝一样，注意保护神职人员和艺术家。在本章的后面我们将详细讨论他对于这两个群体的态度。

　　总之，忽必烈消除了长期形成的针对某些职业群体的一些歧视性做法，并且努力改变人们对这些职业的偏见。这些职业群体在中国传统王朝统治下总是际遇不佳。虽然他努力公正地对待农民，并鼓励农业生产，但是，那些与种田无关的群体，比如商人、医生、科学家等，得到了元廷更多的关注，也得到了更多的实际好处。忽必烈显然希望在他统治中国的努力中得到这些人的支持。被蒙古人伤害最严重的是拥有土地的精英分子的利益。一直以来，治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忽必烈和蒙古人取消了这批人作为国家统治者的特权。没有了科举考试，这些汉人精英分子便无可作为。其中一些人默认了蒙古人的统治，并为之效力；另一些人则放弃了出仕打算，成为隐士，或寄情于艺术；还有一些人，因不满蒙古人的统治而形成了潜在的破坏势力，他们在中国南方尤为活跃。然而，忽必烈仍然试图得到他们的支持，并在政府机构中为这些士人保留了适当的职位。这些机构包括翰林院，其职责包括监督国子学，国子学则负责儒家经典的传播，档案和皇帝起居录的管理等。

　　忽必烈和儒士

　　忽必烈认识到，若想有效地统治中国，他必须赢得汉人儒士的信任和支持。他采取的其中一个步骤便是将都城迁往中国北方。汉文史料把新都的兴建归功于他的幕僚刘秉忠。根据这些史料，新都是按照中国古籍《周礼》中有关都城的理想模式规划建造的。他们把刘秉忠描绘成该计划的始作俑者，而忽必烈作为君主只不过简单地批准了刘的建议。但是，要说忽必烈自己根本没有认识到应把都城建在帝国境内一个人口众多而且无疑最繁荣的地区，那恐怕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忽必烈肯定意识到了其中的象征意义，而他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他的汉儒幕僚的特别提示。1266年，忽必烈命令开始兴建新都，地点选在今北京。北京在金朝被汉人称做中都，1272年，它开始被汉人称做大都（伟大的首都），被突厥人称做汗八里（大汗之城），被蒙古人称做大都。中国城市的地址通常是通过占卜（风水）来选择的。但既然中都已经建在了那里，于是新都将建在金朝首都的东北部。而且，与建造大多数中国城市不同的是，为了修建这座新城市，元廷雇佣了许多外国工匠。工程总监实际上是一个穆斯林。然而，该城的设计风格仍然是中国式的，规划者在设计建造大多数建筑时，都遵循了中国模式，选择了中国建筑样式。忽必烈希望大都能表现出他为迎合传统汉族学者和儒士而作出的努力。

然而蒙古的影响在一些建筑的装饰上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忽必烈的寝殿内，悬挂着貂皮做成的帐幕，作为蒙古狩猎和游牧生活方式的一个有形提示。主要招待大厅里有一个台子，放置了一个猛虎下山的模型，"由机械装置传动，可以像真的那样活动"。蒙古式的帐篷支搭在皇家公园内，忽必烈的儿子及其堂兄弟们就居住在这些帐篷里，而不是宫殿里。当忽必烈的某位妻子临产时，她要搬到帐篷中生产。还有，忽必烈派下属到蒙古草原上为他的皇家祭坛采集草和土，作为他们游牧传统的另一种象征。但在这些蒙古文化的影响之中，汉文明的影响依然是主要的。装饰图案的主题包括龙凤呈祥，而装饰品则流行丝绸和玉器，这些都是典型的中国式的。小山、宫殿、亭阁、小桥以及公园的布局都和一个中国城市毫无二致。

　　汉文化的影响在这个城市最显著的标志，可能是忽必烈命令在皇宫附近建造的庙宇。特别是太庙（亦称宗庙）的建立显示了他想博得儒士精英好感的迫切心情。对祖先的崇敬是中国人生命观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太庙的建立表明忽必烈意欲保持与祖先敬拜有关的礼仪。虽然他自己避免亲自介入，但是他打算提倡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这一举措肯定会疏远比较保守的蒙古人。也许忽必烈曾担心过这样做将遇到反对，但是他显然顾不了那么多了。

　　孔庙的建设更进一步具体体现了忽必烈为获得儒士精英支持所作出的努力。元廷代表定期向这位中国贤哲献祭，并在孔庙举行仪式。忽必烈自己并未采纳儒家体系。我们在本章后面将看到，佛教和萨满教对他仍有吸引力。但是他明白自己表现得好像很喜欢儒士是很重要的。

　　忽必烈希望树立一个儒君的形象，以博得汉人的支持。其中一个措施是仿效以往中国开国皇帝的模式，确定一个适当的国号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忽必烈选择的国号应该能够使人们联想到他的治国取向。采用一个富有象征意义的中国名字将能表明忽必烈努力融入中国传统的愿望，而一个蒙古国号肯定不会赢得汉人的好感。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忽必烈选择了中国名字"元"作为他的国号。"元"的意思是"发端、起源"，但它还有更重要的含义。在《易经》中，"元"指的是"宇宙之始"或"原始力"。因此，这个名字与中国经典以及中国古典传统的重要观念有着直接和密切的联系。

　　忽必烈对中国传统的认知和敏感性，可以从他对已被立为太子的次子的态度，以及对他所规定的教育进一步得到证明。早在1243年，即他的次子出生的前一年，忽必烈就同意给他的儿子起一个中国名字。他的佛教幕僚海云法师给他起名叫"真金"，即真正的金子。忽必烈决心让真金接受一流的中国式教育，因而指派他的幕僚姚枢和窦默做这个孩子的老师。后来，忽必烈还任命了一位儒士王恂（1235-1281）指导真金学习中国古典著作。这些饱学之士首先向他介绍了《孝经》，这本文字浅显的经典强调孝顺的美德。当他掌握了这部经典之后，他们又鼓励他学习其他更加复杂的经典之作，最终要求他背诵《诗经》。在元廷为官的王恽也给真金写了一篇文章，概括总结了中国过往朝代一些皇帝和大臣们关于政府的看法。在强调书本学习的同时，他的老师也让真金不断地接触儒家基本思想和逸闻趣事，目的是帮助他举一反三，理解儒家思想精华。王恂曾教导真金："许衡尝言：''人心如印版，唯版本不差，则虽摹千万纸皆不差；本既差，则摹之于纸，无不差者。''"据说真金对王恽简洁明了的观察进行了深刻反思。

　真金还接触了中国境内的其他宗教。他曾与一位道教大师交好，并请求他"……向大汗（即忽必烈）解释道教教义"。后来他接受了八思巴喇嘛的教导，而且和他母亲察必一样，也被藏传佛教的教义深深地吸引住了。八思巴喇嘛写了一篇题为《彰所知论》的短文，专门为真金阐述他的佛教宗派的教义。他把忽必烈的这个儿子称做"开蒙皇太子"，这大概是真金与佛教徒交往趋于密切的另一个标志。忽必烈对真金越来越被汉人所接纳表示欣慰，于是决定提拔他，让他担当越来越重要的责任。早在1263年，忽必烈便封他为燕王，其管辖范围覆盖大都所在的地区，很显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就在同一年，忽必烈又把监督枢密院的重任交给了这个还不到二十岁的王子。1273年，他又立三十岁的真金为皇太子。忽必烈因而成为蒙古统治者中第一个选定自己继承人的大汗。

　　其实，忽必烈并不需要有人劝导他给自己的朝代取一个汉文名字，或恢复中国宫廷礼仪。他也不需要有人指点他把真金培养成为中国皇位的继承人。忽必烈几乎本能地认识到，一个精通中国经典、熟悉汉人风俗和礼仪、通过太子太保学习过儒学和中国其他宗教教义的蒙古人，将受到汉人的普遍欢迎，并能帮助忽必烈获得他们的效忠。因此他有意以此方法教育真金，以便吸引他的中国臣民追随他。

　　他吸引儒士的另一种方法是为他们宣扬他们自己的观点提供实际的支持。例如，忽必烈支持把中国经典著作翻译成蒙古文的工作。当然，他选择了可能对他的管理有用、特别是关于治国和历史的文本来翻译。在这里，他再一次表现出了实用主义的倾向性，因为他鼓励翻译的资料都是能对蒙古精英有直接帮助的作品。但是，如果他想对汉人学者产生影响力，那么他就必须支持儒家经典的翻译。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中国经典如《孝经》和《书经》，都被翻译成了蒙古文。其中一本书名为《大学衍义》，是由他的儒士幕僚真德秀翻译的。该书运用新儒家朱熹的学说来解决实际的政治问题。忽必烈把这些文献介绍给蒙古精英分子，就等于向汉人表示，他是尊重儒家思想的，他并不反对这种学说的传播。他支持的其他翻译项目还有窝阔台和蒙哥统治的历史，汉文叫《实录》，还有他自己敕令的汇编。忽必烈想通过促成一批汉人政治和道德经典的翻译来感化汉人。出于同样的实用主义目的，他建立了蒙古翰林院，把他自己的法令和规章制度从蒙古语翻译成汉语。

　　忽必烈招募并供养了一批热心于新儒学的饱学之士，其目的依然是为了讨好这个越来越显要的群体。尽管他们中许多人拒绝为蒙古人效劳，但是仍然有一些人把"教化"北方游牧人作为自己的使命。许衡就是这种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被吸引到了忽必烈的宫廷，而忽必烈也被他所吸引。许衡后来被公认为当时最优秀的学者之一。虽然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人，但是他已经在姚枢和窦默的帮助下，接触了新儒学的主要著作和观点。同样也是这两位大师把他引荐给了忽必烈，到1267年，他便被任命为集贤殿大学士。在他的任期内，许衡培养了许多著名的蒙古人和中亚人，并借机把他的思想灌输给了这批异族人，而正是这批人在统治中国。作为一代名师，许衡强调个人要献身于国家和社会，这种观点自然对蒙古统治者非常有吸引力。更使忽必烈和元廷高兴的，是许衡的务实精神。和其他许多新儒家不同，他在写作或演讲中不尚空谈。他之所以在蒙元朝廷取得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不重视玄谈或者形而上的空谈或''高层次问题''"。相反，他只是像长辈那样向忽必烈提出有用的忠告。根据汉文史料中的一则逸事，忽必烈坚持要许衡对他直言相谏，即使这样的诚实使他不得不向皇帝提出批评，也没关系。当许衡刚刚进入忽必烈汗廷为官的时候，朝政由王文统所把持，而王文统绝对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而是一个精于财政管理的精明官员。实际上，他试图采用一项精心设计的策略来削减朝中儒士的权力。他敦促忽必烈任命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这样将有效地阻止他们把持政府管理职能。三人都知道王文统的手腕，于是都婉拒了任命，暂时退出了公职。1262年，王文统被他的女婿李璮的叛乱所牵连，被处以死刑。忽必烈召回了许衡，并批评他说，他不该不站出来说话，反对王文统，并说："是时，卿知之（王之错咎），因何未言耶？是儒学使卿行事若此耶？抑卿未服孔子之教而行事若此耶？往者已矣，望卿勿复错。是则曰是，非则曰非。"
忽必烈确信，这样的态度将会赢得他的汉人幕僚的好感。同样，他对传统的撰写前朝历史的积极反应肯定也得到了儒士们的交口称赞。儒家思想强调以过去的历史人物为行为的向导，这一直是这种官方修史的推动力。王鹗早在1234年就已经写出了金朝败亡录，1261年8月，他建议元廷搜集亡金和亡辽以及早期蒙古统治者的史料。他重申了以史为鉴和鉴往知来的传统中国史观，认为过去朝代的优缺点可以成为宝贵的借鉴。他暗示忽必烈应该效法过去的伟大皇帝。为了保证适当的资料编目和档案管理，王鹗建议设立史馆，与传统的儒士翰林院合并，这种组合"显然想利用翰林学士的影响力……加快这个历史项目的完成"。新的机构被命名为翰林国史院，负责汇集实录资料，然后编撰辽朝和金朝历史以及元朝忽必烈先辈们的历史。忽必烈虽然表面上对修史并不像他的汉人幕僚那样热情，但是他仍然批准了王鹗的建议，并同意建立国史院。他的目的看来是要安抚汉人儒士们，因而他得表现出愿意遵从他们的学术传统。无论忽必烈的动机如何，王鹗招募了史馆编修者、学士以及起草人。尽管在忽必烈任期内，无论是辽史还是金史都没有完成，甚至在他统治期间还没有动笔起草，但是王鹗毕竟为金朝史的修撰构想了一个有组织的计划。而忽必烈及其幕僚对此构想及其初步实施也功不可没。

　　忽必烈和宗教

　　如果忽必烈希望被看做中国君主，他自然就不能单单讨好儒士精英。他也必须同时照顾到中国境内的其他宗教。忽必烈所推行的政策是要笼络境内所有宗教。对汉人儒士，他俨然一副儒家思想体系拥护者的姿态；对吐蕃和汉地僧侣，他则把自己刻画成为一位热心的佛教徒；对欧洲访客，譬如马可·波罗，他预言在他的臣民中将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而对穆斯林，他则表现得好像是他们的保护者一样。这样像变色龙一样的角色转换对忽必烈来说异常重要，因为他是在统治一个多宗教、多民族杂居的帝国。

　　忽必烈极力想影响的一个宗教团体是穆斯林。从1261年起，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被授予政府公职，并享有一定的特权。例如，穆斯林被豁免了常规赋税。元廷很少干涉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在汉文和波斯文史料中有大量关于穆斯林聚居区的论述。在忽必烈的夏都开平和他的首都大都生活着许多穆斯林。其中一些人从事忽必烈高度重视的职业，如工匠、商人以及建筑师等。

　　忽必烈允许穆斯林在许多地区组成实际上的自治居住区，他甚至偶尔奖励穆斯林。一个名为舍黑（即谢赫，中文叫"回回太师"）的官员往往担任聚居区的首领，并担当回教聚居区和蒙古政府之间的中介。哈的（中文叫"伊斯兰教法官"）负责解释回教法律法规。穆斯林聚居区有他们自己的市场、医院以及清真寺等。忽必烈一般不干预穆斯林守回教诫命，比如割礼和不吃猪肉等。他也没有强迫穆斯林说蒙古语或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和突厥语继续在穆斯林聚居区通行。忽必烈对穆斯林采取宽仁政策，因为他们对他统治中国很有助益。他们促进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贸易，并担当了税吏和财政管理者，使忽必烈不必过分依赖于汉人幕僚和官员。由于他们的地位和权力要完全仰赖元廷的恩赐，因此，穆斯林显得比汉人更加忠诚。

　　忽必烈试图成为穆斯林代表的努力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许多有影响力的穆斯林效力于元廷，其中最著名的是赛典赤·赡思丁。赛典赤是不花剌一个名门之后，在成吉思汗征服中亚的战争中，他带领他的一千骑兵向蒙古人投降。他的能力和忠诚显然给蒙古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他在投降之后不久便开始担任越来越重要的职务。蒙哥汗选择他担任燕京路总管。1260年，忽必烈任命他为燕京宣抚使，不到一年，又提拔他任职于中书省。他显然在这些位置上做出了成绩，因为到1264年，忽必烈便委任他为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平章政事，管辖区域涵盖今陕西、甘肃和四川省。他在这里的主要政绩包括进行了一次准确的人口普查，从而在纳税名单上增加了更多户口。此外，他还组建了一支高效的军队。

　　忽必烈也喜欢僧人，他曾在1258年的佛道辩论中支持过他们。到他继承他哥哥蒙哥汗的大位时，忽必烈已经接触过中国佛教的几个派别，特别是禅宗。但禅宗过于深奥，缺乏忽必烈寻求的具体和实用的好处。而另一方面，藏传佛教则是达到他自己政治目的的理想工具。它能从意识形态方面论证蒙古统治的正当性。藏传佛教对巫术的重视、它的色彩以及它的游方都令忽必烈十分喜欢，但是它最有吸引力的特点是它在政治上的介入。许多藏传佛教派别在传统上一直在世俗事务中发挥作用。他们的宗教高僧同时也是世俗领袖，而佛教寺院通常是地方权力中心。藏传佛教派别并不像禅宗那样不问政治。

　　吐蕃萨迦派的八思巴喇嘛被证明是一个很有用的人物，他极力支持忽必烈成为中国正统君主的雄心。通过和蒙古人的长期交往，八思巴吸取了他们的许多价值观念。但是，作为萨迦派主要领袖的侄子，同时也作为一个僧人，他受到了许多僧侣的尊重。忽必烈的另一个著名的僧侣盟友噶玛巴希，被指控曾协助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因此，八思巴喇嘛比较可靠。当忽必烈夺取政权以后，他便开始用尊荣和头衔拉拢八思巴喇嘛。1260年，他任命这位吐蕃喇嘛一个新职位：国师。次年初，又令其统领天下释教僧侣。1264年，蒙古统治者颁发所谓的"珠诏"，授予僧人免税特权。1264年，他建立总制院，管理吐蕃事务，并监督政府与僧人之间的关系。八思巴喇嘛成了这个新机构的总领。与此同时，忽必烈通过婚姻联盟使其与八思巴喇嘛的关系更加密切。八思巴喇嘛的弟弟娶了一位蒙古公主，后来，他的侄子和一个侄孙都曾尚公主。

　　最后一步则是把名义上的全吐蕃的管辖权授予八思巴喇嘛和他的萨迦派法王。在1264年或者1265年，忽必烈派遣八思巴喇嘛去吐蕃，帮助他说服当地人民接受蒙古人的统治。八思巴喇嘛的弟弟恰那多吉喇嘛也是在蒙古宫廷中被抚养大的，此时也戴着蒙古人封的"全吐蕃之首领"的头衔到达了吐蕃。两兄弟之间的职权划分不是很清楚。或许忽必烈想让掌天下释教的八思巴喇嘛住在中国，而他的弟弟作为他的代理人驻守在吐蕃。忽必烈这样做，似乎授予了两兄弟相互重叠的吐蕃司法管辖权。不管他是基于什么考虑而做出这种安排的，这个计划由于恰那多吉喇嘛于1267年突然死亡而很快发生了偏差。萨迦派的主要对手止贡派趁机发动叛乱，反对他们的对立佛教派别和蒙古统治。忽必烈立即派兵征讨，并于1268年重新恢复了蒙古人的统治。也是在那一年，忽必烈才真正开始对吐蕃行使主权。他命令在吐蕃进行人口普查，并建立站赤系统。虽然现有资料没有详细说明吐蕃人是否还承担了其他义务，但是看起来忽必烈曾经为他们设计了一个税收体系和兵役体系。忽必烈在1268年建立的行政结构是这样的，他首先构想由萨迦派的一个成员担任国师（当时是八思巴喇嘛），此人将住在汉地，监督全帝国包括吐蕃的佛教徒。另外，蒙古人将选择一位吐蕃官员，藏语叫本钦，在吐蕃居住并治理吐蕃。

　　忽必烈希望八思巴喇嘛和他的佛教徒投桃报李，也向他提供他所需要的宗教权力。这位吐蕃僧侣的确履行了他的协定。他构想了一个世俗统治者和宗教领袖之间的适当关系，以便区分宗教和国家各自的权限。八思巴喇嘛把他们的角色区分如下：

　　世俗拯救和精神拯救是……所有人都想设法赢得的东西。精神拯救包括从痛苦中完全解放出来，而尘世间的福利便是世俗拯救。二者都取决于双重秩序，宗教秩序和国家秩序……宗教秩序由喇嘛维护，国家秩序则由皇帝维护。喇嘛必须以教导宗教为业，而皇帝则须保证统治有方，以使大家都能和平相处……宗教首领和国家首领地位是相等的，然其作用是不同的。
八思巴喇嘛回报他的恩人忽必烈的方法之一，是把他和佛教万神殿中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忽必烈成了文殊师利菩萨，即智慧菩萨，并被看做是"觉者"的化身。蒙古史料在谈到同一问题时，则称忽必烈为"薛禅汗"（智慧的汗）。八思巴喇嘛和其他吐蕃僧侣神化忽必烈，把他描写成一个佛教传统中的转轮王。在当时写成的一本书中（作者可能就是八思巴喇嘛，后被翻译成蒙古文，叫《白史》），忽必烈被描写成了佛和伟大的君王。

　　为了进一步加强他的宗教派别和皇帝之间的联系，八思巴喇嘛提议把元朝宫廷仪式与佛教联系起来。每年在2月15日组织驱"魔"护国游行活动，每年的1月和6月还举行礼乐、仪式和游行等活动。对八思巴喇嘛来说，举行这些仪式的目的在于同儒教宫廷仪式竞争，或提供另一种选择；但是对忽必烈来说，这些仪式可以作为儒教仪式的补充，但不能代替儒教仪式。忽必烈可能显示出偏向佛教，因为后来一个颇能反映当时人们态度的史料中有这样一首献给他的赞歌：

　　于是他（忽必烈）使宗教之光照耀在蒙古黑暗的土地上，

　　他从印度请来四王所尊奉之佛像，菩萨遗物、佩塔碗和檀香木苴，

　　他以十大英明原则管理政府，稳定世界，

　　他安定寰宇，使人们幸福生活在其中，

　　他以其睿智享誉天下，

　　成为转动千只金轮……睿智的转轮王。

　　由于忽必烈表现得好像痴迷于佛教，因此他的声望在僧人中得到了极大提升。八思巴喇嘛为忽必烈所作出的努力结出了丰硕果实。佛教界的许多人开始接受忽必烈为天下共主和中国皇帝。忽必烈赐给僧人特权并豁免他们承担的义务，试图以此巩固他的地位。他首先授予八思巴喇嘛统管吐蕃十三万户的权力，允许八思巴教导他的儿子真金，最后又在1270年授予了他梦寐以求的帝师（皇帝的老师）头衔。然后，他又下令豁免佛教僧侣的赋税，不过那些有家室并以种田或经商为生者仍要交税。但是，信仰纯正、不以种田或买卖谋利的诚实僧侣将获得特殊优待。1261年，忽必烈赐给两个佛教寺院（其中一个以海云法师之名命名）五百顷的土地，位于后来的大都附近。五年后，他捐赠了一万五千两银子，帮助一个佛寺举行了七天宗教仪式。他划拨资金修建新寺庙，并且修缮在佛、道论战期间遭到破坏的寺院。政府向一些寺院提供了工匠和奴隶，在他们的土地或手工作坊工作。政府的支持、补贴或豁免赋税，使佛寺成为繁荣的经济中心，它们往往经营自己的旅店、商店、轮渡以及当铺等。忽必烈对佛寺所广施的各种各样的善行，使他获得了佛教幕僚和官员们的鼎力支持。

　　道教是忽必烈寻求认可和帮助的另一个宗教。忽必烈在1258年介入佛、道辩论，自然使得道教界对他没有什么好感。但是忽必烈和道士们彼此都需要对方的支持。忽必烈对道士们著名的法术，他们宣称所拥有的呼灵唤鬼的能力，以及他们在方术和占星术方面的实验等极感兴趣。而且，他知道道士们对社会底层阶级很有影响力，而他也同样需要吸引这些人支持他。一些道教领袖认识到，他们需要与儒士和僧人达成和解，以避免三教（儒、释、道）之间无谓的争执所带来的破坏，自从蒙古人来到中国就一直存在这种争执，其结果是毁灭性的。有几位道士甚至试图调和三教。一个著名道家思想家勾画了"三教图"，指出这三种宗教有希望达成某种形式的和解。这样的折中主义并没有避免道教和其他宗教团体，特别是佛教徒之间的冲突。但是在忽必烈执政的头十年，这些冲突并没有爆发。

忽必烈为各种各样的道教派别提供了诱饵，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他提供资金修建道观，特别是给那些属于全真教派的，这是一个自从成吉思汗时代起就受到蒙古人青睐的道教派别。长春观是以成吉思汗所敬佩的道教大师长春真人的名字命名的，是由忽必烈资助的主要道观之一。全真道领袖张志敬从元廷接受了几批款项，用以修造道观，以及增加该道教派别的利益。道士们对这些厚待心存感激，便不遗余力地为忽必烈统治的正统性提供证明，并帮助他尽中国皇帝所当尽的某些职责。其中一项任务是祭拜汉人心目中的圣山--泰山，这是中国皇帝的一项重要责任。忽必烈委托道士全权负责这项祭拜活动，每年会派遣道教领袖到泰山举行祭祀仪式。他们自愿为忽必烈举办这些仪式，表明了他们对忽必烈的某种支持，因此也将影响普通的道教信徒。

　　忽必烈与马可·波罗

　　基督教是忽必烈试图影响的最后一种宗教。因为基督教同西方联系在一起，忽必烈欢迎基督徒并努力和他们修好关系，是另有所图的。为了证明他统治的正当性，并向他的中国儒士臣民展示他的"功绩"，他需要来自远方的访客（外国使节）前来觐见并向他鞠躬。因此他乐意欢迎欧洲基督徒来到他的皇宫。

　　马可·波罗无疑是忽必烈时代东西方交往中最著名的基督徒。但是，有一些学者推测，马可·波罗可能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而他叙述的一些事件，可能是从与波斯或阿拉伯的商人或旅行家的交谈中得知的。马可·波罗自己的话引起了这些怀疑。他声称曾协助蒙古人围攻南宋的襄阳城，但是那场战斗在1273年就已经结束了，比他声称到达中国的时间还早两年。他还写道，他曾在扬州做过三年的总管，但是他的说法得不到中国和其他史料的证实。不过，一位现代学者独辟蹊径为他辩解道，马可·波罗曾监督过该城的盐业。按照这个解释，因为从盐业贸易中所获得的利润非常巨大，马可·波罗也许觉得自己就是扬州的总管。且不管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马可·波罗的书中的确令人奇怪地遗漏了不少东西。譬如说，他没有提及茶和茶馆、针灸以及缠脚风俗等中国文化中的独特之处。然而，他的支持者坚持认为，他的交往对象主要是蒙古人，因而他没有注意到这些中国特色。还有人认为，马可·波罗在书中没有提及汉字书写，因此他可能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的支持者基于同样理由加以反驳。傅海波先生对马可·波罗及其著作的处理方法可能是最得当的，他写道："无论如何，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马可·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他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

　　马可·波罗曾说，在他到东方旅行之前，他的父亲尼古拉和他的叔叔马飞阿就曾经来过蒙古汗廷。在波罗兄弟到来之前，蒙古和西方之间的联系无疑是很冷淡的。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和威廉·卢布鲁克所率领的使团在外交上是不成功的，不过由这两位教士所撰写的报告，则向欧洲人描写了他们对蒙古人的第一次近距离和准确观察的结果。他们对东方产品的描述吸引了波罗兄弟等欧洲商人，激励他们前往中东旅行，然后到达更远的东方。

　　尼古拉和马飞阿于1252年从威尼斯起程开始他们的旅行，可是他们没想到，差不多二十年后才能回到自己的城市。他们首先停留在康斯坦丁堡进行贸易，然后经过金帐汗国的领土前往忽必烈的汗廷。他们于1265年末或1266年初到达元廷。忽必烈对他们的到访感到很高兴。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忽必烈"慈祥地微笑着"，并且"盛情款待他们，使他们极感快乐"。马可·波罗对忽必烈会见他的叔叔和父亲的描述，显示了这位大汗具有几乎无餍的好奇心。忽必烈在谈话中起主导作用，询问了有关他们的国王、司法系统、战法、风俗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基督教。他请波罗兄弟说服教皇派一百个有学识的基督徒和他们一起来中国。以他对于宗教的折中态度，忽必烈大概对招募博学的神职人员从而把他的臣民都转变成基督徒并不十分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恐怕是搜罗学识渊博的人来帮助他治理中国。他对波罗兄弟的请求就是为获取这类专才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他招募了一些基督徒，但他并不特别热切希望自己的人民皈依基督教。然而他需要说服波罗和基督徒阶层，他需要博学的欧洲人帮助他引导他的人民归向基督教。
　忽必烈为各种各样的道教派别提供了诱饵，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他提供资金修建道观，特别是给那些属于全真教派的，这是一个自从成吉思汗时代起就受到蒙古人青睐的道教派别。长春观是以成吉思汗所敬佩的道教大师长春真人的名字命名的，是由忽必烈资助的主要道观之一。全真道领袖张志敬从元廷接受了几批款项，用以修造道观，以及增加该道教派别的利益。道士们对这些厚待心存感激，便不遗余力地为忽必烈统治的正统性提供证明，并帮助他尽中国皇帝所当尽的某些职责。其中一项任务是祭拜汉人心目中的圣山--泰山，这是中国皇帝的一项重要责任。忽必烈委托道士全权负责这项祭拜活动，每年会派遣道教领袖到泰山举行祭祀仪式。他们自愿为忽必烈举办这些仪式，表明了他们对忽必烈的某种支持，因此也将影响普通的道教信徒。

　　忽必烈与马可·波罗

　　基督教是忽必烈试图影响的最后一种宗教。因为基督教同西方联系在一起，忽必烈欢迎基督徒并努力和他们修好关系，是另有所图的。为了证明他统治的正当性，并向他的中国儒士臣民展示他的"功绩"，他需要来自远方的访客（外国使节）前来觐见并向他鞠躬。因此他乐意欢迎欧洲基督徒来到他的皇宫。

　　马可·波罗无疑是忽必烈时代东西方交往中最著名的基督徒。但是，有一些学者推测，马可·波罗可能根本就没有到过中国，而他叙述的一些事件，可能是从与波斯或阿拉伯的商人或旅行家的交谈中得知的。马可·波罗自己的话引起了这些怀疑。他声称曾协助蒙古人围攻南宋的襄阳城，但是那场战斗在1273年就已经结束了，比他声称到达中国的时间还早两年。他还写道，他曾在扬州做过三年的总管，但是他的说法得不到中国和其他史料的证实。不过，一位现代学者独辟蹊径为他辩解道，马可·波罗曾监督过该城的盐业。按照这个解释，因为从盐业贸易中所获得的利润非常巨大，马可·波罗也许觉得自己就是扬州的总管。且不管这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马可·波罗的书中的确令人奇怪地遗漏了不少东西。譬如说，他没有提及茶和茶馆、针灸以及缠脚风俗等中国文化中的独特之处。然而，他的支持者坚持认为，他的交往对象主要是蒙古人，因而他没有注意到这些中国特色。还有人认为，马可·波罗在书中没有提及汉字书写，因此他可能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的支持者基于同样理由加以反驳。傅海波先生对马可·波罗及其著作的处理方法可能是最得当的，他写道："无论如何，在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马可·波罗的书只是一部世界地理志，其中有关中国的几章是取自其他的、也许是波斯的资料（他用了一些波斯词汇）以前，我们只好作善意解释，假定（姑且认为）他还是到过中国。"

　　马可·波罗曾说，在他到东方旅行之前，他的父亲尼古拉和他的叔叔马飞阿就曾经来过蒙古汗廷。在波罗兄弟到来之前，蒙古和西方之间的联系无疑是很冷淡的。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和威廉·卢布鲁克所率领的使团在外交上是不成功的，不过由这两位教士所撰写的报告，则向欧洲人描写了他们对蒙古人的第一次近距离和准确观察的结果。他们对东方产品的描述吸引了波罗兄弟等欧洲商人，激励他们前往中东旅行，然后到达更远的东方。

　　尼古拉和马飞阿于1252年从威尼斯起程开始他们的旅行，可是他们没想到，差不多二十年后才能回到自己的城市。他们首先停留在康斯坦丁堡进行贸易，然后经过金帐汗国的领土前往忽必烈的汗廷。他们于1265年末或1266年初到达元廷。忽必烈对他们的到访感到很高兴。按照马可·波罗的说法，忽必烈"慈祥地微笑着"，并且"盛情款待他们，使他们极感快乐"。马可·波罗对忽必烈会见他的叔叔和父亲的描述，显示了这位大汗具有几乎无餍的好奇心。忽必烈在谈话中起主导作用，询问了有关他们的国王、司法系统、战法、风俗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的基督教。他请波罗兄弟说服教皇派一百个有学识的基督徒和他们一起来中国。以他对于宗教的折中态度，忽必烈大概对招募博学的神职人员从而把他的臣民都转变成基督徒并不十分感兴趣，他更感兴趣的恐怕是搜罗学识渊博的人来帮助他治理中国。他对波罗兄弟的请求就是为获取这类专才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他招募了一些基督徒，但他并不特别热切希望自己的人民皈依基督教。然而他需要说服波罗和基督徒阶层，他需要博学的欧洲人帮助他引导他的人民归向基督教。

当波罗兄弟于1269年回到基督徒世界时，他们得到的却是深深的失望。他们获悉，教皇已经在一年前去世了，而枢机团还没有选出继位者。波罗兄弟估计僵局不可能很快打破，于是决心带上马可·波罗，在没有教皇祝福的情况下，开始他们的旅程。当然，他们也无法获得忽必烈所请求的一百个学识渊博的基督徒。但他们仍然起程了，并于1275年到达忽必烈的汗廷。

　　一百位学识渊博的欧洲人没能到来一定使忽必烈感到沮丧，但是他仍然热情招待了他的三个客人。毕竟这可以作为额外的证明：外国人竟然不远万里来向大汗进贡。马可·波罗这样描述了他们的首次会面："他们（波罗家的人）跪在他面前，俯伏在地，执礼甚卑。"波罗家人的叩头毫无疑问在讲究上下尊卑地位的臣民面前提高了忽必烈的身份。尽管忽必烈没能获得一百个学识渊博的人，但是他得到了马可·波罗这个额外的欣喜，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年轻人历经艰辛来到中国。他精通数种语言，包括波斯语，也可能会蒙古语。

　　马可·波罗曾声称，他和忽必烈有过多次交谈，并对这位大汗进行了非常生动逼真的描写。他亲眼看见了正处于权力巅峰时期的忽必烈，对这位大汗的描述极尽赞美之能事。马可·波罗对忽必烈的评价是，"俾世人皆知我言尽实，皆知其为世上从来未有如此强大之君主。"他在描写忽必烈的体貌特征时对他也是赞美有加。马可·波罗对忽必烈所做的描写应是这个年轻的欧洲人在中国逗留的前几年，因为他对这位大汗的描述与1280年由刘贯道所画的忽必烈像非常不同。马可·波罗说忽必烈"不高不矮，中等身材，筋肉四肢，配置适宜"。可是刘的画像却显示他相当肥胖。根据马可·波罗的说法，他有一双黑眼睛，一个高耸且大小适中的鼻子。他的面部呈白色，虽然偶尔他的面色（或许当他喝了酒的时候）会变成玫瑰红色。马可·波罗非常详细地描写了忽必烈生日和新年的庆祝活动，大汗亲自主持的狩猎和放鹰活动，以及忽必烈的皇后和妃子等等。

　　忽必烈显然非常喜欢这个年轻的欧洲人。他的皇宫来了一位聪明的欧洲基督徒，而且他很快认识到，为了自己的最大利益，他应该善待这个年轻人。如果忽必烈希望强调他执政的正统性，同时吸引更多欧洲人来到中国，他就需要张开双臂欢迎历尽艰险来到这里的欧洲人。

　　忽必烈可以通过实施对基督教更宽容的政策进一步拉近与欧洲的关系。在他和马可·波罗的对话中，忽必烈希望给马可·波罗一个印象，那就是，与他境内的其他宗教相比，他更倾向于基督教。他告诉马可·波罗，一旦一百位学识渊博的基督徒到达中国，皈依基督教的热潮便会兴起，他自己也会接受洗礼。他在宫廷中雇佣了相当数量的基督徒，包括一位汉文名字叫爱薛的天文学家和医生。

　　忽必烈向基督徒示好的另一个表现是派遣景教徒出使西方。其中最著名的使节是拉班·扫马，他曾前往圣地朝圣，也曾向西部旅行，在巴黎觐见了法国国王美男子腓力（腓力四世），在法国的波尔多城觐见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拉班·扫马的使命证实忽必烈能够维护与西方基督徒的联系。忽必烈需要西方访客，一方面是由于他对商业贸易的渴求，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急于向他的中国臣民显示，他已经被世界各国接受为大汗。

　　到了1279年，忽必烈已经确立了他的中国皇帝地位。他已经与境内各种职业和社会团体，以及各种宗教建立了广泛联系。他在中国建造了首都，恢复了儒家礼仪制度。所有这些行动都使他获取了中国平民的大力支持。

　第五章文化保护者

　　忽必烈在坐稳中国皇帝宝座之后，便开始努力确定或者转换自己的身份。可是，要他一下子摒弃蒙古文化传统并不是那么容易。但是，如果他希望被接受为汉家天子，便不能表现得好像一个粗鲁、不明事理的"野蛮人"。中国皇帝要通过充当文学艺术的保护者来建立自己的声望。可是，尽管蒙古人从很早时起就非常珍视优秀手工艺者的作品，但是他们并没有类似中国那样的传统。好在蒙古人很欣赏美观实用的工艺品，而这使忽必烈有可能支持中国艺术尤其是工艺品的发展。但是，即便如此，他仍要努力在高度发达的汉文化和蒙族人淳朴粗陋的文化之间维持一种平衡。

　　而实际情况其实更加复杂，这是由于忽必烈还怀有一颗成为天下共主的雄心。作为众汗之汗，他当然有责任促进不同地区和不同族群的文化形式，而决不能完全依赖于汉文化。否则，这样狭隘的视野可能会损害他把自己刻画成蒙古帝国所有地域最高统治者的努力。他需要支持一些并不单纯反映蒙古帝国某一具体地域的文化项目。过于亲近汉文化，将会和过分热心促进他的本民族传统文化一样有害无益。维持各种文化之间的微妙平衡涉及无法忽略的细节问题，而忽必烈也不得不经常变来变去。他所做出的文化选择在深层意义上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因为这些选择要么会提高他在臣民中的威信，要么则反之。

　　新书面语言的创造

　　当忽必烈夺取政权，并有意选择立足中国统治其帝国时，书面语言就变得更加重要了。现有的蒙古字是根据畏兀儿文字创制的，而畏兀儿文字是从粟特文演变来的，其源头则是阿拉姆语。畏兀儿文字并不能非常精确地记录蒙古语音，因为它总是不能清楚地区分不同的语音，而有时却用同一个符号代表不同的语音。某些蒙古语音无法用畏兀儿文字准确地表达出来，而一些畏兀儿字母又很难分辨。畏兀儿文字的这些特点使它无法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忽必烈打算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推广这种官方文字。他首先需要一种蒙古文字来翻译汉语，音译汉语中的名字、官衔、机构等。然而畏兀儿文字根本无法胜任，因其不能准确地音译汉语。它缺乏汉语中的一些语音，因此有时只能很模糊地表示汉语语音。受命翻译中国经典、史籍以及较实用的治世经纶的学者们很快便发现了这些问题。这样一种有局限的文字体系将成为忽必烈实施其计划的绊脚石。

　　忽必烈计划使用新的官方文字帮助他统一他的帝国版图，并维护他天下共主的地位。他打算抛开当时已有的两种文字系统，即汉字和畏兀儿文字，另起炉灶。汉字和畏兀儿文字是前任大汗们一直使用的两种文字，但是从音韵学的角度来看，两者都不能令人满意。然而，忽必烈并非因为这些技术上的不足而反对使用它们。作为一个多民族杂居、多种语言并存的帝国之君，忽必烈需要一种可以记录各种不同语言的文字。简而言之，他希望创造出一种普遍通用的文字。这样一种文字将不仅能促进他的帝国内部的交流，而且将有利于不同语言之间的整合和不同种族之间的和谐相处。他计划依靠这种新的文字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然而，他没有料到，无论这种文字多么准确或者多么有效率，人们还是不愿意接受任何生造的文字。

　　然而，忽必烈仍然决心创造出一种更好、更通用的文字。在授予八思巴喇嘛国师头衔几年以后，忽必烈把创制新文字的任务分派给了这位吐蕃喇嘛。八思巴与其他僧人和学者一道，设计出了一个字母表，并于1269年呈给了大汗。这个字母表是以吐蕃语为基础的，包含有四十一个字母，其中许多字母呈方形。因此这个字母表有时也被称为"方形字"，不过更常用的名字是八思巴字，以纪念它的创制者。这种字被描述为"适应蒙古语音需要的吐蕃字母表"。这套新字母除了像旧的畏兀儿文字一样是竖写的以外，与吐蕃字母表并没有明显的不同。它在表现13世纪蒙古口语语音方面比畏兀儿文字精确得多。这套字母比畏兀儿文字所含的符号多得多，当然应该比旧字母更具有竞争优势。同时，它还能更加准确地反映忽必烈治下其他语言的语音，包括汉语的语音。由于这套字母强调口语，并且源自于蒙古语口语，因此便与忽必烈所提倡的在书面文件中广泛使用口语的努力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忽必烈曾要求，中国正式的政府文件要大量使用汉语口语。总之，八思巴字母表似乎是一种记录忽必烈统治下各种语言的理想工具，无论这种语言是以字母为基础还是以字符为基础的。作为一种通用文字，它应该能够对促进蒙古统治下各民族的统一作出贡献，这些民族长期以来一直互相敌对。

来源：中国哲士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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