耀邦最后说，今年工作十分紧张，要分秒必争，还要讲究工作艺术，才能把事情办好。

　　1989年3月18日晚上，李昭同志来电话，说耀邦同志已回到北京。第二天上午，我和史洛明去胡寓。李昭同志接待我们，谈他们去年12月去广西、湖南，逗留了四个月。两人休息都有成绩，胡得过一次肺炎，也康复了。正谈着，胡耀邦进来，畅谈了一个小时，还照了相。

　　耀邦同志谈到广西缺粮，人民生活很困难。 王恩茂同志也到了广西，谈到他去了一趟河南宣化店，这里是1947年359旅的驻地。旧地重游，四十二年，一点未变。耀邦对一点未变不大相信。四十多年了，总有一点变化吧。恩茂同志肯定地说，确实一点都没有变。要谈变，只是过去他住过的一家院子，如今已挤进好几户人家。过去的鄂豫皖老根据地，群众温饱问题没有解决，人民生活仍然贫困。当然，湖北有的地区，如荆州

　　地区，比较富裕。谈起这种情况，耀邦同志的心情比较沉重，虽然很着急，又没有办法。

　　谈着谈着，耀邦的情绪开朗了。他说，有两个没有想到，一个是1980年，想不到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自己走上了党主席（后来是总书记）的职位。当时就表示，虽然担任了党的最高职位，但是胡耀邦还是胡耀邦，并没有因为职位高了，本事就大了。第二个意想不到是，1987年初，下台以后，反而威信未减，影响更大了。要重视这两个意想不到，度好晚年。不过问工作，到下面，不要省的领导汇报工作，作为同志，谈谈也就很好了。

　　我对耀邦说，你当总书记时，也不是没有缺点和失误，党内外对你也不是没有意见。但是，让你下台的方式很不正常，反而使党内外，以至国外，对你的同情和支持更高了。我认为1987年你下台，最大的损失不是你胡耀邦本人，而是损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树立起来的党的形象，党并不如领导人再三表示的，在“文革”之后，党的生活，特别是领导层的政治生活已经正常了，倒是使党内外沉重地看到，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阴影似乎又重现了。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心境一直是振奋的。多次谈到1958年毛主席提出的党内那种良好的政治局面，终于可以实现了。他谈得多么真诚、多么深信不疑。可是严酷的历史，再次教训了他。正如杨西光同志说的，耀邦太天真了。

　　交谈中，我深为耀邦的心境担忧。他这个人是把全部生命都奉献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他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他看到的问题，特别是关系群众疾苦的事，不让他表示态度，无动于衷，是绝对不可能的。他是一个有感即发的人，如今他却有感不能说，有话不便说，闷在心里。这对于耀邦，再也没有什么让他更难受的了。我看到他的神情之忧，知道他的心境之苦，又无言以对。只好劝他放宽些，保重身体。过去再忙，也不放松读书，今后可以更安静地读书了。我以前给他送过他喜欢看的书，以后会继续给他送去。耀邦笑着点点头。也许是长途旅行归来，神情显得有些困乏。在告辞之前，我忽然想起，同耀邦照了一张像。万万想不到这竟是一张“绝照”，是我同耀邦的最后一张照片，距耀邦逝世仅28天。

　　1989年4月15日，耀邦去世。据说是由于心脏血管破裂致死，真可谓是心碎了。耀邦逝世前四天，我去医院探望。李昭同志悄悄告诉我，耀邦刚睡着了。我没有进病房见他一面，真是又后悔，又悲痛。继罗瑞卿同志去世之后，我又失去了一位相知很深，从心里感到极其亲近，最为敬爱的良师、益友。耀邦不是完人，但却实实在在是一位好人，一个极其真实、极其善良、心地透亮、大公无私的人。他没有死，他活在我的心里。

　　后来知道耀邦的墓修建在共青城，这可能不是耀邦生前所交待的，但应该是耀邦所能同意的。我认为这是最佳的安排。（原文刊登于《炎黄春秋》，王仲方/著，作者系罗瑞卿秘书、原中国法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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