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高瞻远瞩，深谋远虑，在向中央举荐邓小平同志复出的同时，竭力举荐比他小18岁的胡耀邦同志出任中央领导工作，为世人所注目。有人称誉他们是当世的伯乐和千里马。笔者谨以拙笔追溯叶、胡两人忘年之交的革命友谊，记述他们为党和国家共建功勋的若干片段。

从左倾围剿中解救出来

1964年11月，耀邦同志被党中央派往陕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其时正值毛泽东发动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耀邦同志到陕西后，敏锐地发现运动过火，打击面宽，抓人多(1964年全省逮捕6470人、扣留5000多人)、开除党籍多(3200多人)、开除公职多(1450余人)，广大干部群众心情紧张，而生产形势十分严峻。他与省委研究后果断决定“三暂停”：捕人暂停，双开(开除党籍又开除公职)暂停，面上夺权暂停；后来他又提出简单粗暴、混淆是非的文艺批判和学术批判暂停，打击投机倒把的群众性运动暂停，对9500多名“投机倒把分子”要进行复查。同时他又以极大的热情领导和推动各级干部狠抓当前工农业生产，主张放宽政策，搞活经济。他的春节第二天从西安出发，调查考察了十几个县，于2月14日发出《电话通讯》，提出了解放干部的“四个一律”：社教以来处分过重的干部，一律实事求是地减轻下来；停职和撤销工作尚未处理的干部一律先放到工作岗位上去，待问题完全查清或经过一段考验后再作结论；过去犯有某些错误已经交代过的干部，不再“洗手洗澡”，只要搞好工作搞好生产，一律既往不咎；从今以后继续干坏事的，不管职务多高，一律从严处理。耀邦同志的这些重要意见，受到全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极大欢迎，搞好工作和生产的劲头很大。

但是在左倾错误泛滥的当时，耀邦同志受到了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某些领导同志的严厉批判，说他是“大搞纠偏运动，大刮翻案风”，是“以停止革命的手段去抓生产”，是“否定党的打击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方针”，是“搞物质刺激”，是“违反集体领导原则”(指用个人名义发《电话通讯》)等等。竭力想把耀邦同志的主张上纲到路线错误和“与中央对抗”；更有人诬言他是反对刘少奇同志。西北局领导从2月下旬起大会小会连续批判耀邦，直批得耀邦同志突发大脑蛛网膜炎，医生说有生命危险，才被抢救住进了医院。但一俟病情稍有缓和，他们继续批判不止。

6月上旬，批判耀邦同志的省委会议还在进行，在北京的叶帅偕同张宗逊、张爱萍上将突然乘坐军用专机来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原来，叶帅从贺龙元帅那里听说耀邦同志因为大力纠正左倾错误，解放干部，狠抓生产而遭到残酷批判陷于困境，大为震惊。当他获悉耀邦同志敢于顶风纠“左”，甚为钦佩；对耀帮同志现今之困境深表同情。他当即挺身而出，约同两位上将西行搭救。

叶帅与张宗逊、张爱萍到达西安后，在当晚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省政府的欢迎宴会上，即展开了交锋。张爱萍高声说：“我们一进潼关，就看到陕西的麦子长势喜人，看来是一个大丰收。耀邦瘦了，陕西肥了，耀邦对陕西是有功的啊!”说得西北局和省委的那些人哑口无言。宴会结束后，主人们向叶帅告辞，叶说：“耀邦，你留一下。”耀邦同志单独留下后，叶帅问：“我听贺老总说，这个地方在整人哪!?”耀邦同志说：“您不问我还不敢说呢!我已经做过六次检讨还过不了关。”叶帅问什么问题，耀邦同志介绍了情况。叶帅说：“老弟啊，你在旧社会少吃几年饭，你斗不过他们哪!在西安说不清楚，回北京去谈嘛!”耀邦同志说：“我走不脱呀!”叶帅说：“我带你走嘛!”

耀邦同志于6月11日在省委常委会议上发表了八条申辩的发言后，于6月18日向西北局请假回北京治病。西北局知道是叶帅要带他走，无法阻挠。6月20日，耀邦同志搭乘叶帅的军用专机回京。临登机时，叶帅说：“耀邦走吧!这个地方不好搞啊!”

耀邦同志能够脱离左倾围剿的险境回到北京，真可说是死里逃生。他对于叶帅大义凛然舍己救人的感激之情是深藏于心底而永远难忘的。他们两人的革命情谊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此事件详情可参阅《文革”中的“西北三家村》和《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胡耀邦》，据秦越人《胡耀邦主政陕西两百天》。标题是五柳村编者加的)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叶帅和耀邦同志便再次蒙受灾难。

党的国家遭到浩劫的“文革”开始不久，耀邦同志即被“停职反省”而打倒，又因“拒不认罪”而久久不得解放。叶帅也因反对林彪、江青之流的倒行逆施而被诬为“二月逆流黑干将”；直到林彪自我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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