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又重温了一遍郁达夫的《故都的秋》，感慨颇多。这种感慨倒不是“共鸣”。因为在北京这些年，我并没有享受到郁达夫先生笔下所谓的种种的妙处。相反地，对北京这个城市怀有的是一种复杂而难解的感情，有诸多的不满，也有一丝惬意，毕竟，它也许是目前最适合读书人居住的地方。

我的感慨在于，像郁达夫这样的文字，以及其笔下如斯的北京，将不复存在了！有人说，郁达夫是名士风流，诚然，他的文字也透着名士的逸致。“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椽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今天的我们是不会有如此悠闲的心境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将不复看到如此美丽、精致又透着慵散气息的文字了。在奔流的人海中，在俗世的烦扰中，那里会有余闲去品味秋天的流逝？

五天八小时的工作制，已经成功地把人包围在严严实实的高楼大厦之中。在工作的时间中，我们的名山大川也在休息，不再有人打扰，莺自飞，草自长，桃红柳绿，逍遥自在。一到节假日，忙碌而匆忙的人群变会趋之若骛地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集体的“观赏”所谓的风景名胜。在匆忙来去的脚步声中，也许从来没有人真正体会到过山水的无言之美。有的只是相机的喀嚓声，有的只是“某某到此一游”的留言，颇有点 “我来了，我看见了，我征服了”的气概。而这种留言所透露出来的消息是，“旅游”必然是一次性的，时不重来，机不可失，所以一定要留下自己的名字，作为见证。此外，“风景”成为消费品，而且是一次性的消费品。“看”是最重要的，至于“看”到了什么，则完全无关紧要。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古人的眼睛中，山水是一个充满灵性的客体。在〈诗经〉中，在淇水之端，一个妇女含泪的控诉自己的丈夫，诉说自己被抛弃的遭遇。在〈楚辞〉中，屈原一次又一次的上下求索，向香花独语，向美草颔首……甚至于最终消逝在河流的碧波中。而陶渊明则为了田园之乐，放弃了可以换酒钱的官位，宁愿荷锄夜归，拂露早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多么忘情的融合，人与自然之间达到了多么和谐的契合！陶渊明投向南山的一瞥，堪称情人之间心有灵犀的深情对视！“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这种忘情的欣赏，也只能在故纸堆中去寻觅了。

我从小在乡村在长大。我的心中不可避免的有山水的情结。我甚至有这样的“杞人之忧”，即随着越来越多的风景在消逝，若干年之后，我们还能读懂唐诗宋词吗？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

这句诗的好处现代人还大抵能够体会。不过我想，如果没有“独坐幽篁中”的经验，这句诗的好处是体会不到十足的。

这样的例子是大量存在的。可以说，我们离诗歌创作的年代越远，我们越无法体会诗歌的“真义”，当然，从“接受理论”的角度看，我们仍然可以有自己有效的理解。但是，这样的理解和读法必然是很蹩脚的。如果连其中最基本的元素都无法深入的探究，甚至缺乏最简单的常识和准备，我们如何指望我们获得完整而生动的理解呢？我们如何去把握那样一个“气韵生动”的整体呢？因此，诗歌的年代越为久远，就越为钝化，最后它必然结成厚厚的“铜墙铁壁”，后人再也无法破门而入，获得密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为了〈诗经〉或〈楚辞〉中的某一个字词的用法而争得不可开交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虽然我们还可以有效的感知唐诗宋词，但是对于〈诗经〉、〈楚辞〉等的感知能力无疑是比较小的，至少对于一般的读者是如此。语言是部分的原因，更为深层的原因是“意象”的消亡。

为了证明我的论点，我再举〈诗经〉中的一个例子加以说明。（略）

古诗的重要依托便是“意象”，没有这些生动细微的意象群体，我们无法构筑古代诗歌的宏伟大厦。甚至可以这样说，中国人的一部分灵魂也安居在这里。我们通过香草美人、风花雪月、鸟鱼草虫、白云绿水来经营我们的诗歌，来表达我们的情感。然而，我们已经越来越远离了这些“意象”本身。对于一个从小生长在城市当中的人而言，这些东西无疑是陌生的。

正是从这一点上，我经常有这样的疑惑。那就是，中国古诗已经走向了末路。随着这样一个意象体系的坍塌，随着唤起我们鲜活喷涌的想象之物的不复存在，古代的诗篇、此前的辉煌都纷纷化成碎片，它还依稀残存在几代人的记忆当中。但是我们无法乐观的估计，几代人，几十代人之后，唐诗宋词是否还能唤起一种亲切而令人陶醉其中的情感。当然，这些意象还将继续寄存于“公园”、“自然保护区”当中，只是“人是物非”罢了！

我的另外一点思考是，随着这些“意象”的消逝。中国人不得不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陷入“言说的困境”当中。“意象”既然死了，残存的语言只不过是华丽的躯壳，只能装点门面，而无法迸发强大的力量。所以，现在我们越来越看不到郁达夫先生这样恬淡而有味道的文字，那么从容，那么闲散，对于大自然投入那么多的深情……古诗死了，继而，我们的其他种类的文学作品也刻意回避了“风景”。无论是现代诗歌，还是现代小说，关于风景的描写在急遽的减少。这并不是偶然的想象，而是标志了一个时代的转折。（更为严重的一个后果是，整个中国都因此陷入“言说的困境”当中。毫不奇怪，我们在文章中看到的更多是西化的“言说”和“表述”。在学术界，随着中国传统文化权威地位的丧失，西学大量涌入，产生了大量的西方理论搬运工，他们就像蚂蚁一样，日复一日的从事着搬运的工作。他们的传统学术功底不够扎实，而西学造诣又远未到家，因此他们的语言是一种很不成熟的“杂交体”。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广泛地抱怨我们缺乏自己原创的理论，缺乏自己的理论权威。而更老一代的学界耆宿则对年轻一代措辞的“光怪陆离”而痛心疾首。）

我想，关于风景的描写，肯定是熟悉18、19世纪文学的人们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在回避了风景之后，文学走向了内心，疯狂的发掘内宇宙的奥秘，这种尝试在乔伊斯手中应该是登峰造极了。作为后来者，无论怎么折腾，也是无法超越了。

在双重的困顿当中，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也走向了最终的没落。

在宣称哲学死亡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无奈的宣称，文学也在走向“死亡”。

当然，我不否认当今中国也存在“文学”，但是，其中大部分是“速朽”的文学。在丧失了“风景”这个如此巨大的领地之后，在心理勘探场域陷入难以为继的乏力的情形之下，还有什么可以交给文学呢？

余华有一篇散文，叫〈内心之死〉，而我们今天目睹的却是“风景之死”、“外界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