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固然说的是宋朝的故事，但是任何一个小说作家在写书的时候都会把现实生活中的素材揉和进去，读者和听众也会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这就是《水浒传》的积极因素所在，也是封建统治者要把它列为禁书的主要原因。

　　《水浒传》的成功，在于它不是某一个人坐在书斋里冥思苦想写出来的，而是千百个民间文艺家集体创作的结果。如果《水浒传》的确是施耐庵根据前人的成果整理成书的话，施耐庵的最大功劳，就是没有阶级偏见，没有遵从封建士大夫的正统观念对这些素材进行歪曲和篡改。

　　当然，受历史认识水平的限制，《水浒传》中所宣扬的“忠义”和“替天行道”，都是有其局限性的。“忠”，首先是对皇家的忠。当时人的观念，皇家就是国家，“尽忠报国”就是忠于皇上。因此宋江等人在受招安之前，打出了“替天行道”的旗号，这个“天”，实际上就是代表“天道”的皇上。因为皇帝都是“奉天承运”的“真命天子”，是“天命所归”，他所奉行的就是“天”的意志。只是如今皇帝宠信奸佞，是奸臣蒙蔽了皇上，是这些贪官污吏们不行天道，于是我们这些做强盗的就来“替天行道”。——实际上这是一种“强盗逻辑”。而受招安之后，不单要去“征辽”，打击异族入侵者，还要去“征方腊”，打击不忠于皇帝、要取代皇帝的造反者。于是宋江等人的旗帜就从“替天行道”改为“顺天”和“保国”了。尽管宋江等人自称具有耿耿忠心，招安之后为皇家拒外

　　敌、平内乱，但是终究逃脱不了被打击、被毁灭的最终下场，也是客观规律所“注定”的覆灭下场。因此可以说，《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正是宋江等人的真实思想。批评宋江不该征方腊，就好像批评岳飞不该镇压杨幺起义、曾国藩不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一样，不是真正的无知，不懂得“历史首先是在历史条件下的历史”，就是有意装傻充愣，

　　用阶级偏见来解读历史。

　　至于《水浒传》中再三宣扬的“义”，则是指江湖好汉的“义气”。封建社会的下层人民，为了维护自身免受暴力的欺压，产生了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江湖义气”。特别是在流落他乡的游民身上，这种“义”的要求和表现特别强烈。先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开始，继而发展到“救困扶危，杀富济贫”。这种“义气”，在尔虞我诈的官绅阶层是绝不存在的；在封建士大夫中也不可能存在。但是宋江等人所宣扬的“义”，必须服从“忠”这个前提。于是相对说来具有一定革命性和先进性的“义”，也不免黯然失色了。

　　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水浒传》中也有糟粕部分。例如把这一百单八将说成是“妖魔转世”；调情的描写和杀人的场面太多(王婆说风情和潘金莲毒杀丈夫，简直是在教人如何勾引良家妇女、如何用毒药杀人)；宣扬天命、迷信和绝不存在的天书及呼风唤雨的本事等等，对少年读者肯定是不合适的，必须剔除。此外，由于历史语言的变迁，《水浒传》所使用的文学语言，和今天法定的、公认的文学语言，也已经有了相当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