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赏析》
欧阳修的政论散文《五代史伶官传序》论证了“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意为国家的盛衰,事业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人事。文章不仅富于现实意义,且笔力雄健而有气势,行文跌宕顿挫,语言婉转流畅,篇幅虽然短小,却是“古文”中的名篇。
一:文题紧扣,中心突出。 作者为《伶官传》作序,却很少直接写到伶官们的事,内容更是没有正面、直接地写伶官,表面上看似乎文不对题,实际上文题与内容有内在联系。因为伶官们的事迹在传内已作了详细叙述,所以“序”中就不必重复。庄宗的衰败则正是由伶官引起的,作者以史为鉴,就伶官乱政误国论国家盛衰之理,以史论事,内容联系紧密,重点落在庄宗盛衰的史实及评论上。当然,文章最后也提到“数十伶人困之”的事实,把伶人的乱政和庄宗的兴亡及国家的盛衰紧密结合起来。这样既突出了中心,又扣住了题意。
二:全文脉络清晰,材料安排井然有序。 文章涉及了许多史实,头绪纷繁,如晋王与梁、燕、契丹的交恶,临终遗言,庄宗灭梁亡燕等,但由于用“矢”字为线索,把上述各事组织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说来娓娓动听,一气呵成。大体线索是“赐矢——藏矢——请矢——负矢——纳矢——还矢,叙事线索分明,材料安排井然有序。文章主要论述后唐李存勖得天下和失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国家盛衰,在于人事,“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道理。
第一节开门见山,提出见解:“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径直点明盛衰缘于人事,并用反诘句式,加重正面肯定的力量。接着点出庄宗得天下又失天下的历史事实,明确立论的依据;
第二、第三节具体分析论据。先说庄宗恪守父命,终于报仇雪恨,夺得天下,证明成由人盛亦由人。次写庄宗逸豫致败,由盛而衰,终失天下,国破家亡,证明衰也由人,败也由人。由此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教训,点明上文所说“人事”的内涵,进一步证明了盛衰由人的道理;
第四节,用“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哉?”这样高度概括的语言结尾,以问句结束,把庄宗的教训由此及彼,推而广之,深化了中心,并收束全篇。启发人们通过历史看到现实,告诫北宋统治者不要忘记历史教训。
三: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多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四:在论证方法,即文章的表达技巧上,具有正反对比,说服力强的特点。 文章运用了正反对比论证的方法,说服力极强。晋王临终授矢庄宗,告以遗恨,要庄宗不亡世仇,完成遗志。庄宗重任在肩,惟恐辜负先人之托,用兵时负矢在前,身先士卒,终于一胜再胜,大获成功。可他大功告成后,便改初衷,宠幸伶人,贪图享乐,以致政事废弛,衰败继之。作者以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的情景,与其败时“士卒离散”、“泣下沾襟”的惨象对比,突出庄宗历史悲剧的根由所在,显示出成败由人的道理,令人信服,发人深省。其中,作者在论述过程中不断推出警戒性的断语,并引用《尚书》上的名言,对中心论点印证。 尤其是两个问句“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更是问得发人深思。前句以反问否定了得难失易,后句用“自于人”三字,与开头“岂非人事哉”呼应。至此作者还不止笔,而是援引古训,进一步追本求源,明确指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自然之理,使论点进一步得到强化。 【作者生平】
欧阳修四岁丧父,家贫,其母以荻画地,教他写字,诵古人篇章。为诗文,“下笔出人意表”。
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
景佑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
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
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疏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皇佑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
嘉佑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五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
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属安徽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
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该园环境优美,北依岗阜,丘陵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淙淙。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 【文学成就】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 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责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还是悼亡忆旧,乃至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欧阳修还开了宋代笔记文创作的先声。他的笔记文,有《归田录》、《笔说》、《试笔》等。文章不拘一格,写得生动活泼,富有情趣,并常能描摹细节,刻画人物。其中,《归田录》记述了朝廷遗事、职官制度、社会风习和士大夫的趣事轶闻,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都很有价值。
欧阳修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卓有成就。 他的诗在艺术上主要受韩愈影响。《凌溪大石》、《石篆》、《紫石屏歌》等作品,模仿韩愈想象奇特的诗风;其它一部分诗作沉郁顿挫,笔墨淋漓,将叙事、议论、抒情结为一体,风格接近杜甫,如《重读〈徂徕集〉》、《送杜岐公致仕》;另一部分作品雄奇变幻,气势豪放,却近于李白,如《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但多数作品,主要学习韩愈“以文为诗”,即议论化、散文化的特点。虽然他以自然流畅的诗歌语言,避免了韩愈的险怪艰涩之弊,但仍有一些诗说理过多,缺乏生动的形象。有的古体诗因此显得诗味不浓,但部分近体诗却比兴兼用,情景相生,意味隽永。
在内容上,他的诗有一部分反映人民的疾苦,揭露社会的黑暗,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例如,在《答杨子静祈雨长句》中,描写了“军国赋敛急星火”,“然而民室常虚空”的社会现实;在 《食糟民》中,揭露了官吏“日饮官酒诚可乐”,而百姓“釜无糜粥度冬春”的不合理现象。不过,他写这些诗的目的是很明白的:“因吟君赠广其说,为我持之告采诗”,为的是规劝统治阶级修明政治,维护封建质序。他还在诗中议论时事,抨击腐败政治,如《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表现了诗人对妇女命运的同情,对昏庸误国的统治者的谴责。更多的是写景抒情作品,或清新秀丽,或平淡有味,多抒发诗人的生活感受。如《黄溪夜泊》中的“万树苍烟三峡暗,满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中的“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 《画眉鸟》“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等。总的来看,他的诗歌风格还是多样的。
欧阳修不仅善于作诗,且时有新见,后人集录成书,称为《六一诗话》,是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话。今人郭绍虞说:“诗话之称,固始于欧阳修,即诗话之体,亦可谓创自欧阳氏矣”(《宋诗话考》)。欧阳修的诗话,兼收并蓄,细加抽绎,以随便亲切的漫谈方式评叙诗歌,成为一种论诗的新形式。他在评论诗的时候,虽然不废雕琢,但主张归于自然。在《梅圣俞诗集序》中,他提出诗“穷者而后工”的论点,发展了杜甫、白居易的诗歌理论,为宋诗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当时和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欧阳修还在宋初的词坛上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他创作了很多词,内容大都与“花间”相近,主要内容仍是恋情相思、离情别绪、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并善于以清新疏淡的笔触写景。《采桑子》十三首,描绘颍州西湖的自然之美,写得恬静、澄澈,富有情韵,宛如一幅幅淡雅的山水画。另一些词的“杏花红处青山缺,山畔行人山下歇”(《玉楼春》),“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浣溪沙》),“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朝中措》)等,也都是写景的佳句。由于作者对事物体察入微,看似随意写出,却是无限传神,没有炉火纯青的工夫,是不能达到这种艺术境界的。而他偏重抒情的词,写得婉曲缠绵,情深语近,例如《踏莎行》中上下阕的最后两句“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通过春水春山,从思妇眼中写征人,情意深远,含蓄蕴藉,给人以新颖别致的感觉,感情亦非常深挚。他还有一些词,虽然颓唐叹老、牢骚不平,却直抒胸臆,表现出襟怀豪逸和乐观的一面。还有一些艳词,虽写男女约会,也朴实生动。
此外,欧阳修还打破了赋体的严格的格律形式,写了一些文赋,他的著名的《秋声赋》运用各种比喻,把无形的秋声描摹得非常生动形象,使人仿佛可闻。这篇赋变唐代以来的“律体”为“散体”,对于赋的发展具有开拓意义,与苏轼的《赤壁赋》先后媲美,千载传诵。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
《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考庄宗所以取得天下,与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以后宗庄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人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装在漂亮的丝织口袋里,使人背着在军前开路,等打了胜仗回来,仍旧把箭收进宗庙。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慨,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安定,突然夜里有人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到哪里去好;他们割发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了衣襟,那是一派多么衰败的模样!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而失去天下容易吗?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人事呢?
《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当他兴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仅只是溺爱伶人有这种坏结果吗?于是作《伶官传》。
【作者简介】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文学家、史学家。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天圣进士,官馆阁校勘,因直言论事贬知夷陵。庆历中任谏官,支持范仲淹,要求在政治上有所改良,被诬贬知滁州。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青苗法有所批评。谥文忠。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对宋初以来靡丽、险怪的文风表示不满,并积极培养后进,是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诗风与其散文近似,语言流畅自然。其词婉丽,承袭南唐余风。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对宋代金石学颇有影响。有《欧阳文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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