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同”最初不是汉语

胡同一词最初见诸元杂曲。关汉卿《单刀会》中,有“杀出一条血胡同来”之语。元杂剧《沙门岛张生煮海》中,张羽问梅香：“你家住哪里？”梅香说：“我家住砖塔儿胡同。”砖塔胡同在西四南大街,地名至今未变。元人熊梦祥所著《析津志》中说得明白：“胡通二字本方言。”何处方言呢,元大都的。明人沈榜在《宛署杂记》中进一步说：胡同本元人语。既是元人语,那就不能是汉语。元代将人划分为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所谓汉人,指北方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高丽人。这四种人并非同一民族,也不使用同一语言。那么“元人语”也肯定不是“南人语”,至于色目人,包括的民族更多。故此“元人语”只能是蒙古语。

　　二、胡同与井关系密切

　　有的学者认为,胡同是从“忽洞格”———井转变过来的。笔者赞同这个观点。因为从大都的实际看,胡同与井的关系更密切一些。

　　先从胡同的形成看。元大都是从一片荒野上建设起来的。它的中轴线是傍水而划的,大都的皇宫也是傍“海”而建的。那么其它的街、坊和居住小区,在设计和规划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井的位置。或者先挖井后造屋,或者预先留出井的位置再规划院落的布局。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因井而成巷”。直到明清,每条胡同都有井,这是毋庸置疑的。

　　再从胡同的名字上看。北京胡同名字的成因,不外乎这么几个：以寺庙命名的,以衙署、官府机构命名的,以工地工场命名的,以府第、人名命名的,以市场命名的等等。但是,为数最多的,是以井命名的,光“井儿胡同”就曾经有过十个；加上大井、小井、东西南北前后井、干井、湿井、甜水井、苦水井……不下四五十个。这说明,胡同与井是密切相关的。

　　三、奇怪的名字原于音译

　　北京有些胡同的名字令人奇怪,因为用汉语无法解释。但是,如果把这些胡同的名字成蒙古语,就好解释了。试举几例：屎壳郎胡同,这名字多难听、多丑陋！当初此地的居民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译成蒙古语是“甜水井”！朝内有个“墨河胡同”,蒙古语的意思是“有味儿的井”,大概是被污染过吧。此外,如鼓哨胡同(或写做箍筲胡同),苦水井；菊儿胡同或局儿胡同,双井；碾儿胡同或辇儿胡同,细井；巴儿胡同,小井；马良胡同或蚂螂胡同,专供牲畜饮水的井……

　　北京还有不少“帽胡同”。“帽胡同”蒙古语是坏井、破井的意思,前面加上一姓氏,表明这个坏井是属于某家私有的。这不是牵强附会,白帽胡同旁边,曾有个“白回回胡同”,说明这里曾是白姓穆斯林的住宅。而“猪毛胡同”附近曾有个“朱家胡同”,说明这里确实住过朱姓人家。杨茅胡同附近就是杨梅竹斜街。

　　年代久远,有些发音被念走了样,这也不足为怪：汉语地名念走了样的难道就少么？不过有些蒙古语的地名难以考证了是真的。

　　胡同是井的音译,这一点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了。但有几点还必须强调一下,胡同和井,在元大都时代都有了“市”的意思,沙络市也可以叫沙络胡同,是珊瑚市的意思。在古代汉语里本来就有“市井”一词,“因井而成市”嘛。同在元大都时代,胡同和井也有了“大街”的意思,《析津志》钟楼：“楼有八隅四井之号,盖东西南北街道最为宽广”。意思很清楚,“井”等于大街。

　　旧北京的井窝子。在没有自来水的时代,北京居民的饮水主要靠井。一般居民没有私家专用水井的,就得到公用水井去汲水。图中的独轮车是专为人家送水的。

   这是一篇序，原文有小标题“摄影艺术集《胡同之没》序”。但是，整篇文章只有“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九个字，表明这是一篇序。作者并没有把这篇文章当作正儿八经的序来写，呈现在读者眼前的，是现在这样一篇充分显示作者个性风格的小品文。
   
   作者在他的《〈汪曾祺小品〉自序》中曾说过，对于读者来说，小品文是悠闲的，“可以使读者得到一点带有文化气息的，健康的休息”；对于作者来说，写小品文可以使人“翻翻资料，读一点书”，还可以磨练自己的思想。这篇文章确实给我们两方面深刻印象。读这篇文章，并不使读者觉得累，而是从中了解北京胡同文化，增长见识；阅读的过程，是一种与北京胡同市民相类似的感觉：散淡、平和、自足；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确实有自己的知识积累和对生活的思考。
   
   作者之所以如此熟悉北京胡同文化，源于他长期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有机会经常接触北京普通市民，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文化心态；他多年从事民间文艺工作。由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使他写起关于民间文化方面的文章来得心应手。可见，这篇有着原汁原味北京味儿的《胡同文化》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
   
   文章大处着笔，从北京城的建筑格局写起，写北京城建的四方四正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和思想，这是为下面写胡同文化作铺垫。第2段历数胡同的来源，所举例子都比较有趣，有代表性，可读性强。一句“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可以看出作者行文的调侃与幽默，他并不一本正经，这才是一种文化“休息”。汪曾祺的散文中，往往夹带一些出人意料的句子，效果很好。比如“据说画眉吃了能清火。画眉也会有‘火’么?”(《故乡的野菜》)“这个小和尚能说普通话”(《初访福建》)等，在读者没有注意的时候，突然来那么一句，显得很有意味。
   
   从第4段开始，作者由谈建筑学的胡同，转向谈胡同文化——北京胡同里的市民生活。必须明白，作者谈胡同就是谈胡同文化，谈胡同文化就是谈北京胡同里的市民生活。胡同经历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它见证了历史，是一位时间老人，北京市民的活的生活剧，都在这里上演。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最体现文化的气息，汪曾祺深知这一点。阅读时抓住这一点，就抓住了文章的主干。所以学习的重点不能放在前面3段，它们只是作者展开叙写的铺垫。
   
   第4段谈胡同里的市民的活动，以动显静，表明北京市民生活的安宁与平和。第5段带出与胡同紧密联系的四合院，即“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指出北京市民文化就是胡同文化。这一段可以说是点出了题旨。第6、7段写出了胡同文化的封闭和北京市民的闲逸，下棋、喝酒、遛鸟，是胡同市民最典型的文化活动。第8段写北京市民的满足，主要写他们吃的简单却容易满足。一个“嘿”字，传神地写出了一种他们无限的满足感。写吃，正是汪曾祺所擅长的，在他的有关作品里，写起吃来读者如见其色，如闻其香，如尝其味，(可参阅他的散文《故乡的食物》《四方食事》《五味》《手把肉》《昆明食菌》等)。第9段写北京胡同市民爱瞧热闹不爱管闲事的性格。关于这一点，当然是指过去，不是现在，也不说明他们的麻木。第10段指出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是安分守己，逆来顺受。第11段引用作者自己写过的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再次证明胡同文化易忍、易满足的特性。第12段举的是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证明胡同文化的精义就是“忍”。
   
   最后三段，写到北京胡同文化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的衰败和没落，带着明显伤感的情绪。这自然是因为作者当时面对一本非常直观的摄影集，看到一幅幅画面，最后目睹它的败落，作为一个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的文化老人，难免产生怀旧和感伤情绪。一句“再见吧，胡同”，连读者也不禁对这种行将没落的传统文化，产生一种留恋情怀。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把这篇文章分成三大块，作者先谈北京的胡同，再谈北京胡同文化的特征，最后谈胡同文化的衰落。文章看似散乱，实际上飘而不散，显示了作者的写作思路。
   
   学习这篇文章，要引导学生重点了解三个问题。
   
   1.作者谈北京胡同文化，赋予了这种文化什么样的内涵?
   
   这可以从中间几段的开头找出答案。如“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文化”“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己，逆来顺受”。这些话往往总领各段，从抽象到具体。那些具体的例子，非常形象，有代表性，无一不是北京市民生活的典型画面。文章显得既像议论，又不是议论；有抽象的概括，更有形象的描写。
   
   2.作者对胡同文化的描写中，包含了什么感情?
   
   这就要联系作者的思想文化修养来谈。作者一生对传统文化怀有深情。这在他一系列作品中都有体现。作者虽然钟情于他的家乡地域文化，但他大半辈子都在北京度过，耳濡目染北京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无论是高邮文化，还是北京文化，都是中华传统文化，都深深地打动作者的心。从这篇文章中，则不难看出作者对于北京文化的了解、熟悉之深和喜爱之情。其实，北京胡同文化的内涵，有相当多的也就是作者汪曾祺所推崇的，如知足常乐、随遇而安、安分守己等，所以他能够对此产生共鸣(可参看他的散文《随遇而安》《闹市闲民》等)。但作者对这种封闭性小市民文化，并没有完全沉醉其中，是怀着一份清醒的。他知道在时代大潮下，这种文化必然要衰落下去，遭到淘汰，所以，当我们看完文章的最后两段，再回过头来看文章的中间部分时，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作者对胡同文化并不是一味的肯定、沉迷，而是有所批判、有所反思。比如，说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性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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