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依仗坚船利炮来到东方，在侵略的同时带来了先进的器物、科技、制度乃至某些更有吸引力的文化。对侵略的愤恨与对先进事物的向往交织在一起，构成了长期以来国人矛盾心理的基础。

既反对侵略，也拒绝承认先进的诱惑；幻想能够回到那个既没有侵略也没有感受到落后的时代中去，一直就是部分人的梦想，义和团则是这种幻想最集中的实践者。不过，我不认为今天的爱国青年是义和团的直系苗裔，因为，尽管不无曲折，中国已经慢慢地学会了在一种相互依存的国际关系中生存与发展，在改革开放年代里成长起来的青年，不可能如此狭隘。在我看来，在貌似极度不理性的抵制背后，有某种合理的诉求存在。

对此，已经有不少人指出，这种对西方的敌意部分来自于陈旧的意识形态教育，部分来自于不充分乃至片面的信息获取。近年来，在陈旧意识形态教育的基础之上，一种我称之为商业民族主义的东西开始大行其道，从《中国可以说不》到《货币战争》，从《参考消息》到《环球时报》，对外部世界的信息加以精心裁减后再商业化传播，这种手法拥有了极大的受众。在这样的教育和信息之下，敌意和不信任的气氛在相当群体中蔓延，一遇见特殊的事件，这种情绪就会爆发开来。我认为，相当多的青年抵制者是受这种非理性情绪所支配的。

但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我注意到，包括张朝阳这样的成功人士，也赞成抵制，这表明，除了上述那种非理性的情绪之外，还有被人忽略的因素存在于这一轮的抵制行动当中，我认为，这个因素就是那种迫切地要求西方正视自己的心理需求，而集中体现在海外华人和国内主流人士身上。这么些年来，中国取得了相当的发展与进步，这一成就被某些人夸大为“中国奇迹”，甚至看作是中国必然“崛起”的前奏，于是，在某些人那里，这种自信和骄傲膨胀为一种过分良好的感觉，似乎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已经相当充分，轮不到外部世界来指手画脚了。但是，这种感觉总是会遭遇到否定，因为，无可否认的是，这么些年来的发展与进步更多地体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而政治和文化领域仍有相当多的缺陷和弊端。这种进步与停滞，发展与落后并存的局面，是一种客观的事实，而外部世界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这些缺点和弊端上，本是一种正常的观察角度，但是，对于那些感觉过分良好的人来说，这却成为了歪曲和轻视，进而，当这种感受与上述那种非理性的情绪相结合，得出西方世界充满敌意的结论，就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情了。　

奇怪的是，这种感觉良好的背后，其实隐藏着巨大的不自信，一般而言，如果有足够的自信，别人的指责和批评就会成为自身改正进步的动力，反过来，如果对别人的批评和指责过分敏感，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的是一种不自信，可见，感觉良好，其实建立在对弊端和缺陷下意识掩盖的基础之上，这种骄傲与不自信相混杂的心理，在我看来正是目前抵制的核心秘密：正因为不自信始终在心里涌动而自己又不愿意正视，当别人指出的时候，也就倍加恼怒。

可以看出，在这种视角支配之下的抵制，并非所谓极端民族主义支配之下的抵制，后者的目标是回到封闭的状态，而前者的目标指向的是一种新的关系，一种在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嵌入越发深入的情况下，要求外部世界给予中国更多尊重和理解，更少歧视和偏见的新关系，我承认，这一诉求有其正当的成分，但是，正如上面所分析的，由于这种素求建立在非理性的情绪和扭曲的自我认知之上，这一正当性已经被极大地削弱了，进而，我不得不指出的是，即使存在着某种正当性，抵制的行为与其试图达到的目标之间，也有着天然的背反关系，抵制所带来的，恰恰是抵制者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更多的偏见和不尊重。

尊重和理解，只可能建立在充分交流了解的基础之上。近些年来，双向的交流了解得到了极大的增进，但无可否认的是，这种交流和了解还远远不够。为了迎接奥运会的到来，　2006年11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477号”，规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施行《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这被普遍看作是很大的进步，但是，反过来看，这也表明了外部世界在试图全面了解中国时，曾经面临着多么大的障碍。因此，即使偏见和歧视存在，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西方的敌意和歪曲，而有更多的原因，在这次事件中，西方媒体的报道招来了很大的愤怒，可是，如果想让西方媒体的报道更客观公正，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予它们更开放自由地了解中国的机会，给予他们与中国同行更深入合作和交流的机会，而不是对它们加以抵制。抵制只会带来更多的偏见。

尊重和理解，只可能建立在相互依存的深入之上。比之纯粹的新闻报道来，教育、学术、文化、经商、旅游等双方普通人之间的日常交流，更能矫正存在于双方之间的偏见与歧视。如果要让西方世界抛弃偏见与歧视，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让这种交流更充分。中国的改革发端于经济领域，外资企业在内的经济交往一直是这种交流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让西方抛弃偏见和歧视，更合理的途径是让非经济交往也更加充分，而抵制只会让原本相对充分的经济交往受到损害，非南辕北辙而何？

尊重和理解，只可能建立在自身也抛弃偏见和歧视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自身对外部世界就充满着偏见，又怎么可能通过充分的交流改变对方的偏见呢？30年的改革开放，很大程度地拓展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但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理解显然还不够充分，在这个情况下，需要的是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更多的交流了解，来矫正外部世界对我们的偏见和歧视，而抵制，则是放弃对外部世界的理解，这也依旧与追求的目标——反对西方的偏见与歧视——是背道而驰的。

也许有人会说，抵制并不会长期化，而只是为了发出某种声音，以便让西方学会正确地对待中国。但在我看来，这也同样是荒谬的，因为，没有什么正确对待的问题，为自己的成就而骄傲，并因此对别人关注自己的缺陷而懊恼，其实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他者的眼光足以成为自己的镜鉴，如果这些缺点和弊端是真实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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