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隐住朝市，小隐住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
诗人请求分司东都，就是为了实现其“隐在留司官的心愿。唐代时的洛阳，虽不象皇朝京都，但它却是大唐的陪都，地理形势甲于天下，并且这儿“水暖鱼多似江南，人稀尘少胜西京。”除此之外，洛阳又是唐代南来北往官员必经之地，诗人虽身在朝野，却可知晓朝事的兴废嬗变，实在是“似出复似处”的理想地方，故诗人说：“黄绮更归何处去，洛阳城内有商山。”他觉得“且得身安泰，从他世险艰。但休争要津，不必入深山。”(《幽居早秋闲咏》)大概这也是诗人选中洛阳作为自己晚年隐身之处的另一重要原因吧!
白居易由怀抱“兼济之志”入仕，经过几十年断奋进、由初仕时的积极进谏，输忠效信，变为消沉沮丧，继而转为“明哲保身”、“知足保和”。诗人思想上的这一巨大变化，正是由时代的因素使然。白居易生活的中唐正是藩镇割据剧烈的时期，频繁的战争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加之宦官擅权，挟持废立大权，唐朝已由肃宗、代宗的苟安局面，转为德宗时的危机四伏的景况，皇帝终日嬉戏玩乐，不理朝政，朝中达官显贵与宦官相勾结，残害忠良正直之臣，在此情况下，诗人深感“输忠”之艰危，“兼济”之不易，而自己又无回天戡乱之力，觉得“终是不如下山去，心头眼底两地尘。”(《晚从省归》)。不得已诗人只好以若即若离的态度，采用半隐半仕的方法，退居洛阳，这样自己既不会背上不忠不义的恶名，又可远避害，保全个人的“松贞”、玉性的节操。事实不下是如此吗?诗人自58岁退居洛阳后，长安城内不知发生了多少次政治大变故，诗人的许多亲朋挚友或死于非命，或被贬于荒原鄙野；诗人因即早退知抽簪，故能尽其天年，以其“清白遗子孙”。
三白居易在《山中独吟》一诗中曾写道：“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销，此病独未去。”这是诗人晚年寓居洛阳的又一重要原因。诗人既然在政治上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与才干，只好驰骋翰墨处”，寄意篇什，用诗歌抒发情性，表达志向：“壮志郁不用，参有所泄处”，（《读谢灵运诗》）“胸中壮志犹须遣”。“不教才展休明代，为罚诗争造化功”’都说明诗人在万念俱灭之后，便将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诗歌创作上。
要创作诗歌，不仅要有一个静谧、安闲、优美的环境，还必须要有丰富的素材以及引发诗头、倾心吐腹的诗朋酒友。洛阳河山拱戴，群峦迭翠，山峰钟灵毓秀，河水交相辉映，自然景然优美。“万家流水一城花。”自古洛阳不仅享有花城的盛名，并且，这儿的龙门山色，金谷园姹紫嫣红的春景，北邙山下，古木苍翠的壮观，以及天津晓月、洛浦秋风、平泉朝游、铜驼暮雨，洛堤春柳、东城桃李……曾招来不少的文人骚客到此赋诗作画，以寄寓个人的游兴和豪情壮怀。洛阳美丽的景致，宜人的风物，激发了诗人白居易的创作豪情，促使他创作出大量的咏洛诗歌。
除此以外，洛阳历史悠久，自夏桀以来，不知有多少帝王将相，皇族贵戚在此建筑宫殿楼阁，园林寺院。周公庙、白马寺、少林寺、香山寺、关林、龙门、吕祖阁、上阳宫、上清宫枚不胜举。这些都为诗人的创作提供了素材。王子乔吹笙洛滨、骑鹤升天的神话；孔子入周问礼的佚闻；苏秦身佩六国相印的豪举；“洛阳才子”贾谊蜚声朝野的盛名；“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云集伊洛的传闻；掷果潘岳”、洛阳纸贵”的美谈佳话；“金谷二十四友”饮酒赋诗的盛况；上宫仪洛堤步月的咏诵；宋之问龙门赋诗夺锦袍的故事均触发诗人的灵感，启动诗人的神思遐想。使得诗人文如泉涌，诗情经久不竭。诗人自云“辞章讽咏成千章，心行归依向一乘。坐倚绳床闲自念，前生应是一诗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