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可知“迎二圣”并不是岳飞和宋高宗发生矛盾的症结所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两人的矛盾有一个积累和发展的过程。

自绍兴元年(公元1131)到七年，金朝主战派掌政，宋高宗乞和不成，为了自己的性命和皇冠，不得不破格提拔将帅。岳飞升迁最快，由一个地位不高的统制，后来居上，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吴玠并列的大帅，而其才能和声誉又在他人之上。岳飞一时成了皇帝最器重的武将，他在《乞出师札子》中说：“陛下录臣微劳，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抚诸路。臣一介贱微，宠荣超躐，有逾涯分。”他感激宋高宗，更渴望抗金功成，以为报答。应当说，在此期问，彼此尚无多大矛盾。

两人关系的转折是在绍兴七年春。宋高宗本已慷慨允诺岳飞指挥除韩世忠和张俊以外的各军，大举北伐，却因张浚和秦桧的说服，取消成命。岳飞愤慨辞职，不经宋高宗批准，擅自去庐山，为亡母守孝。这种脱离古代臣规的举动，引起皇帝很深的疑忌。后来，岳飞听说金朝打算扶立宋钦宗儿子当傀儡，就上奏建议丧失生育能力的宋高宗设皇储。宋高宗立即驳回，说武将不应干预朝政。绍兴八年，岳飞要求增添兵力，宋高宗的回答是“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此后围绕着战与降，南北统一还是分裂，双方矛盾愈益尖锐。

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向来是赵宋恪守不渝的家规。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使武将受制于文官。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威胁。南宋初，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这在宋高宗和文臣们(既有投降派，也有抗战派)看来，是权宜之计，一直抱着且用且疑的态度。宋高宗听从张浚和秦桧劝告，收回岳飞统率大部兵力的成命，其奥秘即在不容许他立盖世之功，挟震主之威。

岳飞抗金心切，要求增兵，提议建储等等，恰好都触犯宋高宗的深忌。甚至他留意翰墨，礼贤下士，也会使皇帝疑神疑鬼。他一再真诚表示要功成身退，准备在庐山东林寺看经念佛，以度余年，宋高宗是根本不信的。岳飞是武将，李纲和宗泽是文官，这种差别在具体研究宋史时，非注意不可。例如同样提议建皇储，文臣算是忠心，武将便成别有用心。

王夫之《宋论》卷10说：“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降金和解除大将们的兵柄，成了他们的当务之急；而岳飞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当然，光从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罢官闲废，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下场。前引查筲揭发的完颜兀术信件，对于他的遇害，也应有重大作用。

(十四)民众的悼念

岳飞之死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悲剧。时代的悲剧，通过他个人的悲剧，得到了很强烈、很集中的表现。他们三人的惨死，标志着当时祖国南北分裂痛苦的长久化。

岳飞死后，宋廷“以飞狱案令刑部镂板，遍牒诸路”，企图一手遮掩天下耳目，将无辜的受难者，说成是十恶不赦的死者，证明投降派杀人有理。然而这种倒行逆施，只能更加激发民众深挚的悲悼和哀思。《老学庵笔记》卷1说：张德远(浚)诛范琼于建康狱中，都人皆鼓舞；秦会之杀岳

飞于临安狱中，都人皆涕泣。是非之公如此。

《三朝北盟会编》卷207载：飞死于狱中，枭其首。市人闻之，凄怆有堕泪者。

《岳侯传》载：侯中毒而死，葬于临安菜园内。天下闻者无不垂涕，下至三尺之童，皆怨秦桧云。

《金佗续编》卷21章颖《鄂王传》载：送两家(按：指岳飞和张宪两家)之孥，徙之远方。行路之人见者，为之陨涕。

《忠文王纪事实录》卷4载：先是，王薨一年前后年此日，诸将复之武昌骑戏，又一下卒忠义所激，自题一诗云：“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闻者为之悲泣，罢游。

中国人民是多情的，但中国人民的眼泪又是宝贵的，这是一个浅显的真理。在悠远的古代，尽管人民觉悟程度很低，这个真理同样是客观存在。

岳飞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有他的错误和缺点，而非完人。但是，他最主要的方面，是为着当时祖国的统一和进步而奋斗不息。岳飞自年轻时背刺“尽忠报国”之日始，一直忠诚地践履自己的誓言。因此，千百年来，人民肯定他，纪念他，是理所当然的。

尽管宋、金反动统治者得逞于一时，使祖国陷入一百几十年南北分裂的苦痛，然而祖国的统一，国内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和融合，毕竟是不可阻遏的历史巨流。这在八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也益发清楚。
 
文章来源: 《宋高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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