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秦桧预谋，由淮东总领胡纺出面，诬告韩世忠亲校耿著，“谓著倡言以撼军心，图叛逆，且谋还世忠掌兵柄，将遂以左证上逮世忠”。秦桧向岳飞透露真实使命，还假意关怀，要他“且备反侧”，岳飞率直回答：“世忠归朝，则楚州之军，即朝廷之军也。”并表示绝不“捃摭同列之私”。他到达楚州，得知诬告详情，立即写信飞报韩世忠。韩世忠求见宋高宗，大哭大闹，结果耿著免死，以刺配流放了事。

张俊和韩世忠还是双重儿女亲家，然而他陷害韩世忠，却毫不手软。“秦桧约俊主和议，尽罢诸大将，悉以兵权归俊，故俊力助其谋”。他任枢密使后，“即首纳所统兵”，企图以一军的指挥权，换取全国各军的指挥权，才能虽低，野心不小。但是，他机关算尽，也不过充当宋高宗和秦桧手心里的斧头柄。执柯伐柯，一旦斫伐任务完成，这个斧头柄也随之扔弃。岳飞死后，秦桧立即唆使党羽江邈弹劾张俊，说他有图谋皇位的野心。宋高宗出面保他“无谋反之事”，却又乘机将他罢职赋闲。

由此可见，秦桧对三大将的图谋未能完全实现，岳飞对韩世忠的关照固然起了作用，而宋高宗也不想杀两位苗刘之变时的救驾功臣。《朱子语类》卷131说：“张与韩较与高宗密，故二人得全；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

(六)岳飞罢枢密副使

岳飞虽对韩世忠尽了救援之责，因为他是副职，故未能制止张俊放弃海州，拆散韩家军，将大本营后撤镇江，心中愤愤不平。他七月回临安，即上奏辞职。从此之后，他也和韩世忠一样，留在临安，居虚位而无实职，枢密院的军务，全由张俊在镇江设枢密行府处置。

岳飞的所作所为，使秦桧旧仇兼新恨，他唆使台谏官万俟离、何铸和罗汝楫弹劾岳飞。作为攻讦口实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自登枢筅，郁郁不乐，日谋引去，以就安闲”。第二，淮西用兵，“坚拒明诏，不肯出师”。第三，倡议楚州“不可守”，主张放弃。后两件事纯属造谣中伤。宋高宗亲自配合，他说：“飞于众中倡言：‘楚不可守，城安用修。’盖将士戍山阳厌久，欲弃而之他，飞意在附下以要誉，故其言如此，朕何赖焉!”他乘岳飞再三请求辞职之机，发布他任万寿观使的闲职。制词说，任命岳飞为枢密副使，原是为了“资筹幄之奇”，“辑平戎之略”，可是岳飞的“深衅”，却“有骇予闻，良乖众望”，皇帝仍然宽大为怀，“记功掩过”，“宠以宽科全禄”，“所以保功臣之终”。要求岳飞“无贰色猜情”，“朕方监此以御下”。

岳飞闲废后，一无兵，二无权，对降金乞和活动既无权干预，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到此住手。可是宋高宗急于向杀父之仇表示信用，不下毒手，是决不罢休的。

(七)王俊诬告

岳飞当枢密副使后，鄂州大军由他信用的爱将王贵和张宪统率，分别任都统制和副都统制。宋廷自然极为猜忌，并施展了阴谋毒计。第一，利用诸统制“各以职次高下，轮替入见”之机，在镇江枢密行府胁迫王贵屈从。第二，命抗金名将刘铸“知荆南府，罢其兵”，既解除他的军权，又用他监视鄂州大军。宋廷规定，“或遇缓急，旁郡之兵许之调发”，为对付王贵和张宪发动兵变，“销患未形”。第三，发布秦桧党羽林大声为鄂州大军总领，依照规定，总领“不独职馈饷”，还“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诸军并听节制”。

林大声去鄂州后，搜罗了王俊等败类。王俊是前军统制张宪的副统制，自绍兴五年(公元1135)编入岳家军后，寸功未立，一官不升，又屡以奸贪而受张宪制裁，挟私怨，图报复。据《挥麈录余话》等书转载的王俊诬告状。九月初一日，张宪“起发赴枢密行府”，“俊已于初七日面覆都统王太尉”，“初八日纳状告首”。诬告的时间显然经过精心选择。王贵刚从镇江回鄂州，明知蓄意诬陷，也只好将状纸转交林大声，用急递昼夜兼程，发往镇江。张宪虽早已启程，因昼行夜宿，行进迟缓，到镇江恰好是自投罗网。

王俊诬告的内容，是说张宪得知岳飞罢官，阴谋裹胁大军由鄂州移屯襄阳，威逼宋廷将军权交还岳飞。正如岳珂所说，“移所以诬(耿)著者，而诬张宪，盖出一辙焉”；“桧之属先臣与俊以陷世忠，是亦犹后日属张俊以陷先臣也”。然而王俊的状词却并非是刀笔吏的高明手笔。张宪和王俊既然“同军而处，反目如仇”，“俊之反覆不从，昭昭如彼；而宪之吐露无隐，谆谆如此”，状词中明显的破绽，低劣的谎言，虽不攻自破，却仍被奉为至宝。

按当时法规，枢密院无权私设刑堂。陷害病狂、逼供心切的张俊自然顾不上这种规矩，把张宪打个体无完肤，死去活来，最后上奏：“张宪供通，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事实上，张宪却并未屈服于他的淫刑毒罚。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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