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延明

不久前，王继烈同志撰文《评岳飞的忠君思想》（ 1 ），就杭州大学徐渭平《论民族英雄岳飞》一文发表看法，在同意“岳飞是一个功大于过的历史人物”的同时，认为该文作者“为英维讳”、“良莠不分”，并断然指出：后飞不如文天祥那样 “死于国难”，而是“死于忠君”！

值得注意的是，王文措词的“绝对化& rdquo;。如说岳飞的忠君，是“绝对忠君”，对皇帝“无限忠诚& rdquo;； “绝对忠君”的岳飞，“却被自己无限忠诚的皇帝惨杀了”，& ldquo;岳飞的悲剧就在这里”等等。

有“忠君思想”，与“绝对忠君”，显然有区别；奉行命令，也不能与“无限忠诚”划等号。岳飞有忠君思想，主要表现在忠实地镇压农民起义上，无须为英雄讳。然而，说岳飞“绝对忠君”，对宋高宗“无限忠诚”，这却是近年关于岳飞讨论中出现的新提法，有必要实事求是地加以讨论。

王继烈同志为了证明白己的观点， “纵观岳飞抗金的全过程”，列举了下面几件事：第一，一一三九年宋金和议时，岳飞接受了宋高宗的封赏，向高宗呈递了《谢讲和赦表》，文中“也有昧爱国之心取仪赵构之言”。

第二，一一四○年岳飞北伐，取得郾城大捷，却奉命班师。“ 当时岳飞完全有条件拒绝君命”，做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但是岳飞在忠君思想驱使下，终于向赵构屈服了”。 “岳飞奉命班师，与其说是因为‘孤军无援'，不如说是迫于君命不敢违抗”。

第三，岳飞临刑被害时 “还愚不可及地希求赵构能明察他的歇耿忠心”。

第四， “他在绞杀农民起义的手段上，也比其他同僚略高一筹”， “岳飞是最忠实地执行封建帝王的命令”。

这四件事，涉及岳飞抗金的立场，对赵构、秦桧妥协投降政策的态度，以及镇压农民起义三个大问题。

王继烈同志的评论，符合历史实际吗？下面分题加以论述。

（一）

关于岳飞对待宋金议和以及高宗妥协投降政策的态度。绍兴九年 (1139) 宋金和议达成，岳飞确实上了《谢讲和赦表》。王文说该表“有昧爱国之心取悦赵构之言”，这与胡铨& ldquo;不顾身家性命，仗义执言，大声疾呼‘臣备员枢属，义不与侩等共戴天日” “两相对照．

岳飞的言论难道不显得失色吗 ? ”这里，作者把胡栓上书时间搞错了。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 3 ），写明是戊午之年，即绍兴八年 (1138) ，在绍兴和议达成之前；而岳飞上《谢讲和赦表》的时间，则在己末年 ( 绍兴九年 ) 三月（ 4 ），在绍兴和议达成之后，怎么能把和议达成之前的胡铨言论，作为和议达成后“朝议籍籍”的反议和条约的言论加以引用呢？事实上，；胡铨早在和约订立之前，已经被南宋政府送昭州编管。即使在和约订立之前，岳飞反对议和的态度，比之胡栓，也毫无“失色之处”。绍兴七年十二月，南宋使者王伦，被金释放，带回了金国许议和的消息。高宗立即加紧了议和活动的部署。然而，遭到岳飞的抵制。高宗三令五申不得越出“界分”．以免 “引惹”金人。岳飞则依然积极地进行着北伐准备。他派出一批批人员，携带蜡书、旗子潜入中原，去联络义兵，相约以“岳”字旗为号，一旦北伐，举旗响应。枢密副使王庶视师江推，岳飞写信给他说：“今岁若不举兵，当纳节请闲 ”（ 5 ）。绍兴八年 (1138) 夏天，高宗为了说服岳飞赞同议和，宣诏岳飞入朝。岳飞猜测到高宗的意图，于是上书高宗“乞归田野，以养残躯”。高宗遂以“疾速前来行在”、 “不许再有陈情”的严厉诏旨，迫使岳飞来到临安 ( 杭州 ) 。接见时，宰相秦桧也在场。高宗向岳飞声明出于孝悌的苦衷，主张议和。岳飞毫不隐讳地表示反对，他指出音“夷狄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藏，恐贻后世讥议！”（ 6 ）岳飞的反对，必然引起高宗、秦桧的忌恨。据记载，高宗“默然”， “秦桧衔之”。

赵构、秦桧搞投降议和活动，最害怕的不是主战派文臣的反对，而是抗战派将领，尤其是岳飞和韩世忠。权吏部待郎魏石工就说： “今陛下询于缙绅，民情大可见矣。惟三军之心，未知所向。……欲望圣慈，速召大将，各带所部近上统制官数人同来，以屈己事目，广加访问，以塞他日意外之优 ( 忧 ) 。彼或以为不可，亦能鼓作其气，益坚守御之备”（ 7 ）。又说： “时诸将韩世忠、岳飞皆以议和为非计”（ 8 ）。魏石工的想法说明朝廷上下，都知道抗战派将领岳飞、韩世忠是坚决反对议和的。临近签订和约之前，高宗心腹禁卫将领杨沂中，也曾提出：& ldquo;今三大将在外，他日见责，。。。不知何词以对 ? ”（ 9 ）在签订和约的前一天，高宗对要不要召韩世忠忠、岳飞等三大将至朝廷谕意一事，仍拿不定主意，忧心仲仲。最后召台谅官御史中臣勾龙如渊和右谏议大夫李谊 ( 此二人皆秦桧栓提拔的心腹 ) 商议。李谊对高宗说： “此事莫须召三大将来与之商议，取具稳当乃可”（ 10 ）。高宗遂决定背着后飞、韩世忠，自顾签订和议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