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星久

采用以文制武、“右文左武”的政策压制、猜忌、防范武人，本是宋朝历代统治者的“有国不易之道”， [1] 然而在南宋前期这一特定历史环境下，这种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却被迫发生了一个不小的曲折，不仅武将的地位和权力比北宋大为加强，而且还确实发生了某些将领的专权跋扈现象。于是，习惯于文尊武卑传统的文臣便与当时十分软弱的皇权结成一体同武将们产生了深刻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规定着宋廷内部主战与主和两股势力斗争的结局，而岳飞冤狱的悲剧，也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演出的。

（一）

在宋高宗即位的头几年，草创中的小朝廷尚未摆脱风雨飘摇的困境，金人的攻势咄咄逼人，必欲灭亡南宋、生擒高宗而后快，根本不把接连乞和的高宗当做谈判对手〔 2 〕在南宋的内部，则是“远者王命不通，横者横溃莫制”。〔 3 〕存亡之际。燃眉之急，不得不放松对武将的防范和压制，给他们一定的权力和地位，让他们为朝廷的援外安内而效命，所谓“艰难之际，恃以恢复”，〔 4 〕以致于当时出现了诸如“今正右武之时”的议论，〔 5 〕加以怀着“天下大乱，乃贵贱贫富更变之时”的侥幸心理趁火打劫者也不乏其人，〔 6 〕他们在两宋之际的社会大动荡中养成了私人实力，拥兵自重，以猎取功名利禄，“动则溃，溃则盗，盗则招，招则官”。〔 7 〕朝廷不得不承认这些将领对军队的独立控制权并示以恩宠，以换取他们对朝廷的支持。这样，在北宋一直受压抑、受歧视的武将，却在南宋初期出现了一个权力加大、地位上升的趋势，其表现是：

第一，对军队的固定统属和对军事的便宜处理权。与北宋时期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情况不同，这个时期的将领可以固定地控制其军队，“众军相呼，必曰某姓某家之兵”。〔 8 〕如岳飞军队称岳家军，韩世忠一军称韩家军等，由于隶属关系已经固定，平时期廷对于诸将之兵实际也是不能轻易加以“移易废置”的。〔 9 〕此外，将领可以和其他文官一样，不经事先奏准而对某些事情进行随机性处理，即所谓便宜之权。如建炎四年，神武前军统制王夑（王 旁）守信州，朝廷令他“合措置事许一面便宜施行”， “行讫以闻”。〔 10 〕绍兴三年，岳飞戍江州，凡“江上有军期急速，会议不及，许飞一面随宜指置施行”。〔 11 〕这就与北宋那种“将从中御”，武将处处受制于文人的军事体制有很大不同。

第二，将领可以自行招兵，扩充实力。由于战时条件下，军队独立性很大，士兵的招补、实力的扩充往往都由将领自行决定，朝廷对诸将兵员实数难以悉知，所以胡寅在建炎年间说诸将之兵“逃而不以告、战败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补而不以告”。〔 12 〕虽然朝廷后来屡有清点各军兵官、器械之命，如绍兴二年诏：“内外诸军并各供具人马衣甲、器械总数，及开坐统制、统领官所辖数以闻，自今每军月具籍申枢密院。”〔 13 〕但实际上并未做到，事隔几个月后，还有人上书说军中“诡名虚并，随在批请”。〔 14 〕直到绍兴十一年罢三大将兵权之后，朝廷才知道谊韩世忠仅有兵三万余。〔 15 〕为了扩大实力，诸将甚至因为互相招诱对方的士兵而“结怨连隙”。〔 16 〕这与北宋时一兵之籍 “皆人主自为之”的情况又有很大不同。

第三，从事各种商业赢利活动，分割国家的利权。军队经风北宋已有之，但规模不大，且“予夺操纵，惟君所命”，而南宋则是“煮海榷酤之入，遇军屯所至则奄而有之”，〔 17 〕军队“居于水则有回易之舟，居于陆则有回易之库，所至擅榷酤之利”，〔 18 〕“如岳飞一军在鄂州、襄阳等处就有酒库、公使库、典库、博易库等多所，每年收入一百五十余万贯，可供全军三个月的开支；韩世忠军中赢利每年也在百万以上。〔 19 〕不仅经营范围之广、规模之大远远超过北宋，而且这些收入又都是由诸将所掌握，不属朝廷收支范围。

第四，参议政事权。此种情况在建炎时期尤为突出，当时东奔西逃的宋高宗，为了取得武将的拥戴与保护，对他们便格外笼络，凡有重大事情，往往召宰执大臣会同武将集比如高宗自扬州跑到镇江后，便召集“宰执、从官、诸将宅堂计事，讨论下—步的去从，大将王渊主张去杭州，宰相黄潜善因对高宗说：“渊言如此，臣复何辞以留陛下！”结果是王渊的建议被采纳。〔 20 〕对于武将参与议事，文臣颇有议论，绍兴元年汪藻在他那道有名的“驭将三说”奏章中说：“庙堂者具瞻之地，大臣为天子立政事以令四方者，今诸将率骤谒径至，便衣密坐，视大臣如僚友”，〔 21 〕不久又有人上觅“诸将诣政事堂与大臣狎，紊乱朝纲。”〔 22 〕武将能与宰相等大臣同坐政事堂，参与议决政事，此在北宋又是难以想象之事。

第五，对地方监司、州县官的任用权。由于各统兵大将一般都担任沿江各大军区的安抚、宣抚使等职，对本地区内地方官的任用、奖惩，往往是先由他们提出名单，朝廷只在形式上加以承认，如刘光世任浙西安抚大使时，朝廷许他增辟镇江府通判，〔 28 〕绍兴八年岳飞按例请为本路转运判官夏洪升职、为鄂州守臣赵士瑗升官，但此时朝廷已开始酝酿削夺将领权力，所以高宗表示：“可作直旨行下。监司守臣，朝廷历用，不当令尽归大将。”〔 24 〕

第六，在许多场合下，武将敢与文臣分庭抗礼。北宋武将受文人压制、歧视，人们视为理所当然，这时情况却发生逆转，文臣不仅不敢对武人肆行侮慢，反而常为武人轻视，被武人讥讽为懦弱误国。胡寅所谓文臣“赢躯弊舆，惴惴然于长戟犬马之中，卒伍贱人，皆得以恶声谯呵之，不敢正色忤视，少拂其势”。〔 25 〕虽然有些夸大，但也并非无根之谈，韩世忠就常常当面称文官为“子曰”或“萌儿”，把文入视为只会背诵孔夫子语录的腐儒和愚顽不堪的矗材，连高宗知道这事后，也只能对世忠付之一笑。又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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