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在请求建储不久，岳飞又向高宗要求增兵，被高宗以“末大必折，尾大不掉”的理由拒绝。〔 58 〕这时已是绍兴八年初，宋金之间正在议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扩充军队，只会使事态的发展对岳飞更加不利。
这样，自从淮西易帅之后，一方面朝廷与将领的关系一度高度紧张，一方面是岳飞个人一次又一次地触犯高宗，致使南宋小朝廷与武将的矛盾更进一步地落实到了岳飞头上，这是当时朝廷与武将矛盾的又一变化。
与此同时，文武之间、朝廷与武将之间的矛盾又牵动了南宋的对金政策。就在淮西兵变不久，赵鼎针对有人对他的批评说，“今日事如久病虚弱之人，再有所伤，元气必耗。唯当静以镇之，若作措置，焕然一新，此趣死之也”〔 59 〕应当承认，赵鼎与张浚在抗金斗争中有过一段很好的合作，在此之前，他的言行也不无值得肯定之处，但这一次，他终因泥于传统的重文轻武偏见，过高估计了淮西事变后来自武将的威胁，从而在对金政策上，终于做出了“静以镇之”，放弃积极抗金的选择，转向了消极保守的立场。此后金人废掉刘豫的伪政权，高宗拒不接受主战派乘机出兵收复中原的主张，而对金人的议和表示却毫不犹豫地做出反应，随后就把行都迁回杭州。到绍兴八年五月，议和眼看就要实现，高宗终于将他一直深藏不露的心思说了出来：要在一二年内解决武将问题，办法是“抚循偏裨。〔 60 〕一切，标志着朝廷的对外妥协政策最终确立和对内打击武将的目标进一步明朗化、具体化，而这些又是与赵鼎“静以镇之”的思想基调有很大关系的。
高宗对议和已是“坚确不移”，志在必行，巨奸秦桧在朝中的地位也由此确立，反对还是支持议和，一时又成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焦点所在，朝中反对议和者几乎被一网打尽，而在当时诸将中，杨沂中是高宗的心腹，“抚绥过于子弟”，〔 61 〕张俊早年投奔高宗，在高宗谋取帝位的活动中有定策之功，〔 62 〕且又在议和问题上与高宗本无冲突，因此也颇得高宗的眷顾，独有岳飞又一次站在了反对高宗对金议和的最前列，直到绍兴九年正月议和已经宣告成立，高宗等人正为此而欢欣鼓舞的时候，岳飞还上书表示要“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等等，并拒绝朝廷为他加官进爵，对高宗的屈己求和表现出极端不满，成了当时抗战派的主要代表。至此，作为收夺兵权前提的对金议和活动，由于遭到了岳飞的激烈反对，因而更进一步加深了朝廷与以岳飞为主要代表的武将之间的矛盾，从而使自南宋建立之日起逐渐发展起来的这种矛盾，最终以投降派、主和派与抗战派之间的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并达到了它最后解决的阶段。
对高宗来说，下一步就是把他的收兵权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了。但艰难动荡的生活早就造成了他狡诈多谋的性格，一则有郦琼之变的前鉴，他还不敢操之过急池对岳飞下毒手；二则他对金人毁约的可能也不无防备。从议和一开始，朝臣中大部分人都认为金人提出议和，其中必有奸诈，〔 63 〕高宗对于这些劝告不能无动于衷，绍兴八年金朝议和使者到了常州，议和即将实现，高宗对大臣说：有备无患，纵使和议已成，办不可弛兵备。”〔 64 〕绍兴九年四月，韩世忠向高宗献马，并说“今和议已定，岂复有战阵事”，高宗回答说：“敌虽讲和，战守之备何可稍驰！”表示要乘此议和之际，添置战马，“广武备以戒不虞，足以待强敌矣，和议岂足深恃乎。”〔 65 〕由于考虑到这些，南宋在取得河南陕西地之后，采取的是“各因其地以食，各因其人以守，不可取东南之财虚内以事外”的方针，〔 66 〕把防御的重点仍然放在沿江地带。在这种情况下，高宗也不会立刻对武将采取大的行动，但已经有意识地开始压抑、限制武将了。如前面以述，绍兴八年二月岳飞要求增兵，高宗以“今日诸将之兵已患难于分合，末大必折，尾大不掉”而拒绝并表示：与其添兵给大将“不如别置数行军吗马，缓急之际，易为分合也”。岳飞同时还要求为本路转运判官、鄂州守臣转官，也同样被拒绝。〔 67 〕就在绍兴十一年宋金交战时期，高宗还警告张俊说，“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 ( 郭 ) 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 68 〕从这段杀机毕露的话里可以看出，是顺从朝廷的旨意支持议和妥协，还是试图冲破朝廷的限制坚决抗金，对于武将来说已是事关生死的选择。而毕生献身于抗金事业的岳飞哪里会想到这些，一旦绍兴十一年宋金战争再度爆发，他就一次又一次地突破高宗一伙的限制，乘机大举北伐，以实现他多年来的抱负。〔 69 〕这种不顾一切禁忌、执着抗金的举动，无疑是“持兵权之存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的极端表现，同时又是对以收兵权为出发点的议和政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