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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关于南宋爱国名将岳飞被冤杀的原因，一般都认为是他力主抗金、反对投降议和的立场，同顽固坚持妥协投降路线的南宋最高统治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因此被宋高宗赵构以及秦桧之流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去之而后快。为了满足金朝方面“必杀飞，始可和”的蛮横要求，赵构、秦桧遂冒天下之大不韪，将屠刀砍向战功卓著、赤胆忠心的岳飞。这个说法固然很有道理，但似乎并不全面。岳飞的悲剧，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另有深层次的原因。其一是他无意中卷入朝廷内部的复杂关系，出于公心仗义执言而触犯赵构本人的利益，从而使其对岳飞产生猜忌、嫉恨，种下冤杀功臣的祸根。二是封建官场嫉贤妒能、打击异己的险恶氛围，导致岳飞成为宵小之徒蓄意陷害的对象，终于酿成千古同悲的“风波亭冤狱”。
宋代自宋太祖赵匡胤利用军队发动“陈桥驿兵变”开国以来，鉴于前代功臣宿将擅权以致江山易手的教训，一直把防范武将专权干政作为国家的既定方针。岳飞作为统帅一支雄师的方面大员，自然要成为赵构防范的主要对象。如果岳飞功劳不那么大，才干不那么高，就像刘光世、张俊之流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则朝廷尚可以有几分放心；或者假如岳飞性格不那么刚直，为人不那么坦率，对朝廷事务噤若寒蝉、言不及义，就像韩世忠那样明哲保身，得过且过，朝廷亦至少不会如此快地启动杀机。然而岳飞偏偏是一个血性汉子，对自己认准正确的事情非发言不可，这就直接触犯了赵构的私衷，其大祸临头也就无可避免了。
应该说，岳飞秉公议事、仗义执言的性格是一以贯之的。早在他还是一个下级军官时，就因这方面的原因而遭受过打击。宋高宗赵构刚即位，年仅24岁、身为下级军官的岳飞就不顾位卑言轻之嫌而上书赵构，反对南逃，力主北上抗金：“臣愿陛下乘敌穴未固，亲率六军北渡，则将士作气，中原可复。”奏书触怒了赵构和朝中妥协派大臣，愤懑恼怒之余，他们给岳飞扣上了“小臣越职，非所宜言”的罪名，革去了岳飞的官职。
可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岳飞秉公言事的个性并未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改变。遇有他认为正确的意见，他仍然要坦率表达。这样一来，赵构对他的猜忌便越来越重，悲剧的发生也就很难避免了。
这中间有一件事尤其让赵构大为反感，使他内心深处断定岳飞为“反侧之子”，有“不臣之心”。当时赵构因无自己的子嗣而立太祖后裔赵（即后来的宋孝宗）为太子。金人方面为了挑动南宋朝廷内部的矛盾，表示要送钦宗之子赵靖回临安，企图在南宋皇位继承问题上煽动不和，制造风波。岳飞对赵的人品能力有所了解，认为他是一位合格的皇位继承人，所以主张维持赵的继承人地位，拒迎赵靖。为了表达自己的这个主张，他决定给赵构上奏章。这时，有位名叫薛弼的大臣建议他放弃这种做法。他向岳飞指出，朝廷对武将存有戒心，虽说你是出于公心提自己的看法，但客观上却会使朝廷对你产生猜忌，所以还是不去捅这个马蜂窝为好。然而岳飞认为自己完全是出于公心言事，是为朝廷的前途着想，尽忠尽职，并无不可。于是仍坚持在上朝时提出自己的观点。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薛弼所料。当岳飞对赵构谈及拒迎赵靖、仍立赵为太子的意见时，赵构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他忍住怒气听完岳飞的陈述后，当即给予岳飞以严重警告：你的意见虽说是出于忠心，但武臣不得干预朝政，乃是祖宗定制，今后决不允许你再在这类问题上发表看法。说完便拂袖离去。事后赵构又让薛弼转达他对岳飞的警告：不得妄议朝政。同时派宰相赵鼎多次向岳飞传达类似的训诫。大概从这个时候起，赵构对岳飞的猜忌之心急剧膨胀起来，认定岳飞头上长有反骨，绝对不可信任。这样的误解日复一日加深，到最后终于通过“和战”争论事件的渠道全面爆发出来。
岳飞之死的又一个深层次原因，在于封建政治的扼杀人才机制。中国历史上许多功臣勋将遭诬陷，遭迫害，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不可忽视：即一些人品龌龊、性情邪恶的同事出于各种阴暗心理、卑劣动机，秉承专制君主的旨意，在那里兴风作浪，借刀杀人。岳飞的同僚张俊将军，就是这类跳梁小丑中的典型代表。
从史实记载来看，张俊在岳飞冤狱中的确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是他秉承赵构、秦桧的旨意，有意自解兵权，出任虚职枢密使，从而胁迫岳飞解除兵权，出任无实权的枢密副使，使其“痛饮黄龙”、收复中原的凌云壮志付诸东流。是他编造了岳飞在淮西战役中违抗圣旨、逗留不进的弥天大谎，使赵构之流找到借口，罢免了岳飞的枢密副使之职。是他处心积虑要把岳家军彻底摧毁，要置岳飞于死地，而暗中在岳飞的部将中物色能告发岳飞的奸徒，推出贪昧良心的副统制王俊、都统制王贵充当首告，帮助其炮制《告首状》，诬告岳飞最倚重的部将张宪要领兵到襄阳谋反，并把岳飞牵涉于其中。也是他故意昧着良心判定王俊《告首状》中所述一切属实，逼张宪自诬“欲劫诸军为乱”，并亲自伪造所谓的张宪“口供”，将张宪、岳云一同押解到临安的大理狱中，接着又向岳飞本人伸出魔掌，将捏造的案情上达“天听”，终于酿成惨绝人寰的冤狱悲剧。
正因为张俊秉承赵构等 [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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