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2年初的隆冬季节，宋将岳飞遇害于风波亭。这一悲剧使他本人成为汉民族主义的高度象征之一，在身后赢得了仅次于关羽的战神般的地位，并塑造了牢不可破的忠奸对立斗争的神话。

　　这给很多人一种感觉：假如当初朝廷公正，这样的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过事实也许恰恰相反，岳飞之死之所以成为悲剧，乃是因为它不可避免。

　　南宋初年的军事形势

　　几乎所有关于岳飞的故事都暗示了一种可能性：假如不是奸臣当道、岳飞冤死，本来宋军是可以收复中原的。这也是后人怀念、推崇岳飞的一个最重要的根本性假设。其中最著名的传说就是岳家军在朱仙镇大捷后，迫于12道金牌压力而放弃经营中原。

　　邓广铭早已证明：朱仙镇以500骑兵败金军10万、12道金牌等均非史实，而是岳飞之孙岳珂虚构出来的。岳飞的故事在流传的过程中，实际上夹杂进了很多汉族人因愤懑而未能满足的愿望。

　　但历史事实往往更严酷。1140年岳家军北伐的确取得了一些胜利，并罕见地在平原上以骑兵对阵决战的态势击败金军，不过战果其实颇为有限：如颍昌之战金军参战有3万骑兵和10万步兵，而宋军的战果是杀敌5000，俘虏2000多，缴获马匹3000多匹；郾城之战宋军对阵金军1.5万骑兵，战果仅夺得战马200多匹；小商河之战杀敌2000多。以上还是宋朝方面的记录，当时国史大抵夸胜讳败，不可尽信，但即使完全信任宋方记录，金兵的损失看起来也远未达到丧失反扑能力的程度。

　　而更困难的在于收复失地后能否长期坚守。中原地势平坦开阔，最能发挥骑兵优势，而不利于步兵守卫。宋军几乎90％都是步兵，这在冷兵器时代与骑兵对垒是一个难以克服的弱点之一。所以李纲才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当时宋军约近20万人，而其中大部分战斗力远不及岳家军，要靠这支军队在野战中彻底击败金军并坚守住收复的失地，其难度是可以想象的。

　　即使是在严肃的历史著作中，岳飞的悲剧长期以来也被描绘成南宋政局主战和投降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而忠奸是毫不含糊的价值对立，没有选择的余地。这建立于一个假设上：抵抗到底，必定获胜。

　　然而历史上的困境往往在于，有时使尽全力也不能取胜，那么该怎么办？势弱的一方，通常选择很少。历代诟病宋高宗急于求和，与秦桧共为阴谋，尽管宋高宗的做法有可争议的地方，但作为一个皇帝，他首先考虑的是赵氏王朝能一直维持不坠。

　　南宋初年基本被动挨打，岳飞北伐的短暂突击式的胜利，在高宗看来乃是为数不多的可与金人讨价还价的筹码，因此北伐是手段而非目的。

　　被低估的宋高宗

　　长期以来，宋高宗是一个在历史上得到颇多劣评的皇帝，原因之一就是他对待岳飞一事极不得人心。愤激者痛斥他丧心病狂地执行投降路线，其原因是他贪生怕死、又贪恋皇位，不想迎被俘的二帝南归，甚至暗示他受惊吓不育，导致精神不健全。
　　这些指责在我看来很靠不住：

　　首先，绍兴七年（1137年）正月，金朝已向南宋通报宋徽宗死耗，而5年后才杀岳飞，因此不存在宋高宗担心徽宗南返夺位的问题；钦宗也未必能动摇他当时的地位。

　　其次，他已经是皇帝，何来卖国投降动机？

　　第三，如果他一味执行投降路线，那么岳飞一死，按说最大的障碍已去，金军为何也无大举进攻？

　　北宋灭亡时，康王赵构受钦宗蜡丸密信，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星夜驰援。但他本人不久也被金兵俘虏，后伺机逃脱。之后战乱中宋军一路溃败，赵构饱受追兵惊吓，这一点也常被用以论证他的怯懦无能的性格缺陷。

　　然而在宋徽宗的31个儿子当中，赵构是唯一的幸存者。贾志扬《天潢贵胄》中评说：“宋朝之得以复兴，要归功于赵构的逃跑。”当时如果他没有逃跑，而是在北方战死，那么可能会出现一个更糟糕的局面：女真人不是在17世纪，而是在12世纪就征服中国了。

　　事实上在南宋，当时已经出现了不少冒牌宗室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纯正血统的皇子形成一个政治中心，当时的南宋很可能会崩溃。从当时危乱的局势来判断，宋高宗有能力与金维持一个不胜不败的分立局面，已经是一项极为艰巨的政治任务，而不必因为失地未收复就轻易对他加以激烈的指责。单就当时的政治任务而言，我认为宋高宗是一个遭到低估的政治家。

　祖宗之法与岳飞之死

　　宋承唐末五代之乱，赵宋对骄兵悍将极为戒备。自建国始，直接领兵将帅不得参与军政大计，以防止他们利用机会发动政变；而主管军政大计的文官，虽有权调动军队，制订战略决策，却又无一兵一卒。

　　宋仁宗时狄青功高，但仍遭贬黜，他问宰相文彦博外放原因，文答：“无他，朝廷疑尔。”

　　宋廷在对武将压制的同时，又一向加以优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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