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

    史学研究的特点，无非是其实证性，只有实证，才能客观，在客观的基础上，才能公正。史实本身是客观的存在，但成文的历史、文物之类却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背景的篡改和伪托。欲实证就离不开考证。考证是史学家必须具备的基本功，其要领之一即是祛伪求真。大致自上世纪“古史辨 ”的讨论开展以来，这已成为现代史学的浅显道理和共识。只消看一下现实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弄虚作假，包括伪科学的炮制，即可知分辨真伪，势在必行，否则就谈不上科学研究。
　　岳飞作为一个辉耀千古的爱国英雄、历史伟人，加之其令人痛愤的悲剧人生，受到中华子孙的世代敬仰和缅怀，是理所当然的。但出于人们敬仰的好心，也出现了愈来愈多、代代追加的传奇和遗物，并且以讹传讹，辨不胜辨，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反而弄假成真。在治史者看来，将其真实历史与传奇、伪物加以区分，这当然是科学地了解和研究岳飞的基础。
　　譬如“还我河山”题字，已经传布甚广。特别是我的老师张政烺先生在《岳飞“还我河山 ”拓本辨伪》一文中作了令人叫绝的考证，说明此四字实出民国八年（公元１９１９）的童世亨《中国形势一览图》增修十四版，其伪托固然是出于爱国激情。人们应当注意张先生如下的一段话：“我曾见过古往今来著录石刻文字的书无数，和碑帖铺打交道已五十年，所见拓本成千上万，内中曾见伪造的岳飞书《前后出师表》的各地刻本。但是没有岳飞‘还我河山’四字的拓本。可以肯定地说， ‘还我河山’石刻二十世纪以前不曾有过。”i内行人都清楚，张先生是何等严谨的学者，他下此断语又有何等厚重的学术份量。当然，有志于推翻此说者也不妨尝试着普查古往今来的石刻文字，能不能拿出证据，否定张先生的结论。
 　　又如岳飞背刺“尽忠报国”四字，但迄今为止，只怕是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误认为是 “精忠报国”，在戏曲舞台中也照样讹传。我写历史小说《靖康奇耻》，分明已经交待了他背刺& ldquo;尽忠报国”，然而作画者却仍在此书第１３８页误画为“精忠”。可知& ldquo;精忠报国”之讹传如何深入人心，简直是牢不可破。当然，我也深信，随着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真的& ldquo;尽忠报国”终将取代假的“精忠报国”。
　　 本文就目前所知的一些有关史实和遗墨的争议，再分别作进一步的论析。
　　一、岳飞出生未满月时，即崇宁二年（公元１１０３）三月，黄河是否发生水灾。邓广铭先生和我都认为，岳母姚氏将未满月的岳飞抱入大瓮漂流，得免于难之说不可信，因为史籍中查不到黄河泛滥的记载。岳开英先生在《殷都社科》２００２年第２期《岳飞生年河决内黄史事查考》一文中提出了驳论。岳开英先生是一位水利专家，熟悉内黄和汤阴一带的地形，又仔细地查阅了相关史料，无论如何是一篇对研究黄河史颇有价值的论文。他引用《宋史》卷９５《河渠志》：& amp; ldquo;明年（崇宁二年）秋，黄河涨入御河，行流浸大名府馆陶县，败庐舍。”证明当年黄河确有水灾。从这条史料看，时间是秋季，而非暮春三月，秋天是易发生水灾的季节。馆陶县的方位是在内黄县之东北，两县之间还隔着宋代的北京大名府城。史料上说的御河泛滥地点是馆陶县，而非内黄县，似无法证明内黄县也必定牵连受灾。故从时间和地点两个方面看，仍然得不出当年三月，黄河发生水灾的结论。我为此又进一步查阅了地方志，如《嘉靖彰德府志》、《崇祯汤阴县志》、《乾隆汤阴县志》等，甚至还找不到宋时汤阴有水灾的记录。因此，就没有必要修改邓先生和我原来的论述。
　　二、岳母刺字的真实性。这是民间流传已久，且极富教育意义的故事。据一位先生在电话里谈及，说岳飞前妻刘氏改嫁，岳飞的后裔们尚能接受，说没有岳母刺字，他们就不能接受。其实，单纯从感情上讲，我又何尝愿意否认这个至今仍激发着中国人爱国精神的故事呢？但无奈的是岳飞孙岳珂所著的《鄂王行实编年》中就根本没有记述此事，《鄂国金佗稡编》卷９《遗事》仅存如下一段记事：
　　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境纷扰，母命以从戎报国，辄不忍。屡趣之，不得已，乃留妻养母，独从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沦失盗区，音问绝隔。先臣日夕求访，数年不获。俄有自母所来者，谓之曰：“而母寄余言：‘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 amp; rsquo;”乃窃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归。先臣欣拜且泣，谢不孝。
 　　由此可见，岳母虽是位普通农妇，却是深明大义，仅就此段记事而论，也足以令人崇敬。关于岳飞背刺“尽忠报国 ”四大字的记录，如今只见於《宋史》卷３８０《何铸传》，乃是在审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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