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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岳珂编著《鄂国金佗续编》，第一卷是《高宗皇帝宸翰摭遗》，为宋高宗手诏，第二卷至四卷为诏，列为《丝纶传信录》之首，其规格、样式与手诏不同，前有“敕”字，读者自可对照。《岳飞墓庙碑刻》第６９至８１页刊出宋高宗诏达五份。其中之一即是上述手诏，但对照真迹，可知在勒碑之际，字行已作调整而增多。其他四份，《援淮西诏》碑文与《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高宗宸翰八十一有一字之差，但从字迹和御押看，似为真迹，时值绍兴十一年。《趣进兵招捕诏》即高宗宸翰三，碑文有御押。《令赴行在诏》即高宗宸翰四，碑文无御押，而《鄂国金佗续编》卷１所载有御押。其发布时间均为绍兴三年。两碑文字迹相同，而与前两份碑文小异。依我之见，可能是反映了从绍兴三年到七年之后，宋高宗字迹之变化，x而后一碑文在摹刻时又漏落其御押。至于另一份绍兴六年《起复诏》碑文，末尾虽有& amp; ldquo;皇帝书赐岳飞”，字迹与真迹颇异，又无御押，在《鄂国金佗稡编、续编》中也得不到印证，无疑是赝品。
八、前后《出师表》等非真迹。我已发表了《传世岳飞书〈出师表〉系伪托》。xi主要提出两点理由，一是墨迹非真，乃是复述前辈学者的研究，二是从时间上看，按伪托《出师表》的自述，其时岳飞恰好正值自鄂州往临安的途中。后来见到一篇与我商榷的文稿，恕我直言，感到没有说服力，因为当时的岳飞不可能有分身术，也不可能如同现在乘飞机，半途即可改去南阳。在此还可以再举第三条理由，这也不是我的发现。清史专家王戎笙先生对我说，有人撰文，指出此件伪作犯了宋钦宗的御讳。古人十分强调避名讳的习俗。宋时科举考试程文中若犯皇帝御讳，是要黜落的。岳飞作为一个大臣，岂有犯御讳之理。如由幕僚张节夫执笔的《谢讲和赦表》，其中将汉代娄敬改写为“娄钦”。xii因为“敬& amp; rdquo;字犯宋太祖祖父赵敬御讳。南宋晚年，高斯得在奏中说：“君臣之间，相觌以货，相赂以利，此元、灵汙浊之事，岂盛世所宜有哉？”xiii此处说的是汉桓帝和汉灵帝，但为了避宋钦宗的御讳，将“桓”改为& amp; ldquo;元”。但是，在伪作《前出师表》中，却依诸葛亮的原文，照样使用“桓”字。江南俗语说，满饭好吃，满话难说。但在此请恕我说一句满话，有了以上三条理由，任何企图证明此件书法为岳飞真迹的努力，只怕永远是徒劳的。
托名岳飞的遗物、遗墨之类，只怕今后还可能有新发现。２００４年夏，我在三峡参观云阳张飞庙，不意看到庙中也有一份岳飞题词。粗略看来，似乎是仿《出师表》的笔迹，肯定不同于《凤墅帖》上的苏体。岳飞确是相当崇拜张飞，但载籍上也肯定找不出他曾专门去雲安军拜谒张飞庙的记录。最近又见到一份岳飞为苏氏族谱的题词，其墨迹又不同于《出师表》，有一图章印“精忠报国”，无疑是讹传背刺此四字后之伪作。
九、传世的岳飞遗物、遗墨之类，有的可辨真伪，有的还难于甄别。例如《送紫巌张先生北伐》诗是伪作，一些前辈学者早已考订了。但是如另一阕《满江红》（遥望中原），就既不易确认，也不易否定。处理此类遗物、遗墨，邓广铭先生虽然没有对我说过什么，但两人写岳飞传记，都不摘录《满江红》（遥望中原）。可见实际上应是持同样的主意，就是宁缺毋滥。岳飞有足够的伟大，后世锦上添花式的美意，恰好成了画蛇添足般的累赘。我校注《鄂国金佗稡编》，在此书卷１９除了原有的两诗一词外，只将《满江红》（怒髪冲冠）和《宾退录》所载一首七绝入注，而置其馀的据说是岳飞的诗词和一些文章于不顾，今后也不打算另作补注。
在结尾时，还想强调两点。第一，对传世的岳飞传奇和遗物，如果不加甄别，照单全收，就有悖于现代史学思维，因而说不上有科学性。即使我如此做了，也肯定会有人出面批评和驳正。第二，不论是政治，还是学问，一言堂都是完全错误的。以上发表的只是一家之言，欢迎人们批评和指正。只要出现有证据、有说服力的异论，我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放弃己见。
i 参见《余嘉锡先生纪念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张政烺文史论集》，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
ii 参见《文史哲》１９８２年第１期。
iii 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文章见此书第４８９页。
iv 《蒙斋集》卷２０《岳忠武祠》（其二）。
v 当代中国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vi 《要录》卷６８绍兴三年九月丙寅，卷７５绍兴四年四月乙未，《宋会要》职官７０之１３——１４。
vii 《金佗稡编》卷１０《条具荆襄相度移治及差官奏》，《要录》卷７８绍兴四年七月丁丑。
viii 《金佗稡编》卷７《鄂王行实编年》。
ix 参见朱瑞熙等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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