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否认，作为一种极端的表现，这时也确有一些将领拥兵自重，骄横跋扈，为了保存实力而拒绝对金作战，却又对地方百姓进行骚扰，这在当时文臣的许多议论中都有反映。如建炎时期御史中丞张守说，“今将帅位高身贵，家温禄厚，拥兵自卫，浸成跋扈之风”，〔 28 〕汪藻也说将领“平时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掳，甚于外患”。〔 29 〕在这方面，张俊、刘光世十分典型，如建炎四年金兵围攻楚州，赵鼎代表高宗令张俊带兵解围，张俊认为金兵太强，拒不出战。〔 30 〕高宗只得改派刘光世出兵，但连下五次手令，刘光世还是按兵不动，只是每天派人谎报战绩，坐致楚州失陷。后来，高宗命刘光世移屯扬州，刘光世不愿离开家小而上前线，仍拒不奉诏。〔 31 〕再如后来被张浚杀掉的陕西将领曲端，当建炎二年十月金兵进攻延安时，主帅王庶几次派人请他出兵支援，他却一兵不发，率部远走，延安失陷后，又带兵扣押王庶，夺其帅印，还险些将王庶杀掉。〔 32 〕后来金兵进攻陕州，当时代表朝廷宣抚川陕的张浚令曲瑞出兵救援，他仍是拒不出兵，以致陕州失陷，抗金名将李彦仙战死。〔 33 〕不仅如此，为了扩大实力，他还常常火并其他抗金武装，如建炎三年年，他在长安杀掉了义军首领张宗谔，夺取了他的军队，〔 34 〕建炎二年，他派兵袭击另一将领王燮（王 旁）的军队，虽然火并不成，但对方已溃不成军。〔 35 〕故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说他是“志在并军，性复怯战”，“求其一二卓 可纪之功，寂寥无有。其累累者跋扈遁逃之状而已。〔 36 〕然而有人却织文说曲端是—个“仅次于岳飞的”、 “第一流的”、爱国将领，〔 37 〕这是违背历史真相的。

或许苗、刘之变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苗博、刘正彦原是御营军的统制官，由于刘正彦曾与大将王渊因争夺三千兵马而产生过芥蒂，后来苗、刘二人又对王渊受到高宗宠信而心怀不满，于是建炎三年春二人发动兵变，杀了王渊与一批宦官，逼迫高宗让位给他三岁的儿子。他们认为，“金人意在建炎皇帝”，废了高宗，与金人实现妥协，便可保住取得的高官厚禄，于是一边派人向金朝求和，一边准备继续由杭州南逃，由于不得人心，很快便被平定，〔 38 〕但为了私愤私利而废立皇帝，可谓跋扈之极。

在今天看来，武将权力和地位上的变化有它应予肯定的一面。它是北宋那种僵化的兵制在历史的动荡中被迫调节的结果，唯此，才能放松对武将的紧紧束缚，使之具有相对独立的指挥权，以应付复杂多变的军情，唯此，才能使军队具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生活待遇，才有较高的士气和较强的战斗力，从而才会有绍兴年间宋军的一些胜利。但另一方面，某些将领内则拥兵拔恳外则畏敌怯战，也是不容理疑的事实，他们为了保存个人实力宁肯牺牲抗金事业，是将领中的对金妥协投降派，是与岳飞这样一个舍生忘死、矢志抗金的爱国将领不可同日而语的。无视这一事实，把史书上关于武将跋扈的记载都说成是“无耻官僚”对抗金将领的“诬蔑”，〔 39 〕虽未尝不是出于投鼠忌器、维护岳飞这样的坑金将领的善意，但客观上却回护、美化了那些消极杭金、专横跋底的将领。

（二）

武将在权力和地位上的变化，引起了高宗和整个文臣集团的强烈不满与惶恐。从建炎年间直到绍兴议和，朝野上下响起一片收夺兵权、恢复“抑武”传统的呼声，其中既有死心塌地的主和派，也有旗帜鲜明的抗战派，如胡寅一面上书严厉指责高宗“一向畏缩，惟务远巡”的逃跑政策，一面又对武将们深恶痛绝，李纲在绍兴六年也上书说：“今朝廷与诸路之兵悉付诸将，外重内轻，指大臂小，平居已不能运掉，则缓急何以使之捍忠而却敌哉？”〔 40 〕另外如季陵、吴伸、廖刚、张守等都曾言辞激烈地提出过批评，〔 41 〕然而把问题说得最尖锐、影响也最大的，还是绍兴元年二月翰林学士汪藻那篇“驭将三说”，文长难录，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尤其重视： ( 一 ) 他认为，“今话将之骄，密院已不得而治矣。臣恐寇乎之后，方有劳圣虑”，以对付由武将引起的萧墙之祸。这一思想，正为高宗、秦桧后来的投降活动张本。高宗一伙所以一次又一次迫不及待地对金妥协、求和，就是担心再打下去“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 42 〕 ( 二 ) 汪藻提醒高宗说，现在兵将虽骄，但“幸今诸将皆龌龊常才，因不足深忌，万一有如韩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 ? ”须知当时岳飞尚未崭露头角，而没过几年后，他就迅速成长为当时最具雄才大略的将领，在三大将之中又独独岳飞惨道杀身之祸，汪藻的这段话，确实不失为理解岳飞死因的重要线索； ( 三 ) 汪藻向高宗建议，要效法汉代“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梢择偏稗十余人”，各自统率数千士兵，“宜隶御前而不隶诸将”。〔 43 〕事实证明，后来高宗颇为得意的“抚循偏稗”之术，便是滥觞于此。汪藻的“驭将三说”，实际上奠定了南宋统治集团日后收兵权，杀岳飞与对金议和这一整套内外政策的基础。

主和派对将领的不满以致仇视自是情理中事，而抗战派对武将也持同样态度也非难解之谜。在文臣内部，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在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一根本目标上是一致的，而且又同样习惯于北宋那种文尊武卑、以文制武的政治分野，习惯于把他们认为缺少封建礼义道德教，却又手握重兵的武将视为皇权的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因而不能容忍武将地位的提高与权力的增大，加上南宋初期封建统治尚不稳固，君权又比北宋显得脆弱，因而对武将问题更具有近乎本能的敏感，一且将领的地位发生上述逆转甚至出现跋扈不恭现象，就更会加强文人们的危机意识，从而夸大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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