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宗作为一个统揽全局的人物，在武将问题上表现得十分狡猾、阴险。在绍兴七八年之前，由于他的小朝廷尚不巩固，还需要武将为他抵抗金兵与平定内乱，所以他对文臣们连篇累牍的奏章一概不置可否，有时甚至还故意为武将开脱，如建炎四年赵鼎行文斥寅刘光世不救楚州之罪，其中有“逐官但为身谋，不恤国事”之语，高宗认为“语言太峻，令改定进入，并对赵鼎说：“光世独当此一面，委任非轻，若责太峻，恐其不安，难以立事。〔 44 〕表面上如此，实则对将领提心吊胆，猜疑重重，如在苗、刘之变后，他甚至遇到久雨不晴或听到雷声都害怕，担心是“下有阴谋”、“君弱臣强”的兆头。〔 45 〕又如他一面对诸将示以恩宠，一面又对人说“此曹少能识义理”，〔 46 〕因而要诸将读他手抄的《郭子仪传》。〔 47 〕后来事实表明，他在对金政策上一贯消极妥协，也正是为了尽快地腾出手来，以解决他视为心腹之患的武将兵权问题，重建北宋“抑武”的政治传统，只是由于时机尚不成熟，他只有隐忍不发，正如汪藻说的那样：“臣非不知艰难之时，陛下欲得其心，姑与之无间。” [48]

总之，收夺武将的兵权，恢复以文制武的传统早已是宋高宗和整个文臣集团共同的愿望，此后岳飞与朝廷之间的冲突，正是在文武官僚之间这种深刻的矛盾基础上展开的．

（三）

抗战派与主和派虽在反对武将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又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根本区别：一是直接的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了将军队集中于中央的统一指挥下进行抗金，后者则是要维护高宗小朝廷的狭隘利益，因而必然以牺牲民族利益为代价；二是在重点打击的对象上也有所不同，前者的矛头主要对准刘光世一类对抗金持消极、抵触情绪的将领，后者则要重点打击像岳飞、韩世忠这些坚决抗金的将领。两种目的，两种做法，体现了文臣中抗战与妥协投降的两股势力的矛盾，然而这种矛盾又与更深层次的文、武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使抗战派在与主和派的斗争中，总是因武将问题而缩手缩脚，甚至为了实现“抑武”政策而牺牲抗金要求，从而使得抗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日益向着既不利于抗金将领、又不利于文臣主战派的方向发展，这在南宋绍兴七到八年的历史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绍兴七年春，趁着在绍兴四年、六年两次打败金人和伪齐进攻的势头，以收复失地为毕生职责的宰相张浚，更加雄心勃勃地准备演出伐抗金的历史大场面。为此，他首先着手整军，解除了一贯临敌退却的大将刘光世的兵权，但是在确定刘光世这支淮西军的归属时，却发生了一系列他所始料不及的问题。

首先是，张浚与高宗曾有意由岳飞统帅淮西军，但旋即因为害怕岳飞实力太大而收回成命，岳飞一气之下向朝廷辞职，未获高宗的批准就擅离军队，到庐山为母亲守孝。这一举动虽然是由于报国之心不被理解而引发的，但在那些早巳看不惯武将的文臣们来说，无疑又是一次严重的“犯上”行为，奉命沈去敦促岳飞出山的李若虚，甚至威胁岳飞是“欲反”，是“与朝廷相抗。〔 49 〕张浚也累上奏章，说“岳飞积虑，专在并兵，奏牍求去，意在要君”，甚至准备派人将岳飞取而代之。〔 50 〕高宗更是杀气腾腾地对岳飞说：“太祖所谓犯吾法者，唯有剑耳！〔 51 〕岳飞从此遭到高宗的深刻猜忌。

其次，就在此事发生不久，又爆发了淮西兵变的事件张浚解除刘光世兵权之后，从恢复以文制武体制出发，派了一个心腹文臣吕祉监督淮西军，此人对准西的将领们极为傲慢无礼，结果激起兵变，大将郦琼杀了吕祉，率领四万人马和数万百姓逃到伪齐。〔 52 〕消息传来，朝野震惊，“执政奏事，皆惶惧失措”'〔 53 〕张浚也因此罢相。此事可说是对顽固坚持“抑武”政策的统治者的一种惩罚，但也使得朝廷与武将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了，因为在文臣和高宗看来，淮西易帅不仅是针对刘光世一人，也窥含着惩一做百、恢复“抑武”体制的深刻寓意，而郦琼事变的发生，加上岳飞为淮西易帅之事刚刚与朝廷反目，就更坐实了他们关于武将跋扈难制的种种看法，也使他们担心武将会因此更加轻视朝廷，如事变后再次任相的赵鼎，一见高宗就说：“臣愚虑不在淮西，恐诸将窃议，因谓罢刘光世不当，遂有斯变。自此骄纵，益难号令。今朝廷不可自沮，为人所观。”又劝高宗“见诸将尤须安靖，使之罔测，不然益增其骄骞之心矣”，商宗对此深以为然。〔 54 〕这样，本来是为了实现北伐计划的淮西易帅事件，最终还是没有超越统治阶级内部深刻的文武对立，反而把这种对立进一步扩大化、表面化，而不久之后岳飞请立皇储与要求增兵的事件，又使这种对立再次出现变局。

先说建储。在封建社会里，皇位继承问题是最敏感、也最易引起矛盾的大事，按照封建专制制度的“家天下”的原则，皇位必须由皇帝的亲生儿子继承，而选择宗子为皇嗣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早在北宋时期，仁宗在位三十多年尚无皇子，包拯等人建请别养宗子于宫中，仁完不作任何表示，至嘉祐六年，群臣要求建储的呼声更高，但仁宗还要拖延，对韩琦说：“后宫一二将就馆，卿且待之”，结果又生了两个女儿，眼看已到垂暮之年，仁宗才答应养宗子为皇储〔 55 〕。宋高宗也是如此他在建炎年间就因惊吓而失去了生育能力，原有的一个儿子又短命夭亡，此后虽然迫于群臣的压力，选了伯琮、伯玖两个宗子养在宫中，但并不甘心就此把皇帝的宝座让给旁系别支，内心里仍然对诞生皇子的事抱有希望，因此他对两个养子不分尊卑，同样待遇，直到绍兴十六年，他还筑高坛向上天求子。而赵鼎等人并没有模透高宗的这一心理，极力主张为先入宫的伯琮确定皇储身份，秦桧则迎合高宗之意，说赵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终无子也，宣俟亲子乃立”，并说赵鼎等人是“咸怀异意，以缴无妄之福”。赵鼎等人因而被视为对高宗心怀异志，凡主张建储者都遭贬斥，赵鼎的罢相以及后来一直不被起用，就与这事有很大关系。〔 56 〕赵鼎是文臣，此前又深得高宗倚重，尚且如此遭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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