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次翁叙纪》在造谣毁谤之余，尚有一点价值。它提供了一个较确切的时间，即在绍兴十一年(公元1141)二、三月问，也就是完颜兀术写信半年之后，宋高宗“始有诛飞意”。作为秦桧附庸的王次翁，显然也参预了密谋，或者明白了意图。

我们翻开当时宋高宗令岳飞援淮西的十五份手诏，褒美之词简直溢于言表，“卿忠智冠世”，“朕度破敌成功，非卿不可”，“朕素以社稷之计。倚重于卿”，“卿见苦寒嗽，乃能勉为朕行，国尔忘身，谁如卿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但是，在这些甘言美语的后面，却已埋伏了杀机。

(四)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岳飞虽然出兵较早，因张俊从中作梗，又折回舒州(一说为池州)，当他最后赶到濠州定远县时，张俊、杨沂中、刘铸和韩世忠诸部都相继败退，金军也乘机退遁。三月二十一日后，宋廷通知岳飞去临安朝见。四月二十二日，岳飞刚到临安，宋廷立即任命他的幕僚朱芾和李若虚为地方官。这两人“自军中随飞赴行在，上将罢飞兵柄，故先出之”。对于出谋划策的幕僚，宋高宗是很疑忌的。二十四日，宋廷宣布韩世忠和张俊为枢密使，岳飞为枢密副使。二十七日，宋廷宣布撤销三大将的宣抚司机构，将他们手下的诸统制人马直属“御前”。

解除岳飞等官高权重的大将兵柄，确已酝酿了好几年，然而岳飞本非是对兵柄恋恋不舍的人，绍兴十年秋，他被迫班师后，就愤而辞职。宋高宗当时却并未顺水推舟，他回诏说，“方资长算，助予远图，未有息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请”，“所请宜不允”。

时隔半年，淮西战事一胜一负，暂时休止，陕西的争夺战正打得难分难解，其他地区的小仗又接连不断。从表面上看，这哪里是什么“息戈之期”。宋朝的记载说，罢三大将兵权，是出自范同的建议。其实，范同不过是提出具体方案而已。宋高宗显然通过各种途径，洞悉金朝的底蕴，而对偏安东南，有十分把握。所以敢于在交战状态下，断然采取一系列步骤，自毁长城。按宋、金双方记载，自绍兴十年再次开战后，明使的往返始于岳飞罢兵权后约半年，但暗使的往返无疑应当早得多。

罢岳飞、韩世忠等抗战派的兵权，本是为了降金，而宋高宗却信誓旦旦，宣称是为了抗金。他给岳飞的诏书说，“朕以虏寇未平，中原未复，更定大计，登用枢臣”，“宜有筹帷之略”，“遂展济时之志”。他召三大将谈话时，也说：“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抚之权尚小，今付卿等以枢府本兵之权甚大。卿等宜共为一心，勿分彼此，则兵力全而莫之能御，顾如兀术，何足扫除乎!”按照预谋，当时的有关文件，都持同样的腔调。倒还是秦桧儿子秦焙后来在官史中供认不讳，“方惧金人之平”，“而此辈跋扈自肆，意外事有叵测者”，罢兵权就是要“削尾大之势，以革积岁倒持之患”。

投降派施展阴谋，就必须用口不应心、冠冕堂皇的言词加以掩饰。待到事情办成，为了争功表功，又不惜捏造史实，虚饰阴谋的紧张气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四月乙未注《王次翁叙纪》说，岳飞比韩世忠和张俊晚到六、七天，“桧忧之甚”，只好天天盛筵招待，延捱时日。王次翁一直“外示闲暇，而终夕未尝交睫”，做了“灭族”的准备。其实，岳飞等大帅每年都去临安朝见，晚到几天，何至如此。三大将部伍直属“御前”的省札发布于二十七日，《王次翁叙纪》又篡改为二十三日半夜，说二十四日正式拜枢密使、副时，连三大将手下亲兵也一律以“密院之人”调换，顷刻之间，不剩一兵一卒，用以吹嘘其阴谋手段的高明。事实上，经岳飞上奏，迟至二十九日，宋廷同意他“将带到亲兵等量留当直人从”，其余的发遣回鄂州等地，根本不存在用“密院之人”撤换亲兵的事。

罢免三大将，实际上是宋朝第二次杯酒释兵权。宋人罗璧就将北宋初和南宋初的这两件事相提并论，但他认为赵普的建议是“忠谋”，而秦桧的策划是“奸谋”。宋朝两次杯酒释兵权，固然都是为了赵宋家天下的利益。如果撇开古代的“忠”、“奸”观念，就客观效果而论，宋太祖和赵普的处置，是促进祖国统一的良谋远略；而宋高宗和秦桧的处置，却是制造祖国分裂的倒行逆施。对岳飞个人说来，罢兵柄决非为了让他“展济时之志”，恰好是进行谋害的第一个步骤。
(五)宋高宗和秦桧在对待三大将问题上的分歧

秦桧心狠手辣，极善耍弄机谋权术，不用说抗战派岳飞和韩世忠，就是投降派张俊也决非亲爱者，打算一并除掉。他对付三大将的手法，大致可归纳为三条：第一，利用部属诬告，牵连主帅。第二，诬害的罪名都是谋反，因为武将谋反，最犯赵宋大忌。第三，利用三大将的矛盾，先由张俊和岳飞害韩世忠，再用张俊害岳飞。

五月，宋廷命张俊和岳飞出使淮东，岳飞的头衔上加个“同”字，“同按阅御前军马，专一同措置战守”，算是副职。诏书上写得堂堂正正：“当令行阵之习有素，战守之策无遗，伐彼奸谋，成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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