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诬告状说：“张太尉道：‘更说与你，我相公处有人来，教我救他。’”就牵连了岳飞。但他很心虚，又在“小贴子”中说：“张太尉说岳相公处人来，教救他，俊即不曾见有人来，亦不曾见张太尉使人去相公处。张太尉发此言，故要激怒众人背叛朝廷。”王俊说，张宪的谈话时间是八月二十二日夜，而岳飞罢官在八月九日。自临安往鄂州，即使用最快的金字牌昼夜兼程，传递急件，也须十天左右。岳飞如派私人驰马送信，须昼行夜宿，二十二日也到不了鄂州。宋廷却不顾连王俊也否认的事实，将岳飞父子投入冤狱。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说：“(十月)十三日，桧奏，乞召先臣父子证张宪事，上日： ‘刑所以止乱，若妄有追证，动摇人心。’不许。桧不复请，十三日矫诏召先臣入，臣云亦逮至。”似乎全由秦桧假传圣旨，一意孤行。其实，《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岳少保诬证断案》所载岳飞刑案原件清楚写明：“奉圣旨，就大理寺置司根勘闻奏。”此外，“南剑州布衣”范澄之企图营救岳飞，上书高宗说： “昨睹榜示，遽以枢密行府见勘张宪，其谋有累于岳飞，遂逮系诏狱，连及妻、子。”宋时所谓“诏狱”，乃“承诏置推”，并临时设立“制勘院”。既然“奉圣旨”，设“诏狱”，并公开“榜示”，“矫诏”又从何而来?没有宋高宗首肯，秦桧是无权将岳飞这样的高官私自关进牢狱的。

岳珂说，他的记事取材于《岳侯传》和《野史》④。为着追本穷源，这里先摘录《岳侯传》：

俄将张宪、岳云杻械，送大理寺根勘。上闻，惊骇。秦桧奏：“乞将张宪、岳云与飞同证，白其事。”是时，侯尚不知，良久，秦桧密遣左右传宣：“请相公略到朝廷，别听圣旨。”侯既闻宣诏，即时前去，却引到大理寺。

岳珂说，这段文字证明“先臣下吏，上初不许，桧实矫诏，舆致大理”。其实，“上初不许”不过是他自己凭空捏造的。《野史》是宋孝宗后期的作品⑧，现已失传。今将《中兴小纪》卷29“据《野史》修入”的一段文字也摘录于下：

诏委俊收宪，送大理寺，命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鞫之。戊子，宰执奏：“制勘院乞追人证张宪公事。”上日：“刑所以止乱，若妄有追证，动摇人心，非用刑之本意。至于兵亦然，王者兵以仁义为本，故恶夫人之害仁败义者。”

可知“妄有追证”等语很含糊，但显然不是指逮捕岳飞。岳珂苦心篡改史实，无非是因为在赵宋政权下，必须十分注意讳避宋高宗的罪责。

据《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说，在岳飞被捕的“前一夕，有以桧谋语先臣，使自辨，先臣曰：‘使天有目，必不使忠臣陷不义；万一不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至，笑曰：‘皇天后土，可表飞心耳!’”据后来的狱案记载，将王俊诬告之事冒险通报岳飞者，先后有王处仁和蒋世雄。其意是要岳飞仿效韩世忠，请求奏对，向宋高宗辩白，以争取主动，而岳飞却予以拒绝。这既反映岳飞倔强的性格，更反映他对皇帝有相当透彻的了解。他认为宋高宗并不缺乏辨别真伪和是非的能力，故不须辩白，“万一”皇帝有了杀机，自己即使辩白，“亦何所逃”。

(九)岳飞入狱后的表现

关于岳飞入狱后的表现，传世的历史记载往往得之传闻，不甚可信。《说岳全传》塑造一个愚忠的艺术形象，简直是听任皇帝宰割，绝无怨尤。其情节虽属虚构，却对后世很有影响，以至不少人还误认为是信史，或认为艺术形象和历史形象是一致的。

岳飞入狱后，可核实的表现仅有两件事。第一是绝食。《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转载的岳飞刑案说：“岳飞次男岳雷系[同]岳飞一处送下，今来照证得岳雷别无干涉罪犯，缘为岳飞故节饮食成病，依律合召家人入侍，已就令岳雷入侍看觑。”《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作了进一步说明：“飞久不伏，因不食求死，命其子阁门祗候雷视之。”可知进行绝食反抗，是确凿无疑的。

第二，岳飞虽承受酷刑的折磨，却没有自诬。《三朝北盟会编》卷207载， “有狱子，事飞甚谨”，“忽然而言日”，“我平生以岳飞为忠臣”，“今乃逆臣耳”!岳飞“请问其故”，狱子说了一通“君疑臣则诛，臣疑君则反”的道理， “君今疑臣”，“死固无疑矣”，“少保若不死，出狱”，“安得不反”!岳飞“仰天者移时”，便“索笔著押”。《浪语集》卷7《周将军庙观岳侯石像二首》的诗注说：“侯初下大理狱，吏执笔请辞，大书其纸尾，而胁之日：‘汝观今世乌有大臣系狱而生者?趣具成案，吾为汝书!”’这两条记载都富于故事性，但前一记载却至少不完全真实可靠。

岳珂和李心传都是看过岳飞的刑案材料的。岳珂在《鄂王行实编年》中说：“其具狱但称以众证结案，而先臣竞无服辞云。，，李心传也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3说，“飞久不伏”，“以众证”，“当斩”。曾三异的《因话录》也说：“岳武穆狱案，今在莆阳陈鲁公家。始者无狱辞也，但大书‘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字。是罪案乃是细书，与前笔迹不同，不知后来如何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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