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身陷囹圄，生命垂危，绝食和不自诬乃是仅剩的反抗手段。
(十)秦桧对何铸和韩世忠的回答

岳飞的 “诏狱”，由何铸和周三畏主审。周三畏畏首畏尾，附和秦桧。何铸本是秦桧亲信，曾参与弹劾岳飞，却转而力辩岳飞无辜。《宋史》卷380《何铸传》载：“铸引飞至庭，诘其反状。飞袒而示之背，背有旧涅‘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既而阅实，俱无验。铸察其冤，白之桧，桧不悦，曰：‘此上意也!’”何铸依然据理力争，“桧语塞，改命万俟离”。

万俟离接任御史中丞，千方百计搜剔岳飞罪状，除了策动张宪谋反外，又加上两条新罪。一是当年春淮西之役，“逗遛不进”。二是得知张俊、韩世忠等战败后，岳飞说：“国家了不得也，官家(皇帝)又不修德!”岳飞还曾说：“我三十二岁上建节，自古少有。”就被引伸为“自言与太祖俱以三十岁为节度使”。这些都定为“指斥乘舆”之罪。第一条罪状固属诬蔑，第二条罪状也是口说无凭。

韩世忠为岳飞的冤屈愤愤不平，责问秦桧，秦桧回答说：“飞子霎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莫须有”三字从此就成了冤狱和冤案的代名词，其原意为“岂不须有”。

何铸是亲信，故秦桧向他透露底蕴；韩世忠是仇敌，故秦桧对他蛮不讲理。总而言之，既是“上意”，什么太祖誓约，什么罪状“无验”，就全可弃之不顾。

(十一)宋高宗下处死令

岳珂对于祖父的遇害，只引用《野史》的记述：“按《野史》，方狱之未成也，秦桧自都堂退入小阎，食柑，以手书柑皮者竞日。俄以小纸付老兵，持至寺，而先臣遂报死。初未有旨也。呜呼!桧其欺君哉!”《朝野遗记》又增添了情节，“秦桧妻王氏素阴险，出其夫上”，当秦桧“食柑玩皮”，若有所思之时，“王氏窥见，笑曰：‘老汉(此词宋时含贬义)何一无决耶?捉虎易，放虎难!”’于是秦桧以“片纸入狱”，杀害岳飞。

这两条记载都属荒诞不经。没有宋高宗首肯，秦桧连正八品小官胡铨也未能随便处死，岂能轻易处死一个正一品大臣呢?岳珂所以单取《野史》之说，是为了强调“初未有旨也”。他必须讳避宋高宗的罪责，不能把宋高宗的圣旨写进《鄂王行实编年》，却又无法否认“有旨”的事实。

其实，《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的刑案原件已记载得一清二楚，不容有任何误解。刑部、大理寺状提议，“岳飞私罪斩，张宪私罪绞”，“岳罢私罪徒”，并说“奉圣旨根勘，合取旨裁断”。宋高宗当即下旨：“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仍多差兵将防护。”秦桧、万俟离以刑部、大理寺名义上状，主张保留岳罢生命，尚不能满这个独夫民贼的意。

绍兴十一年的阴暗岁末，即十二月二十九日，三个许身民族战场的斗士，终于惨死在投降派的屠刀之下。

可以作为秦桧矫诏，杀害岳飞等三人的一条证据，是《宋史》卷200《刑法志》的记载：

(绍兴)十一年，枢密使张俊使人诬张宪，谓收岳飞文字，谋为变。秦桧欲乘此诛飞，命万俟禹锻炼成之。飞赐死，诛其子霎及宪于市。汾州进士智浃上书讼飞冤，决杖，编管袁州。广西帅胡舜陟与转运使吕源有隙，源奏舜陟赃污僭拟，又以书抵桧，言舜陟讪笑朝政。桧素恶舜陟，遣大理官往治之。十三年六月，舜陟不服，死于狱。飞与舜陟死，桧权愈炽，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名曰诏狱，实非诏旨也。其后所谓诏狱，纷纷类此，故不备录云。

此段文字估计是元朝史官抄自南宋《中兴四朝国史》。从语意上看，似并非说岳飞和胡舜陟两狱“名目诏狱，实非诏旨”，而是说岳飞与胡舜陟死后，秦桧“屡兴大狱”，“名目诏狱，实非诏旨”。前面说过，宋高宗曾亲自过问胡舜陟狱案，处分了两名官员，足见此狱亦非秦桧隐瞒宋高宗所为。笔者曾查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书，结论为即使是胡舜陟以后的诏狱，“秦桧可以在进呈冤案和狱中严刑逼供时，上下其手，但并未在制度上突破诏狱的有关规定，而私自矫诏。‘诏送大理寺’和最后裁决权仍操于宋高宗之手”。“《宋史》卷200((刑法志》的记载，实际上不过是反映了南宋史官为这位‘中兴之主’讳恶，而诿罪于秦桧，故不足凭信”。

(十二)冤狱的滋蔓

岳飞等三人的被害，只是冤狱的高潮，而不是终结。岳飞的部将、幕僚，以及伸张正义、反对诬害的人们，都受到了株连。

鄂州大军都统制王贵本是岳飞亲信，他虽违心转发王俊的诬告状，宋廷对他仍很疑忌，冤案也已牵连到他，说岳飞父子“以书与宪、贵，当时焚烧了当”。王贵明白自己的险境，“引疾以为辞”，宋廷发布他任福建路马、步军副都总管的闲职。张俊举荐爱将田师中接任都统制，“掌岳飞兵”。

田师中是个驽将，却擅长阿谀奉承和阴谋诡计，他特别调“蜀兵数千人自随，以为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