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亲身经历，使我不相信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件事。我告诉了巢峰我的看法。巢峰希望我写个材料给他，以便他找人去进行核对，于是我就动手写了一点。再一想，这件事应该由曾涛和胡绩伟来做(杨西光逝世后，当事人只有他们两个了)。我曾对他们提出建议，可是他们一直没有动笔。后来我又建议党史研究室的同志去专门采访曾、胡两位，他们表示这个建议很好，准备去做。可是他们也忙，还没有来得及去采访曾涛，不幸曾突然因病去世。就在这段时间里，我请人帮忙查了一下当时的报纸，做了一些文献分析工作。最近又发现，不仅《“文化大革命”词典》，而且在这部书出版之前，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中也有几乎相同的记载。这部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文字，同港龙出版社出版的文字相比，除了最后一句“这个决定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被该词典删去，“敬爱的周总理”被改为“周恩来”，其余完全一样。很明显，《大事记》是《词典》的依据。

在1994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综合研究组、《党的文献》编辑组编写、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三中全会以来的重大决策》中，也有这样一段文字：“中央政治局接受了陈云等同志的意见。11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1976年清明节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平反”(见该书第44页)。也是在199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四卷，全文一字不差地引用《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的文字(见该书第165页)。

对这些书所写，我曾想，究竟是我对当时发生的情况“有所不知”，还是他们“有所不知”呢？最后我才注意到，所有这些记载，都出自1978年11月25日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这个讲话讲了八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说：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中央就着手解决在‘天安门事件’和这一类事件中革命群众被迫害的问题。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这方面的问题大都陆续得到解决。但是，问题解决得还不彻底，还没有为‘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平反。中央认为，‘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的群众运动，应该为‘天安门事件’公开彻底平反。今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北京市委宣布：1976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看了这段文字后，我认为事情有各种可能，也有可能是北京市委在做出决定之前曾经向他汇报过，他同意市委的那些提法。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有什么明确的表态，否则《北京日报》发表的报道中就不会回避“天安门事件”这五个字。那篇报道有一个七行通栏标题：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市人民紧张动员起来，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为加快实现首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会议着重研究了贯彻执行华主席、党中央对北京市的重要指示／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第三书记贾庭三同志对揭批查运动做了部署／会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北京市的17年，同样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直占主导地位，北京市委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北京市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在这个标题中，连“天安门”三个字都没有。《北京日报》——也就是北京市委的这种异常的谨慎态度，我认为只有用中央对“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很鲜明的态度来说明。而鲜明地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行动，是曾涛等同志鼓足勇气在11月15日新闻稿和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版面上采取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提出来，那就是邓小平11月5日至14日访问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14日晚才回国，因此，中央工作会议前几天(11月10日到14日)，邓不在北京，没有参加会议。华国锋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那天，在讲有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时说，“由于我想等常委都在家的时候开会解决问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这个会没有来得及开”。既然真理标准问题要等小平回国后开会解决，那么“天安门事件”性质平反问题也应该等小平回国来讨论吧。因此，对“11月14日政治局常委批准”的说法我有怀疑。

事情究竟如何，希望党史研究部门进一步研究清楚。

我认为这篇文章所讲的事情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是历史务必说得很清楚才好。现在能讲清这件事的人还有好几位健在。我希望对胡绩伟、林乎加、华国锋等同志和其他我点不出名字的知情人做一点访问。也还可以查一查文献档案，做一番分析。我这一篇也可以算是对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提供的一个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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