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是挨批受斗的人中的一员。在挨批受斗中有一段时间是住在自己家里出门挨斗。两年之后的1968年，我被集中住进了“牛棚”。那时“牛棚”成了时尚。中宣部的“牛棚”设在车公庄北京市委党校大院里。有许多机关都在市委党校设“牛棚”。我们中宣部占了一座楼。中宣部的黑帮占了好几间房。我、袁水拍、包之静、吴寄寒、林涧清，还有一个副处长，我记不清楚是谁了。六个人住在一起。因为我们是“牛”，不让我们睡床，躺在地板上。我们六个人，白天都要在茶几旁边写“交代”。除非接受外调，不管有没有话可说，一定要这样趴着写“交代”。晚上被关在“牛棚”没人管，大家就胡说八道起来了。我们说的话，尤其是包之静讲他同江青过去相识时的事情也就没遮拦的讲起来了。包之静说，他和江青在上海的亭子间睡过觉。可是到北京后她就不理他了。我们就“斗争”包之静，说你是不是还妄想江青保你？幸亏她把你忘了，否则也许你就没有命了。包之静还说，这件事我告诉过上海的汪道涵。有一次我去上海问汪道涵，汪说他的确早就听包之静告诉过他这件事。如果那时房间里有窃听器，我们全是“现行反革命”。

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建立和江青

1971年林彪坠机身亡，许多老干部陆续解放。1974年，邓小平恢复工作。1975年他建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明显地标志邓小平的复出。这时候邓小平找了一些已经得到解放的笔杆子，成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作为自己的助手。这时候邓小平虽然受命主持中央的工作，但是江青一伙还把持宣传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因此邓小平成立的自己的助手机构没有用党中央机构的名义，而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名义。

邓小平的复出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成立，就是这个阶段的历史产物。这个研究室是由邓小平物色的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七个负责人，又由这些人再找来一批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组成的。这个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工作虽然有好几个方面，但斗争的矛头是对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

这时候，毛泽东对江青做的有些事情不那么满意，有时也敲打敲打。比方江青对电影《创业》（这部电影是表扬大庆油田和石油部）做了错误的批评，毛泽东就做了批示，不赞成江青所做的批评，这就是一次“敲打”。有一次我在天津告诉了原石油部副部长孙敬文，孙敬文转告了石油部长康世恩，使康世恩少受江青对他的一次讹诈。

但是“四人帮”对政研室的攻击，如“邓记谣言公司”、政研室炮制“三株大毒草”之类中伤，在反对政研室和邓小平中还是起了作用的。

由于江青一伙使坏，毛泽东支持了江青，1976年邓小平又一次被打倒，除了保留党籍之外，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工作。这是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对邓小平斗争获得的一次胜利。

“多行不义必自毙”，1976年打倒邓小平是江青最后一次胜利。在这之后江青走向末日。1976年的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就是江青的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