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的第一个打倒目标是刘少奇，但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见到刘少奇仍满脸堆笑握手
我怎样认识了江青这个人
1951年中到1953年初，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人事安排和日常工作情况的确非常特别。陆定一的正部长的职务没有变动，人也没有离开中宣部，就在中宣部工作，并且让他参加中宣部领导层每周举行一次的“部长办公会议”。可是实际上，却是由胡乔木以中宣部副部长兼秘书长的身分，领导着中宣部的工作。那时中宣部有几个副部长——除胡乔木之外，还有徐特立和陈伯达。不过徐一次没有到过会，陈在中宣部基本上也是挂名的，只是偶然到过一二次会。在开中宣部领导层的办公会议时，胡乔木当仁不让地坐在主席的座位上，听取汇报，主持讨论，分配任务。开会时陆定一每次必到，坐在同参加会议的处长们同样的座位上，脸无笑容。胡乔木对陆定一同对处长们一样，分配工作任务。陆定一一言不发，接受分配给他的任务。这样的情况，时间不算太久，也不算太短，在我的记忆中有一年多一点。造成中宣部这种情况的人我想当然是毛泽东同志，胡乔木是做不了这个主的。
我同江青相识，不算1942年与她去陕北绥德同行的那一天半，就是在1951年。江青当时是中宣部电影处正处长，我同她一起参加过若干次这样的部长办公会议。
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这件事，我的回忆是非常准确的。叶永烈在他的书里写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只是中宣部的副处长，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中宣部在1951 年是有若干个正处长的。比如文艺处正处长是丁玲，宣传处正处长是陈克寒。电影本来是没有必要单独成立处的，可是主持当时中宣部工作的胡乔木建议江青做中宣部电影处的正处长。此事胡乔木书面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在1951年11月16日答复：“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同时也提出“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值得再考虑一下。”胡乔木还是决定让江青担任电影处的正处长。不过，中宣部电影处特别小，没有副处长，只有两个干事，一个是钟惦，另一个是名叫安琳的女同志。还有一个做办公室工作的、不是党员的沈美理。江青也不常来，她布置给中宣部电影处工作人员做的日常工作是看各式各种的电影，但是布置以后她就不再管了。江青自己不在电影处看电影，她在家里看。
这时候，毛泽东同志正热衷于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事情。电影处的工作主要的也就是抓这件事情。
中宣部电影处存在的时间也不长。不很久江青说自己身体不好不再来了，电影处也就不再存在了。
在毛泽东要江青去山东进行“《武训传》问题的调查”时，江青用了“李进”这个名字。最初我以为这是随便起的化名，后来1961年5月毛泽东写了那首《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七绝中，又出现“李进”这个名字，我就不能再这样想了。可是我一直不了解“李进”同江青是什么关系。
江青最早的名字叫“李进孩”后改为“李云鹤”
最近我看了2005年第一期《中国老年》上发表的题目为《徐明清：我与江青74年的恩怨纠葛》的文章。徐明清现在还活着，年龄已经94岁了，是农业部的离休干部。她口述了她的历史情况，由任秋萍执笔写成文章。文中说：“74年前，江青是她（指徐明清）青春岁月的好友。”徐明清在1930年4月因为参加当时的革命运动，在南京成了被追捕的对象，于是徐明清从南京到了上海，去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晨更工学团”工作。这时候，江青也在上海，由田汉的弟弟田沅介绍她们两个人相识，并希望徐明清能将她留在“晨更工学团”工作。因为江青是孤身一人，徐明清介绍她与一个叫李素贞的宁波姑娘同住一个小阁楼上，就此徐明清对江青有了很多的了解。江青自己给徐明清讲了她的身世。江青说，“她的父亲李德文在山东诸城城关开了个木匠铺，生意不错。娶了两房妻子，自己是庶出。她原来的名字叫‘李进孩’。上小学时校董薛焕觉得这个名字不雅，看她长得又高又瘦、双腿细长，就替她取了‘云鹤’这个名字。”江青把这段身世说给徐明清和李素贞听。听了之后，徐、李二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在读了《中国老年》这篇文章之后，江青和“李进”的关系就明白了。
江青之所以在1951年进行《武训传》的调查时使用“李进”这个名字和1961年毛泽东写那首关于《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的诗又用了“李进”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知道江青有过一段名叫“李进孩”的历史。
在与俞启威一起生活后，又与唐纳结婚
对江青的事情，现在我们还只写到从“李进孩”改名为李云鹤。讲到这里江青的故事才还刚刚开始呢。
徐明清继续口述：
“相处日久，徐明清渐渐发现表面平静快乐的李云鹤在独自一人时常常唉声叹气，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北方，手里握着一封信反复读着。后来徐明清在清扫地板时发现了掉在地上的这封信：开头写着‘进子’，落款则写着‘小俞’。文中写着‘你是我心中的太阳’一类的话。把信交还李云鹤时才从她口中得知，这是她的恋人俞启威写给她的‘情书’。
“1934年1月28日，‘晨更工学团’参与了上海各界共同举行的纪念‘一·二八’两周年示威游行。俞启威和李云鹤相继暴露被盯梢，两人意识到处境危险便决定迅速离开上海到了北平。白色恐怖下很多联络被中断，李云鹤和徐明清失去联系后音信皆无，徐明清担心了很久。
“李云鹤回到上海后曾到‘晨更工学团’寻找徐明清，但徐明清也同样因为避难离开了那里。1934年10月26日李云鹤在与同乡见面时因叛徒出卖突然被捕。
“据说李云鹤被抓进看守所后，叛徒并没有指证她。因为她说自己是教员，便由特务押着一起到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遇到该部干事钟绍琴，由其证明确实是小沙渡路女工实习学校教师，这才因‘证据不足’获释。
“一天徐明清收到小俞的一封信，说李云鹤出狱后住在自己家里，心情非常压抑，郁郁寡欢，希望徐明清去看看她。徐明清马上赶到俞家，见到李云鹤时大吃一惊 -—李云鹤像换了个人：脸色发青，说话声音忽高忽低、忽紧忽慢，一直发着低烧，精神明显不正常。而俞家已经下了逐客令，明确表示不欢迎李云鹤，小俞左右为难。看来前段时间的被捕和后来在俞家的遭遇让李云鹤受了很大刺激。为同志和朋友，徐明清很难过，当即决定带李云鹤回自己老家休养。家乡人对李云鹤很好，都很同情这个北方来的女孩子。徐明清的父亲是郎中，给李云鹤把脉后说她患上了肺痨，让她服了些中草药。后来徐明清的一个在北平军医学院学西医的堂侄回家乡来结婚，又给李云鹤开了些西药，让徐明清去城里买回来给她服用。就这样，中西医结合，加上徐明清每天带李云鹤到外面散步，李云鹤的身心得到了良好恢复，脸色开始红润起来，性格开朗了很多，说话也不再咕咕哝哝了。年底俞启威来信说他已经在北京大学开始执教，希望李云鹤回北平去过年。徐明清从家里要了路费，把李云鹤送上了北去的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