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经济学家》杂志第3期曾经发表过一篇《变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的文章。该文章作者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索引》对于1978年至1995年间经济学界发表的文章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从数量上看，这18年间经济学界发表文章超过100篇的有56位作者（或许有遗漏），于光远独居榜首，发表文章457篇。以最高摘用率来统计，于光远也位居榜首。

　　三

　　著名经济学家何伟曾经对女儿郝奇志多次谈及他的老朋友于光远，其中谈得最多的是于老的“善于反思”这一优点。

　　何伟告诉女儿，“请示病”这一概念就是于老在“文革”后的一个“发明”。

　　“文革”期间，于光远被打成了“走资派”，管理他们的红卫兵经常调换。有一天，来了一个姓张的，对于光远等人说：“你们这些破烂，都归我了。”

　　移交之后，张姓红卫兵就给他们定了规矩，每天都要写认罪日记，每天写每天交，还经常在上面批示三个字：“不深刻。”

　　在他给于光远等人的任务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每天打扫机关大楼的厕所，“每天看看这厕所，就知道你们自己的思想有多脏，可以很好地得到教育。”听完训话后，于光远这批“黑帮”中的一个“小判官”，算是“黑帮队长”问了一句：“星期天要不要打扫？”“要，要打扫。”张姓红卫兵回答。于是，于光远等人星期天也要打扫厕所了。

　　在这之后，于光远的头脑中明确地形成了“请示病”这个概念，他开始把本来不该请示而非去请示视作一个人的病态心理。

　　“我认为，一件本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可以决定的事，不经请示就去做，不但完全合乎原则，而且正是组织要求一个工作人员的。这表现他是否起码称职，是否敢作敢为和敢于负责。”于光远说，“不该请示的事向上级请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尊重上级意见，实际是责任上推，自己可以不负责任。”

　　于光远后来说，自己的这一观点可以说和打扫厕所这件事毫无逻辑，只是因为“黑帮队长”的一句请示带来的麻烦有感而发罢了。

　　四

　　“铅笔头”的故事是多位受访者对这位“老顽童”的共同记忆。

　　于光远晚年的很多文字是用铅笔写的，久而久之，就剩下了很多铅笔头，他的书桌抽屉里就收藏着许多铅笔头，朋友来了，他喜欢摊开来，满满一桌子，多种多样，最多的时候达到1000多枚。

　　韩志国回忆，于老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到了晚年还学会了用一个手指头打字，在电脑上写东西。晚年以后，于光远写的不少作品大多属于散文、随笔一类，见到朋友的时候，他总爱自称是21世纪的“文坛新星”，惹得朋友们哈哈大笑。另外，于光远晚年之后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对伪科学的批判上，他对人体特异功能和各种“气功大师”深恶痛绝。

　　于光远的这种风趣、乐观、没有架子的风格也表现在与晚辈的交往上。

　　郝奇志记得，有一年，于光远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一起去中华民族园游玩，她当时也跟着去了。

　　当年正是全世界泡沫经济很厉害的时候，在路上，郝奇志就问了于光远一个问题：“什么是泡沫经济？”于老当时没吭声。吃中饭时候，每个人面前都搁了一个玻璃杯，里面倒上了啤酒，于光远拿起杯子对郝奇志说：“你喝过啤酒，知道如果啤酒中一点泡沫也没有，这啤酒肯定不是好啤酒，如果都是泡沫，肯定也不好，你又不是专门喝泡沫。经济也一样，要有点泡沫，但不能全是泡沫。”

　　多年以后，郝奇志对这个回答记忆犹新。郝奇志说，对于她这个小字辈的问题，于老很重视，还特意以身边事物作比，浅显、易懂，令她颇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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