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起草邓小平的讲话，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在反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争论上，于光远也曾经与其他代表一起做出过不少努力。于光远回忆，1978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大会开过，当天晚上，于到卫生部部长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是否指名道姓地批评当时中央的一位领导。

　　于光远这样写道，我们认为该领导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该领导欠的账就很多很多。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到该领导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我们总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

　　于光远和江一真决定立即行动，26日上午江一真开第一炮。江一真是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人。随后，于光远等人也作了发言。

　　于光远后来回忆，各组的情况已记不清楚，只记得西南组指名道姓地批评该领导的第一人是胡绩伟。两天之后胡在一个长篇发言中讲了不少有关该领导的事。胡发言中举的材料更具体，对该领导批评得也更加集中，更有力量。

　　以后，各分组对该领导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工作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具体负责。当时建立了体制组、引进组、结构组、理论方法组四个小组来负责研究改革的具体问题，于光远正是理论方法组负责人。

　　于光远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一直走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前列，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

　　社会各界公认的评价包括：于光远被公认为是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者之一，他最早提出按劳分配原则和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他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被正式写入党的十二大报告，他还坚持将商品经济第一次写入了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之中。他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一书，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

　　不过，在经济学家韩志国的记忆里，于老对自己一直研究的经济学也公开表达过“听不懂”的感慨。韩认为，这是于老谦虚的品格。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于光远和何伟等人共同发起了开达经济学家论坛，举办了上百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于光远几乎每次都参加。

　　韩志国记得，有一次的主题是产权理论，由韩主讲。等韩讲完走下来的时候，于光远把他叫到身旁，说：“你讲的这些我都听不懂。”

　　韩志国说，他们这一代经济学家囿于知识背景，不懂产权理论很正常，“但于老肯直接告诉我他听不懂，还是让我挺惊讶的。”

　　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问题上，于光远主张兼容并蓄。于光远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已有不少过时的东西，西方经济学历史更长，也有这样的情况，应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于光远也坦承，自己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自然会产生一种偏爱，这不足为奇，但不应对西方经济学有偏见。于光远说：“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教条。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要以最充分适应时代的新的科学成就，用自己的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丰富自己，指导人们去开创人类历史的新局面。”

　　韩志国认为，在于老的学术贡献上，大家更多的是强调他在市场经济理论方面的贡献，而较少提及他对于经济学学科建设上的独特贡献，更很少看到他能把经济学界团结在一起，推动了各种经济研究和学术活动组织建立的努力。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宋养琰也持同样的看法。宋现在还对于老生前跟他谈过的多个新的学科记忆犹新，“他提出了生产力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休闲经济学、战略经济学等等，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能在研究的领域广度和深度上和他相比。”

　　两三年前，于光远在北京医院住院，中国民生研究院秘书长李小宁随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晓亮一起去探望。在病榻上的于光远还叮嘱晓亮，要好好研究一下“礼貌经济学”。于当时还举例说，“你们买了东西来看我，这就是一种‘礼貌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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