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长期从事经济理论研究工作。50年代末，他参与组织有关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社会主义再生产、经济效果、经济发展速度与比例等重要经济理论的讨论。1959年提出必须重视经济效益。70年代后期，他驳斥了所谓的“批判唯生产力论”的论调，认为唯生产力论是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就是承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归根到底为生产力所决定，唯生产力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在如何评价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的优越性时，他指出，衡量一种生产关系优越与否或何种生产关系更为优越的唯一标准，只能是看它能否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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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光远 |
地促进当时当地的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何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先进，何种形式落后，一定要放到与生产力的关系的
历史发展中去考察。而且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非
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与发展，也要运用这一标准。关于
按劳分配理论，他指出按劳分配不但不产生
资本主义和
资产阶级，而且是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必由之路，他认为在我国不存在按劳分配贯彻过分的问题，而是贯彻不够。1978年他提出商品生产是
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
1979年他提议开展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把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问题和最终产品联系起来，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目标，应该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增产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要以最终产品增产的状况作为衡量整个经济工作成绩的尺度。同时，他将全社会的使用价值生产和个别企业的价值生产统一起来，个别企业的价值生产是从属于全
社会的使用价值生产的。70年代末，他对
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提出：计划地发展应当包含有计划地适应外界变化，在存在
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
商品交换的条件下，计划应当和市场的变化相适应，不仅指导性计划是如此，指令性计划也是如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就坚持不懈地探索改革，他认为经济体制改革是
社会主义国家中继对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
社会主义改造后的又一次生产关系上的伟大变革。早在1977年，他就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指导思想
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他曾支持一些新的经济学科如
生产力经济学、
国土经济学、
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学、
技术经济学的创立，并对
经济效益学、
教育经济学、
消费经济学、
环境经济学、
旅游经济学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于光远学识渊博，学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并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
他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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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光远 |
他不仅重视将马克思主义著作中已阐明的原理运用于现代经济生活，而且还十分重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改革实践的经济理论发展。
在中国的学术界中，于光远是以思想敏锐、学识渊博、勤奋多产而著称的。
前不久去世的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曾对于光远有过这样的评价：学识渊博，学贯“两科”，即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机地融为一体；在整个学术生涯中，他开拓了许多新的学科领域，尤其在促进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联盟方面、在自然辩证法哲学学派的创立与发展方面、在反伪科学方面等等，他是勇敢的开拓者、辛勤的耕耘者。
可以说，这一评价基本概括了于光远为中国学术、思想以及改革所作的贡献。
经济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于光远出生于上海一个受到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和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1932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1934年转到清华大学物理系三年级。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蹂躏，于光远放弃了成为一个大物理学家的梦想，参加了1935年底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继而在共产党的影响下，投身到抗日救亡的事业中，1937年3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社会实践中，开始了社会科学研究。
如今，作为一位资深学者，于光远在社会科学领域已经探索半个多世纪了。从早年感应时代的召唤，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到新时期的改革开放，除了文革几年下放干校劳动外，他一直活跃在思想理论战线上。
于光远不仅仅是一个勤于思考的学者，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他还是一个长于行动的学者，参与了许多重要的决策。
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于光远作为列席代表参加了这次著名的会议及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作了那篇后来被认为是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的手写提纲就一直保存在于光远那儿。
从1981年起，他又利用参与讨论中央文件的机会，多次主张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概念和基本特征写入中央文件。他的意见，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以说，于光远是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
上世纪50年代，于光远曾较长时间在中宣部工作，担任中宣部科学处处长，1977年-1982年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所所长。他是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去年，又荣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还担任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名誉会长或顾问。他也是1955年评出的中国科学院哲学学部委员中仅存的四位院士之一，且年龄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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