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九十年代，某些主张特异功能的人又开始散布这样的论调：坚决反对特异功能的于光远（还有我们这一阵营中的其他人），本身就有比大气功师更高的超级功夫。
北医三院的一位医生告诉我，说他因为不相信特异功能，结果脸上落下了一个疤。他说，他遇到那位“著名科学家”支持的某“气功大师”“表演，”气功大师说：“我发功，你就不能不站起来”，北医三院的医生说：“我不相信。我不会站起来”。于是大师让他伸出手。他不知道“大师”要干什么，伸手出去，结果“大师”竟然拉住他的手腕，托住他的胳膊肘，回身一个背跨动作，猛地把他扔了出去。他的脸磕在桌子角上，险些造成鼻梁断裂，缝了七针，留下一个疤痕！反对伪气功的司马南，听说也遭遇过类似的皮肉之苦。一句话，“气功大师”们在口头说不通的时候，很可能会采用武力！
有个插曲。我和“气功大师”张宝胜并没有见过面，但是，1988年“两会”在京召开，我决定亲自去会会张宝胜。去的理由有二：其一，出面邀我与张宝胜对阵的，是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和参加两会的部分香港人士，尽管项南同志对张宝胜和特异功能完全不信，但倘若我借故不去，岂不证明我理亏、胆怯？其二，香港女士先生有请，不去也不礼貌。记得那年在场的两会委员之中，还有香港的著名报人徐四民先生。他们中许多人曾看过张宝胜的表演，不少人还为之喝彩。因此，他们特地在和平门烤鸭店摆下两桌酒席，请于、张二人当面较量。
出发之前，我精心准备了两件东西：一个是当时风行的智力玩具魔方，六面五十四块，拧乱之后，每面颜色肯定各不相同。我用牛皮纸把魔方严严实实包裹起来，然后准备请张宝胜当场把魔方六面、五十四个小块的颜色写下来，我则当场撕开牛皮纸，以便验证。不过，我用魔方试验多次，从未遭遇“对手”，换言之，没有人能够“蒙”得出来魔方的六面是哪些颜色，五十四个小方块各是什么颜色！如果张宝胜来，我猜他一定当众出丑。
第二件东西，针对张宝胜最擅长的“意念移物”，针对他号称能在不打碎瓶子、不拧开瓶盖的情况下，仅凭意念就能把玻璃瓶中的药片移出瓶外，我也带了一个瓶子。事前我当然要做防备：一是药瓶口；我要用蜡封好，如果他想偷偷拧开瓶盖，则封蜡必然破碎脱落，无法复原。第二，我必须防备张宝胜借机“掉包”，于是，我带了自己家中的瓶子，并且事先把瓶中阿斯匹林药片倒出来，用红、蓝墨水涂在每一药片的两个半边，以便保证即使张手疾眼快能够临场“掉包”，现场也找不到我这种特制药片！
不过，直到那顿饭吃完，张宝胜也没露面。
张宝胜，原是抚顺的一个工人，后来被调入北京某重要科研单位，该单位甚至成立一个专门机构，专门研究“张宝胜之功力”。该单位的首伏，抗日战争期间曾与我共同工作，那时我是民先总队的组织部长，他是宣传部长但不知后来他为什么变得那样固执、迷信。
前面说到的那位“大科学家”，在我学术活动五十周年纪念的时候，也来表示祝贺，我对此表示感谢。不过，他仍希望我能去看看“特异功能”。我一直坚持不去看，因为我看魔术表演，至少看过十次“空中钓鱼”，而且每-次魔术师都确实把鱼从空中“吊”起来了。问题在于：魔术师从来都是事先声明自己是在表演魔术，丽特异功能者无论在表演之前、表演之后，都一口咬定“这是真功夫”，而且还不让检验。我何必再去看什么魔术表演呢？如果药片可以穿过玻璃瓶出来，那我们还要物理、数学干什么，大学、中学的课本统统扔掉算了！
最可笑的是，进入九十年代，某些主张特异功能的人叉开始散布这样的论调：坚决反对特异功能的于光远(还有我们这一阵营中的其他人)，本身就有比大气功师更高的超级功夭。因此，于某在场，“接功者”就只能看到一片金光，“大师”们的各种功能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又据说，“特异功能大师”融中的少数人，能够练到“慧眼通”的境界;更少也更大的大师，则能练到“法眼通”的境界；在中国，只有两人修炼到了“佛眼通”，一位是班禅额尔德尼，一位便是于光远。班禅大师早些年已经圆寂，尘世间硕果仅存的便只有区区不才。其实我知道，他们绝不是真的相信我是“佛眼通”，他们是要为自己的 “功”发不出来而随时找个台阶下！
不过，我还是愿意接受我的对手们赋予我的这个“佛眼通”的称号，一是可以感受被对手承认是强者的喜悦，二是我也欣赏佛学中对“佛眼”一词所予的含义。佛学中，佛即“觉者”，觉者之眼就是佛眼，佛眼洞察一切，具有超凡的观察力。我不敢妄自尊大，说自己对世界万物都能洞察，但我在有一点上是不愿故作谦虚的，即断定人体特异功能肯定是欺世盗名的骗子行为上，我的洞察力是很高的。因此，我决定接受“佛眼通”这个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