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在整个讲话中用“两个凡是”的精神阻碍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意向，表达得非常明确坚决。

　　大约半个月后，1976年11月30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三次会议上，汪又说“天安门事件”中反“四人帮”是错的，“那时他们（指‘四人帮’）还是中央领导，那是分裂中央。”汪还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就是在这个会上出现了“两个凡是”的第一个版本——吴德在这个会议的讲话中说:

　　“凡是毛主席指示的，毛主席肯定过的，我们要努力去做，努力做好。”

　　关于“天安门事件”发生时“四人帮”还在台上这一点，在11月18日的讲话中，汪东兴所说的话同11月30日讲的还不太一样。那次他说到人们在天安门反对“四人帮”时这样讲:

　　“那时‘四人帮’还在台上，你恨在心上，怒在脸上，写在花圈上，你怎么分得出呀！他们这样做比较蠢，你对‘四人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不要与反革命搞在一起。”

　　那一次讲话，汪东兴还没有像12天后那样给这些人戴上“分裂中央”的帽子。

　　又过了两个多月，即1977年2月《红旗》杂志就发表了批判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的文章请示中央，汪东兴指示:

　　“这两篇文章（指张春桥和姚文元所写的那两篇文章）是经过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看过的，只能‘不点名’批评文中的错误观点。”

　　汪这样讲实际上就是说不应指名批判这两篇文章。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这篇社论是“两个凡是”的第二个版本。这篇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是“两个凡是”的标准版本。人们现在讲的“两个凡是”一般就是指这两个“凡是”。

　　这篇社论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在指名批评汪东兴之后，人们才知道原来汪东兴在《人民日报》社论清样上有这样一段“批示”:

　　“这篇文章，经过李鑫同志和理论学习组的同志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用。”

　　他决定发两报一刊社论。当时耿飙负责中央宣传口。这篇社论发到中央宣传口，耿飙找几个宣传口的同志讨论时说:

　　“登这篇文章，等于‘四人帮’没有粉碎。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两个凡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了。”

　　可是这篇社论是汪东兴以中央名义发下来的，各报只能照登，耿飙无可奈何。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真理标准问题文章。不到一个星期，5月17日，汪东兴在一个小组会上讲:

　　“理论问题要慎重，特别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两篇文章，我们都没有看过。党内外议论纷纷，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主席思想。我们党报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要坚持、捍卫毛泽东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训，统一认识，下不为例。当然，对于活跃思想有好处，但《人民日报》要有党性，中宣部要把好这个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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