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会议上我也关心我们这样做了之后,其他五个分组对指名批评汪东兴这件事情上的反应。我注意到和我们的发言相呼应的发言,虽然不是立刻就有,但慢慢地都出现了。
各组的情况我记不清楚,我只记得西南组指名道姓地批评汪东兴的第一人是胡绩伟。两天之后他在一个长篇发言中讲了不少有关汪东兴的事。他发言中举的材料更具体,对汪东兴批评得也更加集中,更有力量。以后各分组对汪东兴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不少老同志揭露了许多汪东兴的错误言行,有的发言用的语言还很尖锐。
总之,整个会议的进程中,没有发生因为在大会上公开批评这样一位副主席而受到任何指责的事情。这表明这次会议的确做到了充分发扬民主,使我们原先的顾虑成为多余的了。
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之后,有关“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讨论的事实就能说得更清楚。汪东兴在这样的事情上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不把他点出来,许多事情的由来就说不明白。
事情应该从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说起。1976年11月18日(我的笔记本记的是17日,1979年理论务虚会上杨西光、曾涛、华楠、王惠德、于光远、胡绩伟六人联合发言说的是18日),主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全国宣传口的会议上讲“打倒‘四人帮’宣传工作才得到解放”,“夺回了宣传权”。人们希望今后党的宣传工作能够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可是在这次讲话中,他讲了一通“四人帮”的事情之后,就转而去讲邓小平的“问题”。他说:
“去年(指1975年)10月后,毛主席就发现邓小平的错误,而且错误是严重的,搞原来一套。毛主席见邓不行,另找华国锋,而邓小平的严重错误一直发展到天安门事件。”
接着汪东兴说:
“天安门事件如果是悼念周总理,这又有什么不好呢?又有什么错呢?但是他们被反革命分子利用了。在批判邓小平错误的时候,反革命利用了这个东西,形成暴乱。”
接着汪在讲了一通“四人帮”利用“天安门事件”做的那些事情之后,又回头接着讲“批邓”问题。他说对批邓“毛主席已经有了个四号文件。四号文件里面不管怎样总是正确的,是毛主席的指示”。汪在这次讲话里说:
“当前斗争的矛头是‘四人帮’,但邓的问题批了一段也是必要的。”
接着他讲:
“现在小道消息,说邓恢复了工作。”
他要人们注意,对邓小平,“毛主席讲过‘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嘛!”汪东兴说:
“邓那两下子比华国锋,差得远嘛!对邓小平试了一下,不行嘛!”“对文化大革命还是不理解,三个正确对待做得不好。这个问题老同志要注意。老的与年轻的都要注意。”
关于邓小平,汪在这次讲话中还讲:
“现在邓小平问题也没有划为敌我矛盾。谁划了?他还是‘以观后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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