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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典型的艺术心态，那就是以老庄哲学为核心，兼取儒家而形成的自然哲学。
余秋雨：陶渊明有过很多的自述诗，讲自己的生活，所以尽管他很长时间被人们遗忘，但是我们对他的生平倒还是能够梳理。江西人，29岁就开始做官了，他做官就是为了自己家里的过活，回家是他最大的愿望，一想到回家他就兴奋得很，为了回家而辞官，再做官，又辞掉，基本上一直处于这样的轮回的折腾当中。在41岁的时候大概最后一次做官了，时间也不长，做到最后就写了《归去来兮辞》，这个词我非常喜欢，因为它就像一种呼号一样，在呼唤着心灵的归来。在一本的回忆录里，我写到当时辞职是辞了23次硬辞掉的，在那个会议上，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今天开的像追悼会似的，讲理由的时候我就读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说明为什么要走。
陶渊明就这么回去了，回去以后他真是开心，自食其力，谋生对他来说是次要的，主要是体验一种信念，这个信念就是人应该自然自给，他觉得融入大化以后，这样的一种方式非常富足。他耕地的情景就像嵇康轮起铁锤打铁的情景，其实是一样的，他们心态也差不多。但是他日子过的比较艰难，最要命的是，回家三年以后有一场大火把他们家烧光了，他一下子就陷入深深的贫困，所以以后的日子比较难了。
45岁以后，他的诗文不太讲自己田园生活的极度潇洒，更多的是会讲讲老和死，但是他一点不悲哀，一百多诗里面有几十处提到老和死，是中国古代诗人当中提及这个话题最多的一个。但是他的老和死没有给人家一种悲剧的感觉。正像刚才讲到的，他对死亡的感觉是“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我的死亡带来的是别人的歌声，我的死亡带来的是我和山河融成一体，就是这样的一种思维。他的这个阶段再加上他关于《桃花源记》的梦的构建，使他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生命哲学和生态哲学的领路人，他构建了一个非常纯粹的精神避风港，避风港不是为了逃避责任，那么所以有人评价他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吸纳、消化和提升所有思维的最好的人。《桃花源记》真成了全体中国人一个永恒的梦，这是中国人的福气，有可能想像这个梦，重温这个梦，然后慢慢地向这个梦靠近，我总走觉得到今天为止，还让我们感到非常温暖。那么季羡林先生进一步往前推了，他说战胜自然不可能的，我们应该因循自然、欣赏自然，慢慢地往前走，这是最好的。季羡林先生说这是中华民族献给世界的大礼，这让我听了都觉得很有道理。
好，今天就到这儿。
下面进行闪问。
同学A：刚才秋雨老师提到了桃花源，现在出现了一个情况，就是中国很多地方都争先恐后地说桃花源在当地。那么您认为桃花源真的存在吗？
余秋雨：我想，首先我们应该给陶渊明一个虚构的权利，这完全是陶渊明的一种设计，我们不可能想像他做这个设计的时候，硬要找一个非常真实的地方来投入自己非常幻想的设计，这就很奇怪了。因为他讲到的是武陵嘛，那么好像大家觉得应该在湖南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家努力地在追求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却忘了一点--桃花源是全体中国人的梦，我们不要把这个梦分割开来拿到自己的身边，拿到自己的家乡，这就自私了，它已经一千年来成为全中国人民共同的梦。
同学B：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古今中外很多名家的创作都是带有某些怪僻的，包括我们上周讲过魏晋名士，他们有很多很奇怪的一些行为方式，您觉得就是中国现在这个环境下，还能容得下这些有怪僻的才子吗？
余秋雨：怪僻本身是有一点贬了，我们不要有窥视癖，去偷看人家，然后认为人家不对，这个虽然是小事情，但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如果不允许所谓的怪僻存在的话，曹操不能存在，魏晋名士不能存在，陶渊明也不能存在。当去除了怪僻，我们看到的时代是没有文化、没有色彩的，大家都齐步走地在做着一样的事情，太寂寞、太可笑了。
前不久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这个时代不能出艺术大师，我说最最关键的是伤害艺术大师的机制现在还非常强大，不是大师出来不出来，而是刚刚露头就伤害掉了，因为有怪僻，或者有奇怪的历史。所以这是清洁我们中国文化地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没解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经济上、社会上是盛世，但在文化上有可能是乱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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