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三人团”成立不久，红军在顺利跳出金沙江封锁线后，对毛泽东“四渡赤水”的转移作战方针，不少人提出了质疑。林彪直接致信“三人团”，要求改变指挥领导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行动，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5月12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即会理会议)，会上，毛泽东认为这些不满是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而且认为林是受彭德怀的鼓动。周恩来、朱德支持毛泽东，会议最后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这是毛泽东自遵义会议后第一次遭遇领导危机，但成功化解。

在反对张国焘的斗争中成为红军统帅

1935年6月14日，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会师后，两军主帅在战略上出现严重分歧。毛泽东、张闻天本对张寄予厚望，希望两军合力实现北上建立川西北、进而夺占川陕甘的战略企图，但张国焘却坚持西进西康、青海、西藏或直取成都、进占武汉，此即所谓南下与北上之争。当时，张国焘自恃所率四方面军主力部队达5万余人，兵员充足，装备较好；而中央红军则不足2万，且经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不断向中央提出修改战略部署、进行中央人员调整等要求。毛泽东、张闻天沉着应对，终于化解了这场危机。

6月26日，毛泽东等与张国焘在两河口会面，当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军共同北上，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实际上否决了张的意见。会后，决定增补张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军委委员。可是当中央红军先期北进时，张国焘却按兵不动，只是一再提出要“加强中央领导”。7月9日，张指示川陕省委致电中央，建议以徐向前任红军副总司令，陈昌浩任总政委，周恩来为参谋长，军委下设主席一人，由朱德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10日，张亲自致电中央，要求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18日，陈昌浩致电张国焘、徐向前并转朱德，建议由张任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参谋长，“中政局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

对于张国焘的争权计划，毛泽东也是早有对策。7月18日的芦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讨论“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在中革军委下增设总司令，由朱德兼任，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军委下设“小军委”(即军委常委)，补充陈昌浩为委员，由张负责；以徐向前、陈昌浩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政委，即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会后，张即率四方面军到达芦花。

但是张的兴奋仅维持了3天，在21—2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红四方面军的缺点与错误，并得到会议的肯定。长期在四方面军绝对掌权且刚升任要职的张国焘对此极为愤怒，但也无可奈何；会后，张对中央开始“反攻倒算”，在8月4日—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以批判博古中央失去苏区为借口，要求清算中央政治路线错误；张还对毛泽东与张闻天提前议定的吸收四方面军干部进入中央的名单表示不满，认为人数太少。此时，毛泽东则坚不松口，认为政治局本无权决定中委人选，现为特殊情况，才破例吸收四方面军同志。会议最后还是顾及张的意见，对名单稍作修改，将原定周纯全为候补政治局委员调整为正式委员。但张对会议结果极为不满，加快了其分裂红军的步骤，会后，对中央制定的红军分兵两路发动夏洮战役的计划拒绝执行，再次提出西进主张。

毛泽东、张闻天知道张的阻挠已难挽回，决定再次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召开该会之前，8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会议，决定加强中央常委会的权力，会议确定常委分工为：张闻天兼管组织部，罗迈副之，毛泽东负责军事，博古负责宣传部，王稼祥负责红军政治部，凯丰负责少数民族委员会。本次会议关于中央常委的分工具有特殊意义，从组织上正式确认了毛泽东为全军最高军事统帅的地位，改变了遵义会议以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助手的规定。应该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军队中的最高领导地位是从这时正式确立下来的。

次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即毛儿盖会议)召开，张国焘没有与会。会议明确红军必须向东，但张一意孤行，终致两军未能一致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紧急扩大会议，对张的错误作出政治决定。会后5日，毛泽东偶然发现了陕北红军的消息，中央红军终于找到了落脚点，中国共产党也最终在延安决定了自己的军事、政治与思想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脱颖而出的原因

毛泽东能在中国共产党最为危急、党内政治斗争极为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袖，并进而成为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主要原因有三：

1.毛泽东超群的智慧与高超的谋略。

首先是毛泽东天才的军事才能。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主要的工作是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统治，建立红色政权。毛泽东率部进入井冈山地区，以游击战争开创割据区域，实是别开生面的创举；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不断壮大，最终成为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控制区域最大，中央苏区成为中共中央的驻地，毛泽东与朱德也成为红军的象征符号。这其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毛受到左倾错误打击得以东山再起的最重要因素。在中央红军处于绝境时，又是毛泽东挺身而出，率领红军脱离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最终安然到达陕北，重新崛起。毛泽东挽救了党、红军，这没有一点夸张。

其次是毛泽东的政治才能。在毛泽东领导地位渐趋提升并稳定的过程中，军事才能带来的成就、权威是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即是毛泽东的政治能力即党的绝对领导地位的确定、处理红军与地方的关系、红军的发展与根据地的建设所作的贡献。毛泽东在建立红色割据区域时，明确提出红军战斗力有赖政治工作的支撑，党的核心地位自基层即开始确立，防备红军混同于一般军阀部队；对于部队中可能存在的农民、小资产阶级习气，毛泽东也是不遗余力地教育、整顿与斗争……毛泽东的政治谋略、对革命前途的乐观精神和坚定信仰、对军队与农民关系的处理，赢得了共产国际的支持与下层士兵、民众的拥戴。

再次是毛泽东的领导能力。毛泽东在领导秋收暴动时，仅是中央特派员，到上井冈山时，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也是颇费周章，但毛泽东妥善处理与王佐、袁文才的关系，得以在罗霄山脉站稳脚跟；对于后来上山会师的朱德、陈毅、彭德怀等，也很快取得他们的信任，在古田会议后，朱德、彭德怀成为毛泽东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及至在1933年上海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陆续进入中央苏区，毛泽东虽然与左倾中央格格不入，但经过努力，毛泽东还是取得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的支持；对于与其有领导关系的上级之间的矛盾、分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