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师生发展成了志同道合的忘年交。如果《新唐书》上“七岁神童写《高轩过》”的说法成立,那么这次是韩、李二次相会,不会那么戏剧化。如果前一说法是附会之言,而这次韩、李相见算得上是李贺生命中一个拐点。韩愈确实力行了他在《马说》中倡导的“伯乐”精神,不遗余力奖掖后进。
韩、李结交后,李贺便常住洛阳,与王参元、杨敬之、崔植等人做了朋友。并且在韩愈的指引下参加了河南府试,李贺高居榜首,在恩师韩愈的家宴上,李贺深深陶醉在喜悦之中,与其他举子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参加完河南府试,李贺被荐进京考进士。得意往往伴随着失意,也就在这时,那些落榜者、嫉妒者的诋毁也悄悄逼近了。李贺父名“晋肃”,“晋”与进士的“进”谐音,那帮小人抓住了把柄,大肆宣扬李贺居然不避父讳去当进士,难道不怕天下人嗤笑、唾骂吗?一个连父亲大人都不放在眼里的不孝之徒会把国家皇权放在眼里吗?洛阳城中众口一辞,从攻击李贺进而攻击到鼓励李贺考进士的韩愈头上。 当时皇甫氵是也在洛阳,劝韩愈一定要讲清楚这件事。韩愈为之做《讳辩》,说“考之于经,质之于律,稽之以国家之典”,以“二名不偏讳”的理由力主李贺有考试资格,并愤怒地说,如果父亲叫晋肃儿子不能考进士,那么父亲叫“仁”儿子就不能为“人”吗?这一年10月初,韩愈为李贺争取到了进京考试名额。但礼部把“避讳”看得更加重要,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李贺不得不弃考。
唐代科举避讳有异常严格的法律条文,据相关史料可知:府试结束,各州府获隽者入京考试前须向礼部奉上“家状”,内容是考生的籍贯、三代名讳等家庭状况,为了保证“家状”的真实性,还要求考生“结款通保”,如果发现“家状”等情况不实,轻则取消考试资格,重则“其同保人并三年不得赴举”。因此,在进士入试时,看到题目有家讳,考生就得自觉退场,放弃考试,并且还得表现出无怨无悔的样子,立下字据,内容是官方早已拟定好的“牒某忽患心痛,请出院将息”。这一将息就没了下文,好端端一条入仕通道硬被斩断,再无接续之日。这些是李贺是没有想到的,年少成名的李贺怎么会想到一个避讳会误了他的一生呢?或许,在那个时候,让他稍感安慰的是,在他最失意的时候,诗友们没有弃他而去,而是竭力为他周旋,终于,为他谋了一个奉礼郎的小职务。
流年似水,功名不就,恨血千年,知音何在!带着沉重的的悲哀和苦难,(公元810年冬天)“憔悴如刍狗”的李贺在任奉礼郎的第三个年头,带了书童,沿古道回了昌谷,自言“二十不得意”的他,一路悲叹着“雪下桂花稀,啼乌被弹归”,自此,官场的大门永远的向他关闭了。
几年后,遭谤而不得中进士,又在京城从九品的奉礼郎的寒职上无谓地消耗了三年光阴的李贺。还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公元815年)李贺最后一次离开家乡昌谷,到潞州(山西长治)去作了张彻的幕僚。在诗人心中,潞州此行,已谈不上什么争求仕进,只是为了谋求生路而已。然而,让他再一次感到心寒的是,由于时局动乱,不久后,赏识他上司和朋友们相继离去,这让他的心理和精神上又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这年冬天,李贺病了,而且病的不轻,无奈之下,孤独且疾病缠身的李贺也离开了潞州,再次回到了家乡。回家后的李贺,从此就再也没有从病榻上起来,在生命的最后时候,他最后一次检点了一下自己的诗稿,看着自己饱蘸心血的纸墨,眼眶里溢满了眼泪,含泪吟道“谁看清简一编书”。
人生的短暂倏忽,穷通浮沉,不过尔尔。李贺死后十五年,沈子胆向杜牧求叙,《李贺集》始传世,今传贺诗242首。唐诗专家吴经熊先生说,“诗人不过是大自然的一段迂回,用以写出一二首不朽的诗而已。”李贺是一个诗人,他只是一个诗人,他在写诗,诗是他的生命,除了诗,他一无所有。他的出生就是要完成他写诗的使命,写完他该写的诗他就离开了人间。千年后的今天,我们读着他的诗歌,仿佛还能看着他骑着他那匹瘦驴,背着他的书囊,继续孤独的在天国里 追问生命,或许只有如此想来,李贺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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