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怪有人说李贺的诗是苦闷的象征！ “咽咽学楚吟，病骨伤幽素。秋姿白发生，长叶啼风雨。”（《伤心行》）这正是一位感伤的诗人在身心交困中的苦吟。黎简《李长吉集评》中说：“从来琢句之妙，无有过于长吉者，……每首工于发端，百炼千磨，开门即见。”清朝叶衍兰在《李长吉集跋》中说：“李长吉诗如镂玉雕琼，无一字不经百炼，真呕心而出者也”。难怪李贺的母亲说他的每一句诗都饱含了心血！

如果说李贺在生活中，曾被迫地承担了很多的痛苦，那么他写诗为文便是自觉地投入了一种痛苦的熬煎，他的每一首诗作，都需要消耗掉大量的心血，为了刺激他孤独的绝望，他借助于艺术形象来发泄一下幽闭在他内心中超人格的力量，他的诗歌才华有过人的天资，而他敏感乖异、忧郁易于冲动的性格，又促使他特别专注于诗歌艺术上的追求。他是一个将自己的生命和诗歌完全地融为一体的苦吟诗人，在唐朝这个诗人众多的时代，没有一个人能象李贺这样勇猛地发掘自己的灵魂，坦然率直地把深藏在他思想中的幽暗暴露出来。

李贺诗歌的核心是反映人生的悲剧，表现诗人内心矛盾的冲突。李贺双重性格的矛盾及融合，使他常常陷入超常状态的幻想之中。最具嘲弄意味和悲剧色彩的是：自幼体质薄弱，“细瘦”、“巨鼻”、“疣眉”、“长指爪”的李贺偏偏生性喜风流、好声色。在倍受母爱照料之中成长的脆肌弱骨，又缺乏抵御疾病的能力，少年的多病也成就了他多愁善感的性格，“死”、“病”、“血”、“鬼”的阴影在他的诗中总也无法摆脱，加上他那不尽人意的外形，是诗人耿耿于怀的心病，成为李贺在精神上陷入痛苦和沉沦的主要症结。好风流与爱情上的“蔽塞”，使他感情的潮水遇到阻碍就激起内心的波浪，失宠的皇族身份，又激发出自尊与自卑的双重心理。对于丰盛豪华的物质享受，他总是像孩子那样保持着热烈而固执的欲求。李贺有惊人的创造象征物的才能，他通过艺术创作来寻求对自身缺陷的某种补偿，他极善于借助幻想和丰富多彩的感觉，把自己对于缺失的情爱灵敏地转换到它的相反方向，使这种安慰以一种幻象的愿望形态出现。李贺诗歌所表现的阴冷诗风，穿幽入仄诗调鬼诡，惯于从消极方面去透视人生，都可以归于他自己不能正确对待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和矛盾。

李贺携自己的诗作拜见韩愈时，韩愈正好送客归来很是疲惫不愿见人，但他读到李贺呈诗的头两句“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雁门太守行》）后，即邀李贺入见。虽然他们的资历各不相同，但他们在感情上都与社会流俗格格不入，他们的诗歌创作都力求脱俗尚奇，处世见解的投合与文学主张的合拍，很快使他们成为莫逆之交。韩愈的首肯、提携以及举荐，使李贺的诗很快名扬各地。李贺也从此对韩愈产生了依赖感。《十二月乐词》在河南府试获胜后，他对仕途前程颇具信心，满以为可以功成名就。然而，社会现实却没有让他的踌躇满志维持多久，在长安的进士考试上，有人认为李贺父名的“晋”与进士的“进”同义，应避家讳不能进举场，韩愈专门写了一篇《讳辨》为他争取，但所有的努力都最终没能挡住世俗的力量。

当时的科举“程式”与李贺的性情宗旨是决然抵触的，考前学子俗耐的钻营奔走、俯首乞怜是与李贺平日的操行绝不相容的，他认为这样鄙耻而不屑做，“枉辱称知犯君眼，排引缠升强恒断”（《仁和里杂叙皇甫湜》）中的感叹，“我有迷魂招不得”（《致酒行》）中对房主劝他对主考官稍事拜谒请托的微词拒绝，以及其他诸篇中所发的牢骚、感慨，便可以看出他考进士不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考场失利是李贺平生遇到的最大挫折，以韩愈的名望地位为他力争，也没有保住李贺入仕的良机，一种不安全感从他的内心深处又重新袭上心头，他以前的自信本来就是一种虚幻，只是为了掩盖他本能的怯懦。李贺从母亲那里习惯于成为别人照顾的被保护者，失去所需要的保护就产生了焦虑和不安，考场失意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度的压抑与摧残。第二年李贺应征召赴长安任奉礼郎，奉礼郎品位低下且容不得半点舒展，“礼节乃相去，憔悴如刍狗。”（《赠陈商》）这对于内心世间异常躁动活跃的李贺，是无论如何不能协调的，李贺一向自视甚高，叫他来充当这个小角色，准会产生一种自己不被人尊重的屈辱感。况且这几年他为追逐功名不辞辛苦，身上的宿疾有增无减，苦于体力方面的衰竭，使他对丝毫不感兴趣的职事感到厌倦。

李贺双重性格的矛盾造就了他的苦闷和抑郁，他一方面好自我尊崇，要求确立个人的独立品格；另一方面又顾影自怜，想得到别人的提携和保护。他在自大与自卑这两个极端中间，始终没有达到一种真正的平衡。李贺诗歌上的才华之所以能够显露出来，也无疑得力于他的性格悲剧，叫他刻骨铭心地体验到人生的痛苦，“自言汉剑当飞去，何事还车载病身。”（《出城寄权璩、杨敬之》）身心的疲惫反而刺激了李贺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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