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诗，唐五代人亦多有记述。

    唐·孟栗《水事诗·高逸》:“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滴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

    五代·王定保《唐披言》卷七:“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因以所业蛰渴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扬眉谓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对此美谈，李白、杜甫都有诗谈及。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昔年有狂客(即贺知

章)，号尔滴仙人。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李白《对酒忆贺监二首》其一:“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滴仙人。”其二:“昔好杯中物，今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按:李白于天宝元年入京师长安，贺知章于天宝三载自秘书监退职还乡(王琦《李太白年谱》。由此可以断定，李白《蜀道难》当写于天宝初年。

安史之乱爆发于天宝十四载，第二年玄宗仓皇西幸，则讽唐明皇说之谬误已明矣。何况

李白还曾写诗肯定玄宗幸蜀:“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上皇西巡南京歌》。按:肃宗至德二载改蜀郡为南京)可见《蜀道难》决非为讽唐明皇幸蜀而作。

    严武做剑南节度使，时在肃宗上元二年，即公元761年。二十年前，即公元742年，李

白已到长安，岂能写诗讽刺严武?况且，杜甫与严武系世交，严武虽性急暴躁，但对杜甫却

“待遇甚隆”。杜甫有三十几首诗提到严武，都充满眷恋之情，如“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

生”(《奉济释重送严公四韵)))，“得归茅屋赴成都，其为文翁再剖符”(《将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严郑公五首》之一)，“一哀三峡暮，遗后见君情”(《哭严仆射归捺)))等等。“若果有欲杀之怨，不应眷眷

如此。”(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房对严武有举荐之恩，严武虽据傲无礼，却无杀房落之心。所以，讽严武、忧房杜之说不能成立。

    章仇兼琼治蜀时间虽与本诗写作年代相近，但讽章仇兼琼之说亦难成立。查新旧《唐

书》均无章仇兼琼本传，只在《旧唐书·吐蕃传》、《旧唐书·杨国忠传》提及他的行迹。前

者载他镇蜀时曾战胜吐蕃，安定西南边疆;后者记他贿赂杨国忠兄妹，以取宠于玄宗。后世

诗文、杂记所载亦毁誉参半。《一统志》记他曾为四川兴修水利，以利农桑;《唐语林》载他

曾给蒙冤的陈子昂平反昭雪;《太平广记》、《少室山房笔丛》说他寻仙访道，生活靡乱;顾况

写诗揭露他逼蜀民采马鞭向京师进贡以邀宠(《露青竹杖歌》))，但却无据险跋息的行迹。故李白不会写诗讽章仇兼琼，更不会将其比诸豺狼。不唯未讽，李白还曾写诗称赞章仇兼琼:“闻君往年游锦城，章仇尚书倒展迎。飞笺络绎奏明主，天书降问回恩荣。”(《答杜秀才五松见赠》)其实，讽章仇兼琼之说盖出于讹误。所谓“讽章仇兼琼也”之注到底是谁排的呢?清代曾国藩说是李白自注。但与李白同时代的殷潘在《河岳英灵集》中论述李白诗时说:“至如《蜀道难》等篇，可谓奇之又奇，然自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却未提及《蜀道难》诗意所本，并无此注。敦煌残卷《唐诗选》、《文苑英华》及《唐文粹》录此诗时，也无此六字。如果是李白自注，上述诸书怎能随意删去呢?显然是后人加上去的。这个讹误，詹镁先生认为可能是由范掳造成的。范捻在《云溪友议》里称赞章仇兼琼为陈子昂“雪狱”，与高适为王昌龄伸冤一样，都是当时的义士。但后人不解其义，将“或谓章仇兼琼为陈子昂拾遗雪狱”的后半句去掉，只取半，而成误。

3、《蜀道难》因袭乐府古调

    李白写本诗前，已有多首乐府《蜀道难》问世，描写蜀地山川风物之诗赋亦不少。博学的李白，写本诗前当会读过这类诗文，并受其影响的。

    《蜀道难》系乐府旧题，属相和歌曲。《乐府解题》云:“《蜀道难》备言铜梁玉垒之阻。’

足见描写蜀地山川险阻是乐府《蜀道难》的传统主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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