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五天工作制以后，星期一上班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到高兴，两天没见到我们办公室的人了，再见面时总有新鲜感，这种新鲜感要到星期三才慢慢退尽。正常情况下，他们也跟我一一样亲亲热热的，有时还有人从家里带点吃的来与大家分享。可是，今天我们办公室的人神色异样，一见到这样情景，我就感到很苦恼，我是不习惯严肃的。一般早上刚上班的这段时间，我们办公室的人都在做因赶着上班而拉下的后续工作。比如，补充消化急倒下一步运河的早饭，小李总是一屁股坐到椅子后，就一下一下地勾着下巴，作打嗝状，好像要把还堆在食道里的食物挤下运河，发出一声声清脆的“呃、呃”声。她的小孩只有两岁，她的吃饭时间挪运河喂小孩了。我每次看她的样子，心生可怜，总关照一声，“反刍？”她就气愤地拍拍放在桌上的打卡牌，从“呃、呃”声中挤出一句：“讨厌！”然后办公室的人就一起骂起来。
　　最近，我们厂实行打止制度，大家还不适应，说这个卡是打在大家的七寸上，他们说七寸是要害，蛇要是被打在七寸上就完了。我本想说我们又不是蛇，可不知怎么的听了这话，身上就有一种懒洋洋的大蟒蛇一样的感觉，心想我们上班还真有点像蛇呢。所以，我像他们那样在脖子上约七寸的地方感到很不舒服。
　　我们每天早上急急忙忙起来上班的样子都很狼狈。有的在梳理来不及梳的头发，有的在整理零刮的衣领，老李最吓人了，自从打卡后，他每天早上在办公室的水龙头冲洗他的两排假牙。因为装假牙，每次饭后都要清洗，他来不及在家里完成。第一次看到时，小李当即把她还在食道里的食物一下子全吐出来了。老李看了并无歉意，他晃晃手里的假牙说：“你别看它吓人，花了我三百元呢。”然后很爱惜洗起来。
　　现在大家很注重价值，任何值钱的东西都是可以拿出来亮相的，哪怕是假牙什么的。小李以前来例假时用的是卫生纸，她就不敢太张扬。后来用了安尔乐，据说一片安尔乐值一元五，够以前用一个月的，她就有意无意地把安尔乐摆到桌上来了，看到的人心里也暗暗钦佩。还有我老婆，她表姐从巴黎给她带来一件睡衣，说是折成人民币值八百多元。老婆神气很不得了，尽管睡衣透明得看得见肚脐眼，她还跃跃欲试地想穿去买菜。我说菜市场那种地方不适合这种高档睡衣，等以后有进口巨片时，我们再穿了去看。老婆耐心地等了一段时间，后来演《狮子王》，她就想穿去看，我说那毕竟是演给孩子看的呀！她只好又忍着。我理解她的心情，八百多元的睡衣不穿给人家看，跟八元钱一件有什么区别呢？人家老李三百元两排的假牙、小李一元五一个的安尔乐都拿出来了，你想想我老婆多沉得住气呀！在这一点上，我很欣赏我老婆。
　　尽管老李的假牙还值钱，但那天大家开水龙头时都怯怯的，生怕流出来牙齿。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如果哪一天老李没拿他的假牙出来洗，还有人会问：“老李，早上没吃饭啊？”办公室的人就有这样的好处。
　　可是今天，没人反刍，没人梳头，没人洗假牙，大家都很严肃地互相看着，因为容颜还很零乱，模样几就怪怪的。我是最后一个进来的，看这架势，我知道今天又有话了。他们都欲言又止，谁也不想先开口，谁也不想不开口。还是如以往那样，由老资格的老李先开这个头。老李开口前必然要大幅度咬咬上下颌，安顿好假牙，这是他认为比较重要的讲话前要做的。有这个序幕，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相应地高速好自己的位置升降情绪。然后老李就说了：“你们听说了吗？昨天西街死了人。”其他的人就顺这调子或紧或慢地说起来。
　　归纳起来是：有个大款在西街被打死了。死在情妇的窗下，因为他在情妇的住处泡茶。不是抢劫，也不是情杀，而是他不小心把茶叶渣泼到两个行人身上，吵起来，被打死了。死时情妇已安睡，行人在他身旁来回走动，他如一堆垃圾一样无人过问。
　　这样的事听起来并不惊险，如果死的是像我这样的人，顶多算是意外。然而，现在死的是大款。我们办公室的人就认为这里面很有文章可做，他们认为钱多了就会有事，如果这人不养情妇，就不会在那儿泡茶，当然就不会把茶叶渣泼到行人身上以至于被打死以至于老婆在得知他的死讯后仅说了声：“死了好。”竟连一滴泪也没有。
　　我却想他总归要泡茶的，不在情妇家，就在老婆家，或者或什么地方。换句话说中，情妇那个地方也总有人泡茶的，比如我就常在我家泡茶，有时也狠狠地把茶叶渣甩到窗外去，因为街上总有人把死老鼠抛到我家的凉台上，我家住四楼，临街。你想想，手捏着个死老鼠的尾巴就够恶心人了，还把它给使劲扔上来！我不知道谁这么缺德，没能与之理论，抗议的办法是有时也把茶叶渣或香蕉皮从窗口甩下去。那么用力一甩的时候，安全抵消了看到死老鼠的不快，这种痛快于我是非常有益的。
　　但是我没有说，首先我对这类事情毫无兴趣，大款该不该死，怎么死的，都不是我可以操心的；第二，如果我们办公室的人认为他的我死与有钱有关，我却认为没有钱的人也可能这样死去，必然会伤害到他们的感情，这也是万万使不得的。我已经跟我们办公室的人建立了一种诸如生物链一类的关系，我很珍惜这种关系，因为我知道这条链上的任何一环都不能被破坏。因此我几乎怀着爱意听他们反反复复地议论着。
　　听着听着，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他们说的情节怎么跟我昨天的经历一模一样呢？可我并没有死啊。
　　昨天晚上，我又把茶叶渣从窗口甩出去了。倒不是有人把死老鼠扔上来，而是孩子入学有困难，老婆唠叨我几句，我本来已把手举起来，茶叶渣正欲倒进污物桶里，一听老婆的唠叨，脑袋胀起来，就把茶叶渣甩到窗外去了。如果我有理的话，我会把茶叶渣连同茶壶一起砸在客厅里的。可惜我理亏，心里又有气，便只好转嫁到街上。
　　街上马上传来了回声：“哪个婊子养的，给你爸下来！”
　　此时我还没明白这是在骂自己，因为我脑子里想着孩子的事，又生老婆的气，差不多忘了倒茶叶渣的事了。听到骂声，一种根深蒂固的爱看热闹的心情，使我很快把头从窗口探出去。我看到两个男人仰着头往上看，我顺着他们的目光也把头扭向上面，看到五、六、七楼的窗户各有脑袋朝下；又往下看，一、二、三楼的窗户，包括街上的行人都抬头往上看，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这儿。这时，我才想起自己曾扔了东西，但是他们那样说话，使我首先想到的是母亲的清白，再说楼下的两个混蛋也绝不是谁的爸。
　　我比较和气地问：“你骂谁？”
　　楼下“哗——”地笑起来。
　　“就骂你！给你爸下来！”
　　我决定下去，但我先跟他们说了：“你爸我下去！”
　　出门时，我没有把在室内穿的拖鞋换成皮鞋，实际上我不清楚下去要干什么，只觉得是一种召唤，非下去不可。此时老婆还在卫生间里，她刚才是边洗澡边骂我的，她现在又在卫生间里骂我，叫我不能下去。听到她带着水气的声音，我有一种快感，我小跑着下去。下楼时，我看到几个门洞里有人从防盗铁门的栅栏处注视着我，我对他们笑笑，结果，脑袋立即缩回去，木门关上了。我觉得好笑。
　　到了楼下，我发现已有许多人围着那两个人，他们都面对着我，给我留下一条通道。在一种静默和期待中，我加快了脚步。大概是我赤手空拳孤身一人，且一副短裤背心拖鞋的邋遢的模样，有不少观众都笑了，都两个人也放松了警惕性。来到面前，我欣喜地发现两人中有一个是我弟弟的朋友，他也愣了一下，还想假装不认识，我立即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嘿！怎么是你！”但我没拍到他的肩膀，我的手被他的同伴架开了，一种麻胀的感觉从小臂传到肩胛。
　　他只好说：“嘿！是你在泡茶呀？”
　　“对呀，上来喝一杯吧。”
　　他们不太情愿，但又走不了，只好跟我往回走。观众四下散开，发出吁吁声。在楼弟口，碰到我老婆呼天抢地地冲出来，她穿着八百元的睡衣，我很高兴，我们的睡衣总算有机会让人看了，虽然已经很旧了，但毕竟是原装进口的，非同一般。可惜灯光太暗了，只有我知道睡衣的价值。
　　老婆见了我，二话没说，一把将两个朋友推开，不知还骂了什么，一副要拼命的样子。我被她感动了。
　　两个朋友很尴尬，推辞道：“不然，改天再来泡吧。”我说：“没关系啦。”老婆这才知道一切太平，转而热情地说：“走啦走啦，都到这儿了。”
　　以后我和他们喝茶聊天，谈得很愉快。送走他们后，又与老婆温存一番，对她的勇敢表示感谢，她也很愉快，说小孩上学的事大家一起努力。
　　昨天的经过大致如此。他们说的前半部跟我的遭遇差不多，但主人翁不是我，而中大款。大款往下倒茶叶渣也不是因为挨老婆骂，大款不会因为孩子入学困难挨老婆骂的，大款可以赞助，什么样的小学都可以上。他也不是挨情妇骂，情妇被人养着，不敢骂主人。他是因为没教养，有钱的人都没文化，乱扔垃圾、讲脏话的毛病肯定是有的，他迟早要为这样的毛病认识到自己尽管朋钱但还不是受人尊敬的人。大款怎能受人尊敬呢？我们办公室的人坚信这一点。他们也知道我也爱乱扔垃圾讲脏话，但因为我没有钱，他们认为可以咖当别论，再说我又不受他们尊敬。所以，大款的结局就不像我那么美好，他被打死在大街上。
　　我想到大款被打死在大街上就感到心惊肉跳，因为我也完全有可能这样死去。他们说，大款躺在地上，打他的人已扬长而去，观众也走了，他静静地望着天上的星月，也可能看到了情妇窗前的灯光，但他已叫不出来了，这时有行人从他身旁走过，他们发现了他，赶快绕开，边走边频频回头，但没有人走过去看他。他艰难地褪下手指头上的钻石戒指，想对过往的行人说：“喂……谁救救我……这个给……你。”但没有人走近。
　　这里应该说明一下，本来也有人想救他，但他拿着钻石戒指，使想救他的人感到受了侮辱，他们绝不是为了戒指才要救他的。为了自己纯洁的心灵，人们毅然离开，甚至连报警电话也不打，现在的人们最怕沾上铜臭味了。
　　就这样，大款紧紧地握着戒指，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按大李的话说：“第二天，一轮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人们才发现大款已经死了……”
　　这情景听起来有点像《卖火柴的小女孩》，所以我就更为震动和忧伤，两肋部不知不觉地隐隐作痛，因为小李说，大款是肝脾破裂内出血死的。她嫂嫂在医院当护士，亲眼看到了死去的大款，她还数清了大款掉了三颗门牙。所以小李参与议论时口气都是斩钉截铁的，不容置疑。
　　我说：“你嫂嫂一定是个意志坚强的女人。”我想与死人面对面且能数清他的牙齿不是件容易的事。小李白了我一眼，她们像所有的女人那样姑嫂不和，她认为表扬她嫂嫂就等于是瞧不起她。我知道自己又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赶快讨好地对她笑笑说：“你今天气色不错嘛。”小李的脸上才有了点悦色，我松了一口气。
　　大李看我捂住两肋不知所措的样子，甚是可疑，突然指着我问：“哈！你就住在西街，你一定知道情况。”
　　我这才想起，我就住在西街，怎么一点没听说此事？你们都期待着我提供最可靠的消息。我很惭愧地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很失望，都怪我也太马大哈了，连这样的事也不知道。不过我平时都这样，他们也没多说。
　　坏就坏在我自己又节外生枝地说：“我昨天也往窗外倒茶叶渣了。”说这话时，不知怎么的我感到非常痛快，是一种恶作剧的快乐。果然，他们都跳起来，好像我就是死去的大款。
大李叫起来：“什么！你找死啊！”看到我脸上的得意，他大概也认识到倒茶叶渣不等于是找死，就又改口说：“你怎么不爱护环境卫生！”
　　老李也认为像我们这种坐办公室的人，应该有不乱扔垃圾的基本教养。但是他没说出来，我看到他很仔细地把我面前的烟灰缸倒干净，我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以前都是我倒的，每当他要责备我不卫生时，就很认真地清洗烟灰缸。这时我常常很不安，想抽烟也只好到门外去。
小李的反应稍为激烈一点，她以为我的行为不像受过教育的男人。她的丈夫就被她调教得不随地吐痰、不穿背心拖鞋下楼、不随便掏耳朵挖鼻孔。我想幸好我不是她丈夫。
　　我也知道他们这是为我好，可我觉得当你一股恶气没地方出时，非得干点缺德事才能解恨，这是我这种小人物的自救办法。我没有他们的修养，有气也往肚子里面吞，然后才找无辜的人发牢骚。当然了，出了昨天那样的事后，我以后要倒茶叶渣时，会先看看下面有没有人的，免得惹来杀身之祸。不过，像小李这样的女人我是不敢要的，文雅固然文雅，但太累人了，我老婆就能容忍我三天不刮胡子也可以亲她嘴巴。如果我刮了胡子才来，我早没了雅兴了。话说回来，人哪能处世哲学处都文雅呢？比如小李每天早上的反刍就不雅观嘛，我也没说她什么。按照我以前的择偶标准，这种女人也是不可以当老婆的。
　　我跟他们说了昨天的经过，特别强调我没出息打架，也没死人。想到自己还没死，我觉得很庆幸，不知不觉悟地边说边笑了。但是他们听后不太高兴，可能是我说的情况与他们讲的故事不吻合，主要是我没有死。大李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声；“咱们走着瞧吧。”
　　我的心不由得“咚咚”跳了起来。办公室里气氛有点沉闷，我感到很过意不去，没办法，我只好去买了两包相思梅请他们吃，因为有东西吃，大家才又不着边际地说了些话。不过我们没有泡茶，茶叶渣使人觉得难办。
　　下班后，我经过我们西街地界时，看到很多人在笑，整条街充斥着一种沤过的快乐，温热温热的。想起大李说的“咱们走着瞧吧”，好像这是一种不祥的预言。我很恐慌，全身真的像被毒打过似的感到酸痛无力。我奇怪我今天怎么变得如此脆弱了，以我平时的处世态度，一个不知名的大款之死是与我无干的。现在因为茶叶渣一事，使我与他之间好像有了某种联系，我甚至产生了一个错误的概念：我倒了茶叶渣——大款死了，以至于我想到他们躺在街上奄奄一息却无人相助就心如刀绞，我对他的死感到了极大的悲痛的不忍。这一切全因我已分不清我与大款之间的区别，恐慌也在于此，而我们办公室的人是可以分得一清二楚的，因为我没有钱。
　　我下了自行车，在街上慢慢走着。我想既然这里死了人，就会有点痕迹，比如血呀、牙齿呀什么的。毕竟是一个人死了，怎能像他们说的那样行人在他身旁走来走去却无人过问。他们说，大款一直躺在路边，直到凌晨扫大街的人发现了，报告结警察，才由巡警拉走。
　　我在西街走了两趟，仍一无所获。街两侧有些卖食杂的小店铺，我知道它们都开得很晚，也许知道一点什么。我问了几家，他们都没听说，但很感兴趣地问我怎么回事，我说不出来，赶紧掉头走了。他们在背后瞪我，可能还骂了“神经病！”什么的。
　　后来问了一个中年妇女，她挥舞着手里的扫把指向我的鼻尖骂道：“你才死了呢！”听了这话，我有一阵子信以为真，我不再寻问了。
　　此时，夕阳挂在楼角，天空晴朗明丽。街上的行人都似曾相识，他们看上去平静愉快。我茫然地望着这一切，一种危机感从两肋部渐渐滋出，我觉得我已被抛弃在生活的洪流之外，独自一人在晴空下寻找死亡的踪迹。
　　回家后，我问我老婆有没有听说死人的事？老婆高兴地问：“哪里死人了？快说来听听。”看她那么乐，我想真不如死了算了。
　　这件事一直使我心里不舒坦，我们办公室的人却不再提此事了。我有几次试着引诱他们重谈此事都没有成功，他们已有其他话题可说。我这才明白，他们实际上只关注说题，而不在乎一个人的死。我偏偏在这一点上过不去，心里老想着：到底有没有一个大款因为倒茶叶渣给打死了呢？
　　后来，我想到有个同学在当巡警，就去问他：某月某日西街是否死了人？他翻着一本卷了边的牛皮纸记录本说：那天我们市死了两个人，一个是大款，从六楼上跳下去的，已确认是自杀，动机不详。我特地问了他老婆有没有哭，他说哭得死去活来，我听了很欣慰。另一个是流浪汉，姓名籍贯不详，毙命于垃圾堆旁，已由民政部门火化，留了照片，至今无人认领。
我急急问了声：“有没有人倒茶叶渣？”
　　同学笑起来：“你说什么呀，那算什么事！”
我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下来了，是啊，倒茶叶渣算什么事呢？比起赚了大钱后才能从六楼上跳下来，以及到处流浪毙命于垃圾堆旁，我们不是幸福得多也逍遥得多了吗？所以我们能够在办公室里不痛不痒地说谁谁死了，“一轮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简直大美妙了！我觉得自己好像褪了一层皮，全身轻松，无牵无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