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要炸桥。
　　这年头还有人说要炸桥，听起来难以置信，但现在的许多事情是你不信也得信。所以，我们被召集在刑警大队里听候命令。来之前已耳闻此事了，大家都不怎么当真，这些年来的凶杀、抢劫等命案、要案已搞得我们精疲力尽，现在听到炸桥这种事，反倒松了一口气。说实在的，现在说要炸桥，就像说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样，愚蠢而乏味，倒不如说要抢银行激动人心。那个家伙一定是个老古董，要么打战片看得太多了，要么思维还停留在“文革”时期。
　　进门时，我们队里的歌星高兴地唱着：“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啊朋友……”他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逮着机会就唱歌，说是他妈给他生了一副这么好的嗓子，不唱对不起老娘，果然嗓子被他越唱越好。今天他一定是想到南斯拉夫的那座《桥》了，想起电影里炸桥时的惊心动魄，我们对眼前的事态都有点喜不自禁了。可惜南斯拉夫现在整天在打内战，什么波黑、塞族、克族……整天打来打去的，我从电视上看到那些外国老母亲欲哭无泪的脸，是怎么也跟歌星他妈挂不上勾的，想到这里，我突然恨起那个要炸桥的家伙，人家改革开放搞得好好的，他干么没事找事说要炸桥？不想让人过太平日子啊？
　　大概是只有我一个拧着眉头在一边发呆，有人拍着我的肩膀问：“你怎么不唱？”我才发现，队里的人都在跟着唱这首歌，男人很适合唱这种歌，显得又豪迈又顽皮。有人趁兴发出了机关枪扫射的声音，屋里热闹得很，大家很久没玩这种游戏了，没想到有人要炸桥会让我们乐了一阵子。
　　指导员喊道：“吵死了！都给我停下！”大家才意犹未尽地停了下来。
　　指导员刚喊过，队长马上也喊起来：“那个乌龟叫我抓到了，非甩他两巴掌不可！”他指的是那个说要炸桥的家伙。看来，队长也是不相信有人会炸桥的，他觉得那人仅仅是嘴巴痒了，应该甩他两巴掌。
　　但是，上头下了死任务：无论如何要在春节期间保证大桥的安全。为了引起有关人员的重视，上面还发了个“几要几不要”的通知。每当领导们要我们这些基层的同志记住什么的时候，都会简单扼要地归纳出“几要几不要”，一般都在三到五条左右，最多不超过八条，领导也知道，话说多了反而没人听。但老是几要几不要的，难免混在一起，我们常把要和不要的给搞颠倒了，领导也睁一眼闭一眼的。
　　据说对待这次炸桥事件，有关部门的头头们的想法和态度跟我们差不多，只因他们是头头，不能像我们这样考虑问题，他们得承担责任，既然有人说要炸桥，你也知道了，不作出反应，万一真出了什么事，谁负责？所以，他们就聚到市政府的圆形会议室里，很认真地围坐在一起分析研究，作了布署，就是叫我们到桥上去。其实，不用开会研究，我们也知道应该到桥上去看一看。但是开会时，市领导作总结发言时这样说了：“９７年是我国政治、经济、外交取得全面胜利的一年，虽然敬爱的小平同志离开了我们，但我们在以江泽民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香港顺利回归祖国，党的十五大胜利召开，江总书记访美成功，……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一定要确保香州安全胜利渡过牛年，让全市人民过个祥和欢乐的新年。”市领导的话把这次保卫大桥的任务提到了政治的高度上来，桥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上面提到的大好形势就会受到挑战。话这么重，谁也不敢再说什么。意思就一层一层地传了下来，最后落到我们身上。市里做的唯一比较实质性的工作，是请某野战军的工兵连到香江上的几座大桥上查看了一遍，结果没发现异常情况，大家更觉得这件事完全是哪个头脑有问题的人搞的鬼。
　　事情是这样的，有人（假设是同一个人，可能性极大）在前天晚上１０点钟左右，打电话到香州电视台和香州日报，说他要把桥炸掉。因为电视台和报社的人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一听这种电话是又紧张又兴奋，结果全忘了那人的原话是怎么说的，被叫来问时只顾眉飞色舞地形容道：“那人咬牙切齿的，听得出来他充满了仇恨，我都感觉到他好象拿着枪顶着我的脑门了，太可怕了！”
　　当被问到：“他有没有说哪一座桥？”时，他们都巴眨着眼睛，一个说：“当然是香州大桥了。”他认为香州大桥是新建的，最宏伟，投资也最大，是这届市政府为民办的十大实事之一，炸了这座大桥，就会给香州的改革开放成果抹黑，这就是犯罪分子的目的所在。
　　另一个执不同看法：“我觉得他是要炸战备大桥。”他的理由是战备大桥上人最多，香州人过江大多数走战备大桥，犯罪分子如果是要报复社会，必然要挑人多的地方。香州大桥虽然漂亮，但离市区太远了，建成后基本上没什么车流量，老百姓更不去走了，这样的桥炸不炸掉无所谓。
　　听汇报的领导觉得他们说得有点离题了，就轻咳一声，负责问话的同志马上打断他们的话题问：“那人口音有没有什么特征？”
　　“有！”两人异口同声回答。因为没办法异口同声往下说，报社的同志年纪较大，比较有涵养，就对电视台的同志兼让道：“你先说，你先说。”
　　电视台的小伙子早等不及了，也不客气地说：“那人声音沙哑，有点口吃……”
　　“不对吧？”报社的同志觉得事关重大，年轻人好象在讲什么侦探故事，这是不行的，立即纠正道：“我听到的是中年人的声音，女里女气的……”
　　小伙子却不同意他的说法，喊到：“错啦！”
　　这回领导不耐烦了：“不要在这里争了，你们先回去，需要时再叫你们。”待两人走出门后，领导立即瞪了报社和电视台的领导一眼，报社和电视台的领导立即就灰头灰脑的了。起先他们也跟自己的下属一样兴奋，以为可以在这次事件中发挥什么作用，现在还没开始就让领导瞪了一眼，心里很不滋味。
　　我们队长也去开会了，他很高兴看到这一细节，他对新闻工作者一直没有好感，说要是让这些人来搞侦破工作，保证给搅到鸡犬不宁，因为他们眼里根本看不到事实，一切全凭想象，还好他们是搞新闻的，反正新闻就那么回事，大家也不会相信他们的话。要是搞侦破，像今天这样，他们就只有挨领导瞪眼的份了。因为看到报社和电视台的人没市场，我们队长心情特别好，他甚至一口气背下了市领导上面讲的那段话。我过后问他怎么背得下来，他说：“笨蛋！你们就是不讲政治，这点事还背不下来吗？”我闭着眼睛让脑子转了转，果然也全背下来了。
　　队长布置任务时表情轻松，唯一叫他不高兴的是，快过年了还要动用警力去看大桥，而且他认定我们去大桥时，一定会趁机到大桥底下的农贸市场买鸡鸭水产什么的，等于提前放假让我们准备过年。可他早就对我们了：当了警察就别想好好过年！这次我们却因为当了警察可以好好过年，他觉得很不对劲。所以，一再对我们威胁不可偷懒，出了事要剥我们的皮等等。
　　
　　现在，我与歌星在战备大桥上巡查。
　　这里的景色不错。香江基本上还没被污染，水是绿的，江心有沙洲，长了翠绿的草，上面的一头水牛、两头黄牛在吃草。牛身上的皮毛都泛着柔和的光，看着就想去摸摸它们。我不知道黄牛是怎么游上去的。江中有几艘捞沙船在突突突地行走，沙子淌着水，就像在流泪，船上的人目无表情。
　　我已经久没有这么真切地看着这种景致了，身上好象有一种什么东西在阳光的照射下破壳而出，心情渐渐开朗、波动起来。烦人的是歌星老想议论炸桥的事，他一走到桥上就紧张兮兮的。我跟他说，先来回走两趟，多看多想少说话。他嗯了一声，果然伸长脖子在看，皱着眉头在想。我知道作这种样子根本看不到什么，也想不出什么的，但我的思绪已沉浸到目光所及之处，懒得管他了。
　　关于香江和桥，我是有许多感慨的，只不过是这些感慨什么时候已被压到心的底层，即使曾多次从桥上匆匆而过，也没能引起一点回忆。现在在战备大桥上漫步，一种久远的、亲切的记忆就像江风一样拂面而来。
　　我们香州是座小城，香江像一条白练一样蜿蜒在城南。香江也是小江，江面宽不过二百余米，上溯两、三百公里就到了她群岩环抱的源头，向下不到３０公里，就是她的入海口了。
　　香江从香州边上款款而过，像个纤巧、秀丽的香南少女，把香江两岸人民滋养得丰润而多情。但是，她也给两岸人民带来些许不便，主要是交通方面的，还有每年夏季的两、三次大水，使香州人民对香江不敢有所轻慢。
　　解放前，香江上只有一座木桥，木桥常在夏季被洪水冲垮，中秋节之前修好，许多地方过江靠摆渡。在渡口周围被磨得油光发亮的石头上，记载了许多美丽甚至风流的故事。比如我爷爷就是在过渡时赢得我奶奶的芳心的。
　　那时，一只小舢板上载着５个过客，只有我奶奶一个女的，她是渡口这地界远近闻名的美女，只是小时候太任性，足没有缠死，落得两片脚丫上船下船都不用人扶，跑起来也贼似的快。其他４人连同艄公都是年轻汉子，他们在一条小船上面对着美丽而野性的我奶奶，不禁心猿意马，就像那船，晃悠悠地没有一会儿的安宁。艄公刚把湿淋淋的竹竿插进水里，就迫不及待地扯开嗓门唱起来：“查某囡仔（香州话，花姑娘的意思）──你为什么不出嫁，害苦了我们少年家……”唱到这儿，其他人都浪声笑起来，争着对我奶奶挤眉弄眼。我奶奶气恼地把头扭向船外，可能是扭得使劲了一点，不小心逸出了一门无声的臭屁。奶奶坐在船头，风吹过来，船上的男人都闻到了味道。他们不得不停止嘻闹，捂住鼻子叫道：“好臭啊！谁放的臭屁？”我奶奶毕竟是只有16岁的黄花闺女，放了臭屁让男人直接闻到，就觉得屁股那地方好象跟他们发生了某种联系，不禁脸红耳赤。
　　善于观颜察色的我爷爷，一下子发现了这一情况，不知是出于怜香惜玉的男子汉情怀，还是对我奶奶心怀叵测，他不加思索就大声说：“是我放的，放臭屁又怎么样！”爷爷的话起到了双重作用，一方面是替奶奶承担责任，一方面安慰她放臭屁不必感到惭愧。你想想，那时是20世纪30年代初，爷爷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说这样的话，比起现在的男人在女人面前大把大把地甩钱还要潇洒得多。
　　爷爷这一优良作风在我们家一直得到发扬光大。我们家的男性后代都传承了爷爷在女人面前的灵性，在爱情方面都比较成功，就是不怎么花钱，仅靠一两句话就赢得了女人的欢心。但女人们常在生儿育女之后，为我们没花多少钱就把她们娶到手而吵吵闹闹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搞得越活，女人的怨气也越大，就好象我们强暴了她们一样。因为美妙的爱情没了金钱的装点，就变得不温馨也不浪漫了，她们已多年不提自己年轻时对爱情的真诚和执着，倒是对现在的男人们花大钱为女人献殷勤的事百听不厌，什么空运九千九百九十九朵玖瑰啦、什么铺了几公里长的红地毯啦、什么从天而降的钻石戒指啦，这类花花公子、太监、奶油小生们才干得出来的蠢事，她们却像着了魔似地痴迷，有时还会用一种离奇的眼神审视我们，恨不得我们也单腿跪在她们面前。
　　有时我被看得不舒服，就不耐烦地对我老婆说：“反正家里的钱任你花，你想要什么就买什么好了。”可老婆昂着头说：“那有什么意思，人家是要你主动买的。”没办法，我豁出去说：“好吧，你说要什么，我去买。”老婆又说不能这样的，要假装她什么都不知道，而我却非常善解人意地献上她想要的东西，给她一个惊喜。我觉得她这是无理取闹，因为每次我出差，好心好意给她买了东西，她总是嫌我乱花钱，现在却要什么惊喜，这不是强人所难吗？老婆就说我这人一点情调都没有，当初看上我是眼睛被狗屎糊了，说到伤心处，眼泪还真流下来了。老婆每一次的哭闹，都像一层细细的尘屑覆盖在我的心上，久了，也就沉重而麻木了，连对为她花钱不多的歉意也没了。
　　这种事在我们家经常发生，面也越来越广，后来竟连我妈也沉不住气了。她是在“大跃进”的时候，有一次在乱哄哄的人群中，突然听到我爸带头喊了声：“大跃进万万岁！”而对我爸产生异样的感情的。那时一般人都喊：“大跃进万岁！”我爸多喊了一个“万”字，就与众不同了。但是，我爸现在患老年性肺气肿，整天就是咳嗽，别说喊不出什么豪言壮语，就连一两句好听的话也说不出来了。我妈虽然还爱我爸，但在活生生的现实面前，也不得不承认为一两句话而爱上一个人是比较草率的。但此一时彼一时，时光不能倒流，谁也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待过去，这是后话了。
　　那会儿，我奶奶的心上涌起了万般柔情，她觉得我爷爷把臭屁揽到自己身上，无形中好象两人有了某种肌肤之亲，她在那一刻就觉得自己的贞操已交付爷爷。奶奶面若桃花，轻转粉脸对着爷爷绽开了羞涩而妩媚的笑容。爷爷欣喜若狂，他紧紧抓住船舷才没让自己掉进水里。
　　我常想，要是没有渡口，就没有我爷爷奶奶那传奇般的爱情故事，也就没有我们。那遥远的、已不复存在的渡口，成了我家血脉中不可拂去的一环，我对渡口一直怀着感情和敬畏。但是，我现在却在桥上走来走去的，为的是保卫大桥。这样一来，我就觉得自己对爷爷奶奶，甚至我家的列祖列宗有了那么一点儿冒犯。这是我在大桥上毫无意义地走到第３趟或第４趟的时候，看到桥下的运沙船机械地来回穿梭时，想到爷爷奶奶坐的小舢板，突然产生的念头，我的眼前一片翠绿和清亮。
　　但是，运沙船马达的轰鸣震耳欲聋的，使我无法再怀想爷爷奶奶他们当时的情景，我就是在这时感到对不起爷爷奶奶，并厌恶自己的。我清理了一下喉咙，朝桥下使劲吐了一口痰，但江风吹来，有些口水沫又飞回我的脸上，我的心情污浊得不行。

　　第一天的侦察未取得任何进展。队长把我们召回去，从安全部门反馈回来的信息是：目前在香州并没有足于破坏大桥的恐怖组织或敌对势力，从时间和地点上分析，也排除外地人员流窜我市搞破坏的可能。专家们倾向于认为，这可能是某个有心理障碍或喜欢恶作剧的人干的。
　　我问：“是一个还是两个？为什么电视台和报社的人听到的声音不一样？”
　　队长很鄙夷地说：“别听他们的，那些人下回叫来问，不知会说出几个来呢。”
　　从感觉上，我也同意队长的看法，但从侦破思路上，是不能这样的，个人的好恶掺杂太多不利于破案。队长平时就讨厌我爱钻牛角尖，事实也证明我钻牛角尖总是错，很多案件的侦破都是凭感觉，如果什么都来分析推理，绕了一大圈回来，还是原来的感觉正确。
　　队长怕我再犯老毛病，赶紧说：“根据现在的情况，我们要把大部分的警力撤回来，只留一个小组继续侦察。谁愿意留下？”
　　几乎没人愿意留下，桥上的风太大了，在这样寒冷的季节实在受不了，但我的心思却已留在桥上，所以说：“我留下。”
　　队长笑着问：“你还是觉得有问题？”
　　我也笑笑说：“不是，我对桥有感情。”
　　其他人都笑起来，说：“那就留给你好了。”
　　歌星说：“我也留下。”
　　其他人又说：“桥上可以吊嗓子。”
　　事情就这么定了。
　　过后歌星乘没人时，偷偷拉着我问：“你发现情况了？”
　　我觉得所有的人中，只有他以为桥会被炸掉。有那么一会儿，我怀疑他就是那个打电话的人，但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谅他也不敢！这时候，我倒有点佩服那个打电话的人了。说实在的，我对找到这个人没有信心。
　　我们又到战备大桥上去。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如果真要出事的话，可能会出在战备大桥上，或者是，我内心深处怕战备大桥出事，因为战备大桥宠大的身躯里有我家一个钟臼的尸体，我对它怀有特别的感情和牵挂。
　　事情是这样的，香州刚解放不久，还是靠原来的木桥加渡船过渡。到了“大跃进”时期，眼看着共产主义近在咫尺，香州人觉得从木桥上走进共产主义的天堂，有失雄壮，就一口气在香江的东西两段各修了一座水泥桥。按照当时以人力车为主的交通工具设计，两座桥建成后都车水马龙的，看起来十分繁荣，大概人们以为共产主义就是要这样你推我搡着进去。
　　“文革”中，香州人“备战备荒”的观念很强，想到帝修反亡我之心不死，如果真打起战来，那两条水泥小桥是难以在人民战争中，让许多人走来走去的。所以，政府又发动群众修了一座大桥，就是我现在为之牵肠挂肚的“战备大桥”。
　　当时，香州人民的革命热情跟全国人民一样空前高涨，政府号召人民要为大桥贡献石子，就是搅拌混凝土用的小石块，每个人口０．５立方米。全市人民立即齐动员，香州城里日夜可以听到敲打石子的乒乓声，许多居民把自家的石磨、铺在门前的石阶、夏天纳凉时坐的石板，都毫不手软地砸成碎块上缴了，实在找不到石子的，就乘风高夜黑之时，冒着可能被火车压成肉饼的危险，去挖铁轨路基上的石子。果真有个小伙子为此失去了一条大腿，但也没有因此减弱人们找石子的热情。许多人超额完成了任务，也产生了一大批“建设战备大桥积极分子”。
　　我母亲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把我们家祖传三代的一个精致的小钟臼，从我奶奶手上抢过去贡献了。我奶奶本来对桥就没好感，看到我妈竟然要把钟臼砸成碎块拿去建桥，不禁怒从中来，破口大骂：“你这贱人，没有桥会死你祖宗啊！”母亲威胁她：“你敢乱骂，当心街政府把你抓去斗争。”奶奶见过解放初的“镇反”和“文革”初的游街，她很怕公家人。所以妈妈的话很灵，奶奶立即就不敢作声了，但她还是心疼得搂着我们几个哭。我们也哭，因为那个钟臼平时是我们的玩具，我们常用它来钟瓦片、青草、泥巴什么的，现在却要被拿去埋在桥里，就像我们的亲人要被拿去埋了一样。我第一次产生生离死别的感觉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亲眼看到我妈把臼砸破，锤却没有砸，整根丢进石头堆里。所以，我现在觉得那根锤一定还躺在桥上的哪个部位，在倾听我的脚步声。我走在桥上，就如走进我的童年。因为有那个钟臼，我觉得自己与战备大桥有了某种血肉相连的关系，我一定不让那人的炸桥阴谋得逞。

　　我们在战备大桥上巡逻了一星期，没发现异常情况。这期间，桥上发生了两件小事。
　　一件是一辆农用车撞倒了三根大桥护栏，车及时刹住了，或者是护栏把车拦住了，没掉进江里。我们得讯后立即直扑现场，在农用车的后轮旁提起一个蹲在地上的年轻人，提起来的时候他浑身发抖，站都站不住。原来是个无证驾驶的农民，这场车祸已把他吓得半死，连声说：“以后死也不开车了。”车上载着一些装鸡鸭的竹笼，竹笼上沾着鸡鸭的粪便和羽毛，羽毛随风飞舞，一股禽类的体味扑鼻而来。除此之外，没发现可疑物品。歌星还颇机警地钻到车的龙骨底下观望，出来时只叫臭，没说其他的。此人不像有意破坏大桥罪犯，最后交由交警处理。
　　另一件是，有个中年男人用脚踢大桥的护栏，正好被我们看见，制止了他。问他为什么要踢桥，他说刚跟老婆吵了一架，有气没地方出。我们说没地方出也不能踢大桥嘛。他说实在是没办法，要不然他的脚都踢疼了，说着要脱鞋袜让我们看他的脚。我们说不必了，我心里有点同情他，甚至想到了我老婆的模样。此人四十来岁，一副书生相，看来确是个怕老婆的家伙，不像破坏大桥的人。
　　放走那个人后，歌星很轻蔑地说：“这人没有鸟。”他还没娶老婆，看到男人这么怕老婆，感到很痛心。
　　我说：“有没有鸟要等到娶了老婆、生了孩子以后才说得准。”
　　歌星很吃惊地看了我一眼，把还想说的话吞了回去，我估计他心里也觉得我没有鸟。我被他这么一看，心里突然掠过一阵茫然，我们家的男人因为轻巧娶了老婆，好象欠了人家一笔感情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怕老婆。现在看来，我们不是占了便宜，而是吃了大亏了。比如那时，我奶奶因为钟臼的事被我妈气得半死，找到我爸，想让儿子替自己出出气。没想到我爸英雄气短，根本就不敢对我妈说什么，只是安慰我奶奶：“她要不是这么革命，当初怎么嫁给我？”说到底，还是自己没花几个钱的缘故。奶奶气得大骂：“好呀，娶了老婆就是老婆生的了，连妈都不管了。”我爸居然理直气壮地说：“我爸还不是一样。”奶奶想到我妈和她一样，都是因为人家一句话而下嫁的，都是受害者，气也就消了。结果，她连我爷爷也一起骂：“你们吴家都是一样的歹种！”
　　想想被自己的奶奶骂成歹种，心真不是滋味，要是早知道多花几个钱，就可以堂堂正正当大丈夫，谁还愿意省那几个钱？其实，我们一开始也不是为了省钱的，我们亏就亏在对爱情信以为真，以为有了爱情就可以不考虑金钱，就是没想到金钱随时会卷土重来，真正主宰我们生活的是物质而不是精神，人们是在没有物质的时候才夸大精神的作用的，一旦物质丰富了，精神就会回到它本来的位子上去。
　　想到自己的教训，我对歌星说：“等你娶老婆时，钱花他多多的，看女人还有什么话说，看她们敢不服服贴贴的。”我说得恶狠狠的，以为找到了惩治老婆的良方。
　　没想到歌星不以为然地说：“我当然是要有很多钱才娶老婆的，没钱娶老婆也没意思。”
　　这话使我对歌星刮目相看，我以前怎么就不懂这个道理呢？时代确实不同了，歌星只不过比我小八岁，观念却跟我大不一样。是又现实又雄心勃勃。他经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现在的人就是这样。”怪不得常有一些我以为跟我差不多的人，冷不丁变成了什么什么，变成后也不客气地摆出一副“什么”的架子。我以为，即使变成“什么”了，也不必摆那种架子的，你还不是你吗？歌星却认为，不摆架子变成“什么”干屁用！他说现在的人做梦都不想当“自己”，都想变成“什么”，变成“什么”就是为了摆架子的。我说那谁还当“自己”呢？他笑着说：“你呗，像你们这种人呗。”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在水里游得精疲力尽的人，刚刚看到一根救命稻草，却被歌星的话又一把砸了下去。一种落伍的感觉使我对“自己”都有点拿不准了。但是，歌星都这么新潮了，怎么还会相信有人要炸桥呢？
　　歌星说：“我不是相信有人要炸桥，我是希望有人炸桥，真希望来点事啊！”他伸了个懒腰，眼里流露出来的神色是百无聊赖的，跟刚才那种潇洒判若两人。看来，他们尽管跟上了时代潮流，对现实还是跟我一样茫然的。既如此，何不就老老实实当“自己”，稀里糊涂硬撑着去当“什么”干屁用！
　　歌星反过来问我：“你好象以为真有人会炸桥？”
　　我思索着说：“也不是，我是喜欢到桥上来的感觉。”
　　我们说话时，已停止了脚步，倚着桥的护栏对着江面，就像两个交流思想感情的人。这时夕阳西沉，太阳燃尽白光，温柔得像个西红柿，贴在远处的山腰里。江面上闪着一条条金灿灿的光，像火蛇，刺得我睁不开眼睛。我就半眯着眼对着西边的景色，心里沉静得像沙漠。只一会儿，欣喜的感觉就来了，我一点一点地品味着现在的心情，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平静了，现在总算又回来了。
　　站在我身旁的歌星，可能也被美丽的黄昏打动了，突然挺直身子唱了起来：“呜喂──风儿呀吹动我的船帆……”我说过了，他一有情绪就爱唱歌，我以前有点讨厌他这种习惯，今天却觉得恰到好处，当他唱到“我的心像东方初升的红太阳……”时，我竟感动得难以自制，心中又产生了对爱情的渴望。
　　因为桥上风太大，唱歌很费力，歌星唱完《星星索》就直喘气。
　　我说：“再唱。”
　　他看我一眼，说：“好。”
　　歌星巴咂着嘴巴正准备开唱，我们身上的对讲机响了：“桥上的机动组注意，请你们赶快到市政府门口来，有紧急任务。”
　　我们没说什么，起身就走。到了市政府门口，发现这里围了许多人，看上去有百来个，都是些污头垢面、缩头缩脑的人，大冷天的，有的还穿着塑料凉鞋，鼻子和手脚冻得通红。他们都哭丧着脸，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们大队已有不少人到场了，正走动着把这些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队长见到我们就喊：“你们两个到左边去，别让这些人进大门。”
　　歌星问：“他们要干什么？”
　　“你问市长去。”队长瞪了歌星一眼，扭头走了。
　　我们到左边门上。突然，歌星发现那个在战备大桥上踢护栏的男人也在人堆里，立即说：“嘿，那个没鸟的也在这儿，我去把他叫过来问。”
　　那个男人来到我们面前，我问：“又跟老婆吵架了？”
　　他脸上带着歉意的笑容，说：“没呢，上次是骗你们的，我是恨桥。”
　　恨桥？我立即警觉起来，会不会是他？让我们在桥上忙乎了一星期的人？
　　他好象也心里有话，又说：“我们都恨桥，你看，来了这么多人。”
　　“为什么？”歌星急切地问。
　　“三年前，市政府出了一张城建规划图，其中有一座桥从我们的工厂中央经过，主管部门通知我们停产，准备搬迁，客户也不跟我们签合同了。可到现在，桥还是规划中的一条线，我们却连５０元的生活费都没有着落了。大家都说是桥害的，就那么一条铅笔画的线，可把我们一百多号人全坑了，你说我们能不恨？”
　　我和歌星都无话可说。我没话找话问：“你的脚还疼吗？”
　　他摇摇头：“脚疼是没关系的，就是心里烦。”
　　我想不出怎样安慰他，就拿出香烟请他抽。他说：“不会。”
　　“老婆管你？”歌星问。
　　他苦笑道：“现在没人管了，老婆半年前去世了，乳腺癌。”他指指自己的胸部，“我们是同一个厂的，没钱手术。”他大概觉得跟我们说这些没意思，就说：“我得过去了。”
　　歌星小心地问：“你们，有没有谁，给报社和电视台打电话，说要炸桥？”
　　那人笑起来，用手一指说：“喏，他们两个打的。”他指着一老一少正对火抽烟的人，又说：“他们没说要炸桥，是说‘让你们的桥见鬼去吧！’我叫他们别打，他们偏要打，都是出出气而已，就跟我踢桥一样，没用的。”
　　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与歌星面面相觑，事情真相大白得太突然、太简单了，使我们的行为显得十分可笑。可这一切勾起的我对桥的美好回忆和情感，以及由此懂得的，一根铅笔画就的细线、一座无形的桥，就可以左右一百多号人的生活乃至生命的道理，使我更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甚至觉得怕老婆也是一种幸福。
　　看得出来，歌星跟我一样打心眼里喜欢这家伙。歌星问：“他们真的没说要炸桥吗？”他显得很失望。
　　那人还是很纯洁地笑着说：“没有！我也在场听的。他们哪有本事炸桥？不敢的。”他的头摇得像拔浪鼓。
　　终究是队长正确，那些新闻工作者的耳朵和脑袋不知是怎么长的，居然会想出炸桥这样的事来。
　　我尽可能温和的问：“你们今天来干什么？”
　　“也是出气，没用的。”他环顾四周，说，“天都黑了，我要回去了，明天要过年了。”他对我们摆摆手，转身走开，走到那两个对火的人那儿，拍拍他们的肩膀，说了什么，那两个人也跟他走了，其他人过了不久，也都三三两两地走了。
　　这些人都走后，队长又布置了一下，最后对我们说：“你们继续管桥那边吧。千万别给我闹出什么事来！”
　　我和歌星对视了一下，大声说：“是！”
　　后来那几天，我和歌星一直在战备大桥下一家昏暗的小酒店里喝酒，我们曾想叫那个踢桥的家伙也来一起喝，但不知去哪里找他，就算了。直到元霄节过后，队长叫撤了，我们才回去。
　　从那以后，我和歌星成了好朋友，尽管我们有些年龄差距，但可以取长补短。他说话没那么激烈了，我对我老婆也好一些了。想来想去，都是桥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