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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我居然也会成为先进人物。人事科的小吴把三份“香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呈报表”丢给我的时候，明显露出某种猜疑和鄙视，当然还有不满。听说当上这种人才就纳入了市委组织部管辖的范围，是具有一定规格的待遇，叫作“市管”拔尖人才，还会发给不菲的奖金。万一要从知识分子中找个把领导干部，也可能从中挑选。所以要求很高，竞争也很激烈。
刚开始我不懂，我把“市管”拔尖人才听成是“试管”拔尖人才，以为这种人是在实验室里按一定的模式培养出来的，所以才这么叫。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堂是在一个餐桌上，是我的同学老六张罗的一种沙龙式的社交饭局。到场的都是我们香州市的各路豪杰，个个英姿勃发，他们都有自己引以为荣的东西，只有我没有。但老六介绍我时却大声说：“新闻人物，市长接见。医学博士。”我害臊得差点钻到桌子底下去，老六却脸不改色心不跳的，他早有准备，事先把一只手按在我的肩膀上，以防我轻举妄动。但是，还是有一根筷子被我弄掉下去了。
我借捡筷子之机稳定一下情绪，抬起头来，见其他人都颌首微笑，看不出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我嘴里喊着：“小姐，换双筷子。”心里下定决心要纠正老六对我的歪曲。正要开口，坐在我旁边一个衿持的女士款款对我说：“报纸上见过照片。”
不知怎么的，被她这么一说，我竟犹豫了一下，还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愉悦。小姐拿了一双筷子过来，我看着筷子，心想这不是真的，得说清楚。但已经来不及了，又有人接过该女士的话说起了报纸上的事，接着他们从新闻谈到了政治，又谈到了经济，越说越远，我的情况就被他们轻轻掠过。而我所做的仅是把筷子从纸袋中抽出来，又把装筷子的纸袋反复折来折去，折成一个小小的立方体，压到桌子上，看着它弹起来，又倒下去，掉到地板上。
他们谈得很热烈，不时响起欢笑声，我起先还有点不自在，后来跟着笑了几次，就放松下来了。上菜后，大家先干了一杯酒，我又剥了几头虾吃下去，也渐入佳境，跟他们海阔天空起来，越说越舒畅。我发现，这样改头换面地与人高谈阔论，是件挺快活的事情。
老六所谓的“新闻人物，市长接见”，是拉大旗做虎皮。市长来看过我没错，还握了手，但人家不是冲我来的，我是沾了别人的光。前不久，我与警察一起去送一个患病的外地打工仔回家，路上出了车祸，警察和救护车司机当场死亡，我只受了点轻伤。这事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报纸把时下流行的词语、说法都给套到这件事上，最后把两个人的死说成是一项光彩的事业，喜气洋洋的样子，说什么：“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为人民服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死者家属看到这句话时，都忍不住再痛哭一场，我也心惊肉跳的，因为我也可能这样“难能可贵”掉。
警察和司机被授予“革命烈士”光荣称号，市委市政府给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市长看望了所有能看望的人，包括那个赖在我们医院的打工仔，他的称号是“人民”。最后也来看了我。听说市长到我们医院慰问了救护车司机的家属和那个打工仔后，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有什么人？”工作人员说还有个医生，无关紧要的。市长大手一挥说：“既然来了，就都看了吧。”所以才来看了我，前后不到五分钟。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一直跟着，都作了报导。这就是老六说的“新闻人物，市长接见”。
至于医学博士，也是老六给加的码，我只是医学硕士。
过后我把老六臭骂了一顿，我说你这样胡吹乱骗，叫我今后怎么做人。老六笑嘻嘻说：“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现在都讲究包装嘛，我这是给你量身订做，打造你的形象。再说，市长不是见了你吗？你的照片不是上了报纸了吗？我哪点造假了？”
“那博士呢？”
“嗨，把硕士说成博士，在正常范围以内。”
我说：“照你这么说，你们那些神通广大的人物都是打造出来的了？”
老六厚着脸皮说：“你爱怎么想怎么想，反正他们已经神通广大了。”
我想，怪不得他们都不愿意我说出自己的真实情况，他们宁要老六打造出来的形象，我要是把包装给撕了，他们还能神通广大吗？我说你这样吹我，也想让我神通广大？老六说，不，他是要让自己神通广大，因为“新闻人物，市长接见”的家伙，也只不过是他饭桌上的一个食客罢了。我看着得意洋洋的老六，心想我终究被他利用了。
那天老六为了让我参加他的聚会，特地跑到我家来，正常他都是到医院找我的，他怕我老爸。
老六小学、中学都是我的同学，整天跟我泡在一起，刚开始可能是想从我这儿混零食吃和玩具玩，后来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我也习惯于整天跟他混在一起。我们经常背着书包漫无目的地在市区的大街小巷走，可以半天不说一句话，但怎么走，想在哪里拐弯却心有灵犀，连头都不用回一下。我们有时并排而行，有时一前一后，我走前面，老六走后面，我们总是故意让步伐一致，看着两人的左脚或右脚同时伸出去时，我们都觉得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为了这个一致，我们会相视一笑，心里非常高兴也非常满足。整个少年时代，与老六这样没完没了地走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留下了温馨的记忆，香州小城的街景就是那时印在我的头脑中。
也是对香州的熟悉和习惯，使我研究生毕业时，不加思索地又回来了，让父亲大失所望。他第一希望我去美国，第二希望我留在上海。可我觉得学医不是我的志向，去美国或留在上海，只能使我在医学上越陷越深。我之所以学医，是父亲的愿望，因为他买了很多医学书，如果我不学，这些书就浪费了。所以我学说话以后，父亲就教我把吃饭说成“进食”，把胳膊说成“上肢”，别的小朋友看的是童话故事，我读的是人体解剖图谱。可我从小的梦想是当冒险家。我们不是香州人，我父母是大学毕业分配到香州的，就在这里扎了根，父亲常常想念和赞扬他的大上海，但真正叫他回去，他又没有信心和勇气。母亲是山西人，那里很穷，她就不怎么说老家。
老六是地地道道的香州人，追溯他父亲以上的三代，都是香江边上阴森潮湿的瓦房里的土著。他说他家屋顶都长草，怎么能读好书呢？我却很喜欢他家青黑色的老房子，那些葱绿的茅草像老屋的头发。老六头脑很精，但学习不好，主要是不用功，凡事都想耍小聪明。我老爸每次骂我不思上进，交的是狐朋狗友之类的话，指的就是他。
有一次，老六又在我家对我吹嘘他如何耍弄女朋友，前后五个女朋友，如何个个心甘情愿为他掏钱掏物掏身，被他抛弃时又如何深明大义，含笑而去，至今还藕断丝连，招之即来，来之能战。这些鬼话正巧被我爸听见，他老人家当即响亮地咳嗽一声，威严地从他的房间里出来，老六吓得拔腿就跑，连一声招呼都不敢跟我爸打。我在后面喊：“把门关上。”他只好又掉头来关门。
我爸不客气地指着老六的背影说：“这个张国庆，獐头鼠目，这辈子不会有出息的！”张国庆是老六的大名，可他不是国庆节生的，他父亲喜欢国庆节，有翻身解放的味道。他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也有希望他离开摇摇欲坠的老房子的意思。因为他出生时体重六斤六，他家里人又叫他六六，我们叫他老六。
老六从我家慌慌张张地跑出去时，被停在楼梯口的自行车拌倒，连人带车一起摔在地上，他还知道停下来把自行车扶起来，架好，又恨恨地踢它一脚，再继续跑。他的狼狈相和有条不紊的撤离，让我开心极了，我哈哈大笑，他回过头朝站在窗口的我甩了个中指，骂了声什么，我更高兴地笑着，跟他招招手。我爸生气地说：“你还笑？交这样的朋友还笑得出来？”
其实，老六不能算是我交的朋友，不管我要不要，他都是我的同学，我是把他连同我的青少年时代一起珍藏起来的，正是他这种带着毛病缺点而不加任何掩饰的同学，才使我感到友情的生动，才抵御着生活的死板与无聊。这一点我老爸是不能理解的，他以为朋友就应该畅谈理想、互相鼓励、共同进步。我却认为，如果都交这样的朋友，还不如去玩电子游戏机。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宁可舍近求远到电脑上去找子虚乌有的网友，没日没夜地在网上诉尽衷肠，却不愿意在现实生活中与人多说一句话。我爸断言老六这辈子不会有出息，恐怕也不正确，我知道，“飞黄腾达”是老六这辈子永不停息的追求。
老六从香州师专毕业，被分配到一个荒凉的郊区中学时，曾红着眼对我说：“这辈子，我一定要混出个人模狗样来！”至少要比我强。他说从小我就是他的最爱与最痛，因为我爸是市立医院的院长，我妈是一中的语文老师，而他爸在第三运输公司拉板车，他妈在木箱厂搬木头。他在家里吃个红糖丸子都会被骂得狗血淋头，而我却有“米老鼠”奶糖、巧克力、夹心饼干甚至泡泡糖，这样的零食当时在香州是根本看不到的，都要从上海带来。第一次吃我给他的泡泡糖时，老六把整块胶糖都吞进去了，我吓唬他，这样肠子会被粘住，以后他再也不能大便了。吓得他在茅坑蹲了半天，两颗眼珠子瞪得快掉出来了。而我又把吃出来的泡泡糖胶块粘在他的头发上，使他不得不剪去一撮毛。这些事都成了他日后发奋的动力。
人只要有了这点信念，就会有成功之日。以老六的聪明和坚韧不拔的性格，我以为他最终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像我这种胸无大志的人，才会得过且过，碌碌无为。我懒得跟我父亲说这些，不然又会引来他对社会及我的前途的忧虑，其结果是我的心脏病当场发作而不是他。
老六那天鬼鬼崇崇来到我家，他指指我爸的房间，用目光询问我。我说：“出去散步了啦，你要是怕就不要来。”老六立即换了个人，“啪”地摔到沙发上，把脚跷上茶几，说：“我怕什么怕！”我叫他把脚放下，问他有什么事。
他却不直说，而是老毛病发作，他说什么话之前，都要先发表一通理论垫底。他说现在是信息时代和多元化的社会，要积极参加各种各样的人际活动，才能获取信息和让自己多元起来。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故意在自以为关键的地方戛然而止，然后端起杯子喝茶，眼睛不看我，想等我好奇地发问。可我根本就不感兴趣，倒是他的样子令人发笑。他刚才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这个时代，是信息的时代；
这个社会，是多元的社会……”
──停。
我不知道他最近跟什么人混在一起了，老六总是跟什么人在一起，就说什么类型的话。看这般光景，可能是跟演说家或当官的在一起。但是，他把话说成这样，如果我硬是不发问，他真的没办法往下说呢。我只好敷衍着问：“什么信息时代什么多元社会。”我话说得很快，还故意把头扭到一边，我也不看他。
他感激地看我一眼，迅速说：“信息时代，就是要从大量的信息中发现价值，为我所用，点石成金；多元社会，就是抛弃单枪匹马、独闯天下的旧思路，善于利用外力，资源共享。”说完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他高昂的情绪略收敛了一些，但仍维持着一种论证的状态。
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就说：“行了吧，说得那么复杂，不就是利用吗？利用信息，利用人际关系。”老六正色道：“不能说利用，而是开发。”我说：“好吧，好吧，就算开发吧。你想从我这里开发什么？”我知道他来找我不会是为了发表演说的。他才说出要我参加他召集的Party。我说参加就参加，我还乐得有酒喝呢，干么绕那么大的圈子，说那么多的废话。老六说，任何事情都应该阐明它的意义和价值。
老六的意思是说，参加他的派对可以获得信息，点石成金；认识那些人可以资源共享，互相开发。他神气地念了几个人的名字，以为我听了会激动得坐不住，我说我不认识，除了一个电视播音员，因为他的名字就打在电视屏幕上，我们不得不知道他的名字，其他人我一个也没听说过。老六有点气急败坏的，他说这些人都是我们市里数得上的人物，有青年企业家、政界新星、警察、记者、歌星等等，最大的官是正处级，最有钱的是一个私营企业老板，“恐怕有一千万了吧？”老六好象在说他自己。“对了，”他意犹未尽，“还有一个得过全省散打亚军，也就是武林高手了。”可见他交往的人都是各界精英。
老六本人是以“著名”作家的身份参与这种活动的。
他落难到郊区中学后，边吃粉笔灰边苦苦寻找杀出困境的办法。最后决定走文学之路。他分析了自己的实际情况：一没资金，二没关系，三没体力，只能靠开发自己的聪明才智了。写文章是成本最低且最快捷最容易引人注目的项目。主意已定，读书时作文总是不及格的老六开始一篇一篇地投稿，老天有眼，终于让他发表了几篇文章。那段时间里，老六的胳肢窝下总是夹着一卷报纸或杂志，有意无意地抖动着，要是有人问他那是什么，他就若无其事地说：“没有啦，是我刚发表的几篇文章。”然后拿出来给人家看。
这样，他渐渐有了点小名气，结交了一些人，后来找了关系，于一年多前胜利调到市委宣传部。刚调进宣传部时，他曾踌躇满志地对我说：“三年混个副科，40岁前争取副处！”还说我有什么事可以找他。我说我干么要找你，我最讨厌舞文弄墨的人了，何况你这各种投机分子。他说我逃不出他的手掌心的，因为我是医院的医生，医院归卫生局管，卫生局归宣传部管，所以他是我的上层领导。可实际上是我根本不需要他这样的领导，倒是他经常带人来医院找我麻烦。
后来，可能是讲那种话吃了什么亏，他才不敢再叫嚣什么三年计划，几岁当什么。但他的目标和步伐是坚定的，积极参与和组织各类社交活动，就是他实现目标的具体行动，而老六也确实提前实现了自己的目标，他刚刚被任命为宣传科副科长，这次的Party就是为庆贺他的提拨而开。
我就是在老六的Party上第一次听到“市管”拔尖人才的，那些神通广大的人物对这一荣誉都有浓厚的兴趣，个个跃跃欲试，一副志在必得的样子。坐在我旁边的那位女士（后来我才知道她是我们香州日报的扛顶名记──老六语），当着大家的面咬牙切齿说，这次一定给她老公弄个拔尖人才当当。
那时小吴还没把表格给我，我对拔尖人才的含意还不甚了了，但我在吃饭时已经看出女记者心高气傲，不把什么人、什么事放在眼里，比如她说我们去送病人的做法是愚蠢的，“烈士”的称号一文不值。我也承认送病人的做法是愚蠢的，但那是领导决定的，领导的所做所为大部分是愚蠢的，她骂得好。但若说“烈士”的称号一文不值，就令人难以接受了，至今，两个正在与我聊天的小伙子在瞬间血肉纷飞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却有人说他们一文不值，怎不令人心寒？我想到清理现场时，两个人的尸首收拾起来就剩两小堆，几乎又要流下眼泪，但我忍住了。我借着酒力动情地说：“那是用生命换来的呀！”女记者厉声说：“那有什么！也不看看换来的是什么，一点用处都没有！”老六在旁边附和道：“对呀，以前还可以照顾买东西时不用排队……”我不等他说完就把啤酒泼到他脸上，他才住了口。
就这样一个睥睨一切的女记者，却踌躇满志要给老公弄个什么当当，我还以为是评健美先生或优秀丈夫之类，因为这对她是有实际用处的。直到明白女记者在乎的是拔尖人才，我才真正认识这个词。
那天的派对真是乌烟障气。那些所谓的精英豪杰，几杯酒下肚，个个原形毕露，牛皮都快把包厢给吹破了。结果是谁也不听谁的，只顾自己大声说话，各种男声、女声、大嗓门、尖叫声混杂在一起，有的见没人听自己的，就拿起手机来打，说是打给某个响当当的人物，其他人就说，谁？我也认识，我也跟他说几句，手机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最后不了了之。老六怂恿我也给市长打电话，我说我不知道号码，他们都遗憾地看着我，眼神早已发直。
十二个人喝了六箱啤酒。喝到１１点左右，散打亚军突然脱掉外套说要露一手给大家看看，大家心不在焉地鼓掌，仍说着自己的话，没一个认真看的。因为房间太小，武林高手施展不开，刚拉开架势就踢到椅子，然后又一屁股坐到墙角的沙发上，他索性躺下去，一会儿就响起了鼾声，也没人去管他。
大款始终在对女记献殷勤，他不断地把她的酒倒到自己的杯子，又把自己的酒倒到她的杯子，嘴里喃喃道：“你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女记半推半就，把倒来倒去的酒抢来就喝。大款爱惜地看着她，说：“你看你看。”女记眯着眼睛，跷着下巴，似醒非醒，大款呆呆地望着她。
政府官员在苦苦思索着什么，急着要跟谁探讨一下，他看我比较闲，就把杯子从对面举过来，说：“来，博士，咱们干一杯。”我大声说：“干！”两个玻璃杯重重地撞在一起，啤酒泼到了一盘鱼里，我们“咕咕咕”把整杯的啤酒灌下去，又很有风度地把杯底亮给对方看。官员按下杯子，开始说：“腐败这个东西，看你怎么来理解……”我听了几句就走神了，他还一直在说，旁边的播音员也喋喋不休的。
因为我的头已经晕乎乎的，其他人，特别是老六还干了些什么我都不知道了。但大家都免不了要做的一件事是走马灯似地上洗手间。老六订的这家酒店的洗手间是男女共用，里面有人时，大家就在外面等着，进进出出都互相打招呼。女记者仍很衿持，出来时只跟我点个头，我却热情地问：“好了？”她未置可否。
总之，是酒使大家不分彼此，情同手足。喝到半夜出来时，大家都搂胸搭背的，女记者一直握住我的手不放，说有什么要见报的，尽管跟她说。我也说要看病买药尽管找我。最后大家都依依不舍，一再表示还得再聚聚，同一句话不知说了多少遍，这时所有的人都成了兄弟，连女人也是兄弟，什么“王局”、“陆董”、“陈主播”、“大作家”、“博士”、“神探”、“南哥”（武林高手）、“名记”、“一秀”（某著名公关小姐）统统见外了，兄弟，兄弟，酒过三巡皆兄弟也。老六像鹦鹉一样，人家说一句，他就跟着说一句，他已经管不了自己了。
这就是老六说的资源共享、互相开发。我参加这次活动的收获是弄清楚了“市管”拔尖人才不是“试管”拔尖人才，但我没从那些人身上开发出什么，老六却从我身上开发了一篇小说。他把我们送病人以及死了人这件事写成一篇小说，叫作《一个英雄诞生的前因后果》，发表在《佛山文艺》2001年4月上半月号上。但他歪曲了事实，没写两个烈士，却把我写死了。我向他提出抗议，他说小说就是虚构，请勿对号入座。我没有办法，就讽刺他，把小说发表在那样的刊物也不是多光彩的事，看看那些标题，什么《恋恋风尘》、什么《也就是撒撒娇》、什么《飞一般的同居故事》，恶不恶心？他又厚着脸皮说：“人家给的稿费高呀，现在的写作是有奶便是娘。”我说这就是你的“点金术”？他说是。
我没想到那些精英豪杰们向往的“拔尖人才”，居然也降临到我身上。
话说人事科的小吴把三份“香州市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呈报表”丢给我的时候，明显露出某种猜疑和鄙视，当然还有不满。她一定以为我去跑了什么关系，因此猜疑。用关系跑出来的荣誉，当然要鄙视。不满是我跳过了单位，不知上面的谁直接点名让我当拔尖人才，他们不敢对上面的领导有意见，却把怒气发到我身上，认为这是我对单位领导包括小吴的不尊重。正常选拔这种人才是要层层过关的，最关键的是要所在单位选中、呈报，而我在我们医院肯定没有这种荣幸。我们院长曾冷笑着对人说：“彭一亮，他想出头，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彭一亮就是我啦。虽然当个拔尖人才也不一定能出头，但毕竟不是我们院长愿意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医院的太阳即使没从西边出来，至少也应该从北边出来，那多有趣啊！
我这么对小吴说了，还问她院长如何让太阳从北边出来，用竹竿捅吗？小吴气得嘴角直发抖，我因此发现她今天涂的是紫色的唇膏，这使她看上去面目狰狞，我实在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又说：“你吃什么了？嘴唇那么黑？”小吴有一会儿说不出话。我们面对面，
我巴眨着眼睛等她发作，我觉得她即使打我一巴掌也是可以的。但她没有，她只是吸了一口气，对着我冷冷地“哼！”了一声，扭头顿着脚跟走了。因为地板是花岗岩的，又是梅雨季节，湿漉漉的，她这样顿着脚走路，很容易滑倒的。我在后面喊：“小心！”她不理我。
我觉得小吴在我与院长之间，不应该明显地站在院长一边。想当初，她想跟我好的时候，是怎么说来着？她说我是她的太阳，天晓得是不是院长的那一颗，但我知道她说这种话纯粹是在练习某种技巧，因为她说话时死死地盯住我，好象要把我控制住。记得我在网上看过一篇文章，叫作什么“示爱三十六法”，说的是时代已经发展到了女性最自由和最个性的时候了，女人在爱情上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她们应该敢爱能爱，在发起主动进攻时，有三十六种操作技巧可供参考，其中一种类似于小吴这样，死死地盯住对方，“使其无法抗拒”。
可我认为这种办法并不好，小吴在我这儿就是失败的。我觉得女人家表白爱情的时候，至少得有点羞涩才是。我曾在电视上看到花豹作爱的场面，人家母豹在这种时刻也是柔情似水、风情万种的。电视上说豹子作爱都是女豹主动表示的，女豹在表示时也仅是低着头在男豹身边走来走去，用脸去摩挲男豹的身体，含情脉脉地看着它（他）。猛兽尚且如此，何况人呢！
在那篇文章里，把爱情讲得非常可怕，三十六法几乎都是在搞阴谋诡计。我看了感到爱情变质，人性无望，不知人活着是为了什么。老六却说我太幼稚，这样会吃亏的。他说都已经二十一世纪了，人的爱情观、价值观、道德观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感情不能再抱有幻想。他警告我，二十一世纪是谋略的世纪，一切都是智力游戏，包括爱情在内。例如，他一人对付五个女人还游刃有余，用的是智力，而我一次半拉子的恋爱就伤筋动骨，费的是心力，不行的。
当时我正处在一场单相思的痛苦之中，老六的话更使我伤心欲绝，我不知道我心爱的女人是否在用智力对付我，如果是的话，我就连单相思的痛苦也没有了。这样一来，生活就变成了程序，game主宰了我们。据说有人已经进化到可以对着电脑操作键盘，与网上恋人做爱，并达到高潮，而离开了网络，对着有血有肉的异性，他们却找不到感觉。
这种情形使我忧心忡忡的，小吴偏偏在不恰当的时机、用不恰当的手法向我表示爱情，使我有一种“狼来了”的感觉。我真的跟不上形势了，她的表情和语言不但没有点击到我的智力，反而使我感到肉麻和厌恶，我没好气地说：“太阳不敢当，把我当男人就可以了。”
听了这话，小吴没有像一般的女人那样使性子、耍脾气，而是璀璨地一笑，高兴得什么似地说：“不错不错，你还算有自知之明，没有落入我的圈套。”她说她是跟我玩的，想试看看我会不会信以为真，“但，那是不可能的！”她最后摆出一副智商很高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女强人样子。我想，时尚女人确实不同凡响。
以后，小吴就跟我们院长做得很好了（老六说，新概念爱情不能用感受的，而是用做的，与谁拖拍就叫与谁做），院长把权力做一点给小吴，让她当人事科长，经手职称评定、积极分子、劳动模范，包括拔尖人才的评选工作，使她有做别人前途与荣辱的快乐。她则做一些肉体给院长，使他在人生暮年又有了小伙子般的激情，家庭工作两不误。彼此做完了，也就两清了，谁也不会找谁麻烦的，比起以前那种第三者呀，婚外恋呀，要死要活的利索多了。
小吴跟我们院长做上以后，在我们医院的地位直线上升，排到了几个副院长的前面，大家都去巴结她，因为她这一关过了，院长那边就没问题。所以，小吴看不起我是很正常的，但这次她拿我没办法。
下班的时候，我又在医院的大门口碰到小吴，我以为她肯定还在生我的气，也没准备要跟她打招呼。她却放弃前嫌，主动叫我：“哎，一亮。”她的声音很尖，很响，叫得很甜蜜，害得许多人都朝我张望。有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可能被她吓了一跳，突然紧急刹车，差点摔倒。
我说：“什么事？”她笑吟吟地走上来，我看到她已经换上了玖瑰红的唇膏，但仍给我血盆大口的感觉。小吴看我警觉的样子，笑着推一下我的肩膀说：“怎么，还在生我的耶？”我觉得应该是她生我的气才是，怎么反过来认为我可以生她的气？小吴又说：“拔尖人才了，架子大了，是不是？”我说：“还没呢，钝着呢。”小吴转而关切地说：“那些表赶快填一下，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可以找我。”她的眼睛传达出丰富的内容，弄得我也有点想入非非。
正值下班高峰，我们医院的同事看到我和小吴站在大门口亲切交谈，都友好而善解人意地从我们身旁绕过，正常他们是要跟小吴打招呼的。我看着绕道而去，有的还在回头的同事，心想：他们在看什么呢？
但是，“拔尖人才”还是让我挺难办的，我觉得我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另外，我也不屑于这样的头衔，特别是这种莫名其妙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从小妈妈就教育我，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再说，填那些表格也够麻烦的。
大概拿了表格的三、四天后，我正在诊室里看一个老病号，边与他聊天，老六风风火火地闯进来，当着病人的面就凶我：“彭一亮，你不要故作清高了，你以为你不当拔尖人才人家就会说你高尚吗？不会的，人家会说你装腔作势，说明你很在乎，比好好地当了更令人讨厌。”
因为他来得太突然，话又说得快，我基本没听懂他在说什么。病人见势不好，拿了处方笺赶快走，说：“彭医生，我走了。”我说：“你的东西。”病人拿了放在椅子上的包，小心地看老六一眼，退着出去。
我问老六：“你刚才在喊什么？”老六又把他的意思说了一遍。我总算听明白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我觉得自己挺无辜的，当了拔尖人才，人家会说我是跑关系得来的，不想当，人家又要说我装腔作势、故作清高。其实当与不当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想当我自己，却办不到。老六说，让你当什么就当什么，不要多想，想也没用。他又告诉我，有人给宣传部写匿名信，举报我向病人索贿受贿，工作吊儿郎当，思想品质不好，警察和司机的死我有间接责任等等。这些罪状足以让我进监狱了，还当什么拔尖人才呢？
我很惊讶，问：“谁这么关心我呀？”
老六沉痛地说：“如果你不是拔尖人才，谁会关心你！”
听老六的口气好象我就是个拔尖人才，这大大地鼓舞了我，加上有人这么关心，我对拔尖人才也有了兴趣。老六叫我赶快把表格填好交上。我从抽屉里拿出表格，要他帮我填，他没说什么，从公文包里拿出自来水笔，到旁边的桌子去填。
老六很快把表格填好，只是桌子太破，他的笔把表格捅了几个窟窿，每捅破一次，他都要“哎呀！”叫一声，不过问题不大。他本想用他的生花妙笔在我的“成就”栏里发挥一下，我不同意。但他坚持把我的英语水平写成“熟练掌握”，因为只记得Pen、Verygood和Thankyou几个单词的他，都写“中等水平”了，我不写熟练掌握”令人惋惜。我只好随他的便。他只填了一份，其余的让我照着抄，整份表格他都没有不清楚的地方。
我想起小吴的关照，问：“你怎么这么熟练？”
他不满地看我一眼，说：“就你可以是拔尖人才，我不可以，是吗？”
“哇噻！”我击了他一拳，说：“干么不早说，连你都是了，我还有什么好客气的！”
老六吐了一口气说：“我可不像你，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来的。”
不管怎么说，有老六作伴，当当也无妨。我对老六说：“你帮人帮到底，帮我问问，是哪个恩人在暗中相助。”
老六说：“这好办。”
后来老六去组织部探听情况，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搞清楚了。
那天他又冲到我家，这回竟不怕我老爸在不在家了，他说：“你小子时来运转了！”听了这句话，我父亲也暂时放下对老六的反感，问：“什么事？”老六讨好地说：“伯伯，市长重视阿亮了。”父亲的脸色明显开朗起来，但仍不动声色问：“怎么说？”老六说，我的拔尖人才是市长亲自点名给的。父亲舒了一口气，让身体缓缓靠到沙发上，闭上了眼睛。
老六不知道父亲是怎么回事，不敢再说话，客厅里一时静下来。电视里一个女人烦燥地走来走去，我老看到她扭动的屁股，当她又一次迎面走来时，我突然想起了什么，赶快摸摸父亲的脉博，问：“爸你没事吧？”父亲微笑着拿住我的手，拍拍我的手背语重心长说：“小亮啊，你不要辜负了领导的期望。”父亲每次叫我小亮，我都难为情得要死，我不客气地说：“你没事就不要这样。”我抽回自己的手，第一次发现父亲的手心是那样的绵软温润，被他摸过的地方，就像给抹了一层肥皂泡，粘乎乎的，我使劲搓了搓，仍搓不掉那种感觉，只好到洗手间去冲水。这是我的职业习惯，每天要洗无数次的手，甚至听到不卫生的语言，也要洗手。
从洗手间出来时，看到父亲正与老六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老六像换了个人，大大列列地对我招手说：“阿亮，快，说说你是怎么跟市长搞上的？”要是在以往，他这种样子肯定要让父亲发火的，但今天我老爸却赞赏地附合他：“嗯，说说。”
我想不起来是怎么跟市长搞上的，大概在一个星期前，我在急救中心看过市长的病。
这里要说明一下，我原来是在内科病房的，因收受患者的红包，被领导贬到急救中心，我就是在急救中心碰到那个致使两人丧命的打工仔的。这个打工仔因病无钱医治，危在旦夕，他的同伴想了个好办法，把他丢到一条臭水沟里，再打电话向警察求助，警察就把他送到我们医院。因为我们这个城市的精神文明工作做得特别好，各行各业都开辟了为民服务的热线，医院也开辟了一条“绿争通道”，凡警察送来的急救病人，一律收下治疗，我们医院因此有30多万元的医疗费没地方讨。
我把这个打工仔救活了。救活后，没人来认领，这个病人就赖在我们医院，要吃要住要治疗，医院丢也不是，不治疗也不是，钱却一天天地投进去。院长恨之入骨，还怀疑我是为了报复领导对我的处分才救活病人的。我有口难辩，我是怕不救活病人人家会说我没红包就不努力，现在救活了又说我故意跟领导过不去。那段时间我简直是我们医院的罪人，后来，经过有关部门协调，决定把这个病人送回家去。公安部门派了个警察，我们医院派我和一辆救护车，当然是我了，没人愿意去的，800多公里的跨省长途，只有我去将功赎罪了。我却以为是一次游山玩水的机会，就带了相机、胶卷、“笔记本”、光盘等等。我跟司机说，回来时，我们拐到哪里、哪里去玩，司机说好。但救护车刚开出几十公里，就在高速公路上出车祸，警察和司机当场身亡，我受了点轻伤，那个病人却安然无恙。这部分情况老六在他的小说里都说了，基本属实，只是我没死，我因祸得福，成为“新闻人物，市长接见”。
大约一星期前，我照样在急救中心值班。突然，一伙人慌里慌张地搀着一个人进来，一看，正是我们敬爱的市长。市长脸色苍白，有些细小的汗珠渗在他的额头和鼻尖，头上稀疏的两绺长发也垂落下来，露出原本盖住的光亮的头皮，两绺长发挂在耳畔，使市长看上去十分滑稽。但他很虚弱，已顾不上整理头发了，他的随从对那两绺长发束手无策，谁也不敢动手把它们放回去，又怕我们这些百姓看市长的笑话，就摆一副严厉的样子。其实，我们当医生的，什么没见过，我敢说，所有到急救中心来急症的秃头病人，只要他们是采取蓄两鬓的长发来盖住头顶的，没有一个能让头发安安分分地披在头顶上的。所以，市长的样子我们根本不爱笑。
我迎上去，说：“是你啊，市长。”市长的记忆力还行，他也认出我来了，勉强点点头。我出于职业习惯，马上要对他进行检查，但他的陪同人员把着不让我靠近，他们已经在路上通知我们院长了，估计院长马上会带一帮人赶来抢救。我不知道这些情况，我也不知道市长与病人之间有什么区别，人命关天，他们却在这里耍威风。我说：“我是值班医生，不让我看，出了事你们自己负责。”市长因跟我见过面又握过手，不好意思不让我看，可能也是怕真的会出事，就用眼神示意他的人让开。
等院长带一帮人赶到时，市长已经脸色红润，面带微笑，头发也已放回原处。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叫什么名字？”我说：“不用谢。彭一亮。”市长没明白，我又补充道：“彭德怀的彭，一个两个的一，天亮的亮。”市长明白了，说：“好，彭一亮。”我不知道他是说我好，还是名字好。
虽然如此，院长还是大呼小叫着指挥那些主任们给市长检查。市长说：“不用了，没事了。”院长的脸色不太好看，他不满地看我一眼，又请市长住院观察一下，做进一步的检查。市长问我：“小彭，你说有必要吗？”我说不必了，这几天不要太劳累，不要太激动，服些药，还可以正常工作呢。市长听了很高兴，对大家说：“怎么样，听到了吧，就按小彭说的办。”然后与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告别，握我时，多晃了两下，还拍拍肩膀，以示优惠。
事情的经过大致如此。过后我们医院不少人对我有意见，说院长留市长住院是有道理的，我们医院盖高级病房还缺一大块资金没有着落，如果市长住下来，好好侍候，至少可以从他那儿挖到一、两百万。平时市长请都请不来，现在是到嘴的肥鹅让我给弄跑了。他们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大家就等着高级病房建成后，住进领导干部、名人、大款、老外，我们医院将轻而易举地从这些人身上获得丰厚的利润，大家工作起来也心情舒畅。而那些贫困农民、下岗工人、朝不保夕的小摊小贩小手工业者，看个病都像豁出去了一样，对着巨额医疗费，他们往往“死人不死猪”。如果都看这样的病人，大家只好喝西北风去。他们说我之所以不在乎医院的福利，是因为我的红包赚够了。还说院长来迟了一步，就是知道机会难得，在挑选为市长服务的人员时费尽了心思，真是呕心沥血啊！那些天里，我们医院普遍流淌着一种遗憾和厌恨的情绪，而我是罪魁祸首。
我说：“做人真难啊！”这句话本来是随便说说的，但说出来时，竟有一种愉快的心情，这些天来我一直有一种雀跃的感觉，现在想起来了，我的快乐就因为我成了“罪魁祸首”，我觉得“罪魁祸首”跟院长差不多大了。
老六沉着地听我讲述，父亲则不时激动地发表他的看法，每次都说我不对。老六最后总结道：“知道市长为什么看上你吗？”我摇摇头，老六说，我处理好市长的病情不是主要的，我不治好，别人也会治好，关键的是我说他不必住院。老六一针见血地说：“你知道吗？市长今年五十五岁，年底市政府要换届，他可上可不上，如果住了院，渲染出去，对他连任是很不利的。”我才明白，市长听到我说还可以正常工作时会那么高兴，还对大家说：“都听到了吧？”
父亲也如梦初醒，他刚才还在批评我没经验，说像市长这样的病人，应该慎之又慎，宁可让他再住院观察观察，以防万一，又不会得罪院长。听了老六的话，他才知道现在当医生不容易了。老六走后，父亲说：“这个张国庆，本事不小，头脑灵活，你也跟人家学学。”
在市长的关心下，我顺利当上“市管”拔尖人才。又因为有老六的开导，我当得神气活现的。听说市长对我的评价是：业务精，医德好，作风正派。市长就是市长，看问题挺到位的。我的业务确实精，所以才有病人经常给我送红包，看不好病的医生是没人送红包的，你要是不收病人的红包，他们会很不放心，怕你不认真治疗。医德好也是千真万确的，没送红包的病人我也照样治好，比如那个打工仔，我守了三天两夜才把他从死亡线上救回来，说要送他回家，我也是一叫就走，毫无怨言。至于路上出事故，那不是我的责任。作风正派，肯定是市长自己深有体会，因为我没有因他是市长而乱拍马屁、丧失原则。经过市长这么一评价，我对自己也刮目相看，甚至暗暗下了决心：从此以后，好好做人。
我在我们医院的处境明显好转，到处听到有人“一亮”、“一亮”地叫，我一律采取爱理不理的态度。我经常敞着白大褂、双手插在深色西服的裤袋里走路，一双鳄鱼牌皮鞋亮晶晶的，以前大家对我这种样子是非常看不惯的，主任还警告我不能这样，他要我像护士扎腰带一样把白大褂的扣子扣好，现在没人说我什么了。院长也对我笑脸相迎，还征求我要不要回病房工作。但是，自从我目睹了警察和司机的死亡，以及后来的一系列变化，我已经对这一切无所谓了，甚至连问院长太阳从哪里出来的兴趣都没有。我知道，我要是真的这样问他，他会笑呵呵说：“你说从哪里出来就从哪里出来。”或者，“你喜欢它从哪里出来就从哪里出来。”那还有什么意思！我对院长说：“急救中心很好，不走了。”院长以为我还在跟他赌气，仍宽洪大量说：“这样吧，我们另外找个时间沟通沟通。”
这是院长亲自来通知我参加拔尖人才颁奖大会时说的话。但我们终究没沟通上，这是后话。
那天的颁奖大会是下午３点开始，我到达时已经迟了，大会堂前没什么人，几个保安叉着腿抱着手臂无聊地站着。我沿着弧形的车道走上去，保安居高临下看着我，我觉得他们像是公共场所的摆设。一辆三棱吉普从我身旁“倏”地驶过，在大堂前停下，车门开了，我看到那天在老六的酒会上见到的那位扛顶女名记，从车上昂着头跳下来。她今天穿得非常漂亮，鹅黄色的紧身套裙，白色的高跟鞋，削得很精干的短发，脖子还系了一条色彩鲜艳的丝巾，使她每走一步都摇曳出风姿。但她太干瘦了，看上去就像一片黄色的旗帜，由高跟鞋举着走。她的感觉很好，走得挺胸昂首、目不斜视的，步伐接近于猫步。
我想跟她打招呼，但我忘了她叫什么名字，只喊了声：“嗨！”她仍然目不斜视，“嗒嗒嗒”地走了。我看着她的步态，想到我们医院，我们那些肥胖的老护士，开个会总是要前呼后叫的，一伙一伙地围着叽叽喳喳说个没完。硕大的胸脯或屁股把人撞个趔趄，还要教训人家：“嘿嘿！年轻人，放干净一点。”然后大家就开怀大笑。现在想起来觉得怪温暖的，我兀自笑了。一个保安奇怪地看着我，他迟疑了一下，还是让我进去了。
女记者很快消失在一个边门里，我不知道她是来采访的，还是来当拔尖人才的，她老公呢？
到得会场，好家伙！里面已经满满当当的，会场里的人头就像人们常说的煮熟的饺子。一些女士们花枝招展，一些先生们意气风发，乍一进去，这两些人造成的景象使人误以为是孔雀在比武，煞是好看和热闹。我看到老六也在人群中，非常活跃地与前后左右的人交谈，他的头发是新做的，打着亮亮的摩丝，使他看上去流里流气的。他没有看到我，我压根也没想要叫他，我忽然有一种孤独感，悄悄找个角落的位子坐下，关上手机，从头到尾，我没说一句话。我右边的人想跟我搭讪，我装着没听见，但我听见了他在跟他右边的人畅谈他的成就和宏图大略，以及他对社会的尖锐批评，好象他今天不是来受惠的，而是来改造世界的。他右边的人不时打断他的话，像他一样把自己的一切也和盘托出。他们旁若无人的，声音相当不小，整个会场都是嗡嗡的说话声，夹带着此起彼落的手机声，人体的气味特别浓烈。主持会议的副市长叫了两次：“请大家安静，把手机关掉。”但效果不佳。开会过程中，我把天花板上的灯数了好几遍，莲花形吊灯12盏，日光灯48盏，牛眼灯
好多，我算了几次都因混在一起而没算清楚。
散会后，我们各领了一本大红本子和3000块钱，大部分人不好意思当场数钱，我当场数了，我想知道那么高的荣誉，到底给多少钱。所以，我数钱的时候，不少拔尖人才都有事没事地在周围着看，嘴里随着我手指的捻动默默地念到30，才露出喜色放心离去。但是，他们看我的眼神好象我不是拔尖人才，而是财务或工作人员，在他们看来，当场数钱不是拔尖人才的作为。我把算好的整叠钱对折一下，塞到胸前的口袋里，顿时感到胸口饱满。我本想等等老六，跟他一起走，但他不知溜哪去了，待我走出会堂大门口时，看到他正钻进一辆黑色的轿车里，我看到他头先探进去，身子胳膊移进去，右脚跨进去，屁股坐到座位上，左脚收进去，车门关上，车子无声地开走。我就像看卡通一样看着眼前的一切，我一直站在会堂高高的台阶上，从１数到１５的时候，那辆轿车消失在车流里。
远方，太阳正在西沉，大地镀上一片金光，一切都灿烂辉煌的样子。
当天晚上开了一个拔尖人才联欢晚会。市领导来与民同乐，市长也来了，领导们纷纷展现现代领导干部的风采，让我们大开眼界。他们都多才多艺、风趣幽默甚至顽皮可爱，受到了女知识分子的热烈欢迎，不是被请去唱歌就是被拉去跳舞，忙得不亦乐乎。可怜那些歌舞团的“小天鹅”，本来是晚会举办者怕女知识分子爱面子，不肯主动去请领导唱歌跳舞，怕扫了领导的兴，特地请来的，已交代她们要积极热情地请领导活动活动。没想到晚会一开始，女知识分子们就捷足先登，频频出击，把几个重要领导忙的。“小天鹅”根本派不上用场，她们一只只怯生生地栖在一排靠背椅上，靠不停地喝矿泉水或交头接耳来消除她们的无聊与尴尬。
目前官方举办的晚会一般都是这样的规矩：男领导坐在主宾位置上，由女士主动上前邀请，非领导或官不够大的先生们按传统习惯，先生请女士，各行其便。现在，男领导这边是没有问题了，非领导的先生们一方面以为“小天鹅”是为领导准备的，不敢问津，剩下的为数不多的女拔尖，不是太老就是太胖，他们也鼓不起勇气去请她们；另一方面，他们来参加晚会主要是想多接触一些人，多交流，唱歌跳舞这样的事不是当务之急，所以也都忙着说话、握手、交换名片，顾不上“小天鹅”了。老六根本就坐不住，他已经换了好几次座位了，他与方方面面的人都熟。
我欣赏了一会儿各色人物，然后请坐在我旁边的一个五十来岁的女农艺师跳舞，她感动地说不会，我就直奔一个修长的“小天鹅”而去。当我握住“小天鹅”冰凉的小手时，忽然觉得有一种责任，我要把这八个“小天鹅”一个个请遍，让她们把最美最好的舞姿展示出来。后来也有人去请她们，我才松了一口气。
可以说，晚会开得圆满成功，美中不足的是市长唱歌时走了调。他先是被一个女拔尖请去唱《夫妻双双把家还》，还听不出明显的瑕疵，又被另一个女拔尖请去唱《熬包相会》，就有点吃紧了，后来他自己来了兴致，独唱了一首《北国之春》，虽然唱得挺大声的，但还是走调得厉害，一首歌基本是在歪歪扭扭中唱下来的，好比磁带绞带了一样，听得我一身难受，但人们仍给市长报予雷鸣般的掌声。我看到市长今天气色很好，头发也服服帖帖的。
晚会结束时已经１０点多了，街上还很热闹，路两旁的大排档坐满了吃喝的男女，许多人都吃得很高兴，有的人舒服得把鞋子都脱了，脚缩到坐着的塑料椅上。几乎每一张桌子都溢着啤酒的泡沫，空气中有酸酸甜甜的啤酒气味。我看到一个穿着时髦的女人，正全力以赴地掏一只螃蟹的大脚，红红的小嘴可爱地抿着，我不禁也跟着她使劲，脚步都放慢了。她看到我在注意她，就高傲地瞪我一眼，继续忙她的。她这一眼好象击中了我的某个部位，有一种陌生和急切的感觉从我的前额眉心处向两边扩散，酥痒酥痒的感觉。我回头看看周围，竟没有一个面熟的人，好象有一层透明的东西横亘在我与人们之间，我觉得我没办法与眼前这密密匝匝的人群挂上关系，每个人都是按一定的程序和轨迹运行的，而我孤零零的，心里有一种冷冷的、硬硬的东西在长大，我有点茫然。吃喝的人都停下动作愣愣地看着我，大部分人嘴上有一圈油光，有一个下巴粘了一小块白白的东西。我不知所措，赶快走开，他们奇怪地看我最后一眼，又继续吃自己的。
我刚开始走得很快，我甚至听到了耳畔吹过呼呼的风，迎面而来的人纷纷给我让路，街上有一种紧张的气氛。走过了主干道胜利路，来到繁华的延安路，噪杂的人声让我渐渐平静下来，我放慢脚步，像人们那样慢悠悠地走路。商店的门洞里一拨拨地涌出人群，没个完的样子，好像呕吐不止，我不知道哪来这么多的人。可是，都快１１点了，人们好象还没有回家的意思，看上去，他们都清楚只能这样在街上闲逛。我不想这样，看到前面有一条岔口，赶快向右拐到一条幽静的路，这条路跟延安路完全是两回事，幽静极了。我仔细辩认了路边的门牌，看清是“大同路”。但是，大同路也有很多人，只不过他们都默默地走路，好象坚决不出声是他们的态度，或者，走到大同路的人自然不出声，他们不说话，连脚步声也轻轻的。看着影子一样移动的人，我突然明白了，人们都是有预谋的，不管是颁奖大会的程序，联欢晚会的活动，还是一街吃喝的人、一街喧哗的人、一街默不出声的人，他们都遵循了某种规则，心中都一清二楚，只有我一人被排斥在外，连老六都不跟我
说。现在，我看到了真相，好象走到了生活的另一面。我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和新鲜感，我想好好把这一面的生活看一看。
我振作起来，看到不远处有一个卖鸭肉面的摊子，一块白纸皮写着“阿溪鸭肉面”几个黑字，与一只白炽灯一起挂在一根竹竿上，三个男人坐在小凳上端着碗默默地吃，筷子挟起的面条老长老长的。我走过去，老板站起来对我笑笑，三个男人从面条后面抬起眼皮看我一下，又吃。我对老板比了一根指头。他明白了，很快做出一碗冒着香气的鸭肉面，他指指五、六罐酱油、醋、辣菽、蒜丁、葱末、香油的小罐子，意思让我自便。我点点头，随便勺了几样吃起来，味道很好。那三个男人吃好了，都不问价钱，只是拿一张十元的人民币让老板找，然后各走各的。我吃完了也这样，老板找给我五元。
填饱肚子后，我的情绪稳定多了，我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漫无目的地走开了。走了大约五条街后，来到一条陌生的小路，脚开始有点痛了，这时我也慢慢看懂了，这些大大小小、弯弯曲曲的街道像是城市的肠子，这条小路就是城市的兰尾（就是老百姓通常说的盲肠），街道里的行人、车辆、商店、树木、电线杆、垃圾都是在肠子里消化的东西，最后都会被排泄出去。想到大家最终都成了排泄物，我竟有点喜不自禁了，心情也大为轻松。
街上灯影黯淡，光亮几乎是靠两旁的小食杂店、小吃店、水果店、五金电料店、裁缝铺或住家的灯光照出来的，我还看到路边有的人家开着拉闸门，里面乱七八糟地堆着货物、自行车、箩筐，挂着衣服，大概是晚上收进来，明天又要摆出去的。厅堂中央的灯光昏黄，几个大人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我边走边东张西望，因为街小，行人显得更密集，我不时得侧着身子让过迎面而来的人，后面却有摩托车像鱼一样擦着我的身子驶过。
突然，一段熟悉的音乐从哪里飘来，《北国之春》！我一阵激动，循着声音找去，是一家叫作“胖子歌舞厅”的地方，门面很小，里面什么也看不见。招牌是用红色的霓虹灯做的，灯管已经破败陈旧，每个字都有缺损的笔划，给人的感觉像是“胖子”的脸被人抓破了。
《北国之春》还在过门，我不由自主地站在歌舞厅门前。一个小姐从门里突然闪出来，把我吓了一跳。她用极快的语速对我说：“先生，请进。我们有最好的音响、可口的饭菜，美丽的小姐，便宜的价格，包你满意。快走快走。”小姐边说边把我拉进去。 我稀里糊涂地跟进去，我只是想听《北国之春》。进门是一条窄窄的过道，还要上一
道同样窄窄的、陡峭的木头楼梯，楼梯没有扶手，墙上只挂了一条绿色的灯带，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我基本上看不见，手也没地方抓，任小姐拉着走。上了楼，是一个不大的歌厅，也是黑乎乎的，借着转动的射灯，我看到台上站的是一个块头很大的人， 看不清他的模样。黑暗中还有一些人，我是从晃动的烟头知道的。 一个巨大、粗糙的声音，像泄闸的洪水从我的头顶劈下：“亭亭白桦，悠悠碧空……”我一个激灵，有一种脑袋开花的快感，突然，我找到了一直在等待的出口，终于把梗在喉咙里的东西吐出来了，我冲唱歌的人高兴地叫起来：“走调了！”他还在唱，我又大声喊：“绞带了！”四周响起哄笑声。那人扔了话筒走下来，来到我面前，我看清他并不是个小毛头，二十八、九岁该有吧，也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他问：“你想干什么？”我哪有想干什么，我只是想说话，我觉得嘴巴那边好象有个关节松了，声音就像珠子一样滚出来：“你唱走调了，走调了！哈哈哈！哈哈哈！”我放肆地大笑。其实我并不想笑的，我只是想把这句话说出来。这是没有办法的。
那人不说话，转身到旁边的桌上拿了什么，又冲向我，我还没看清楚，就觉得脑门上一记热辣，接着是冰冷的、带着纱纱样的液体流下，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我想，他是用啤酒瓶打我，我觉得身子轻飘飘的，有一种非常舒畅、非常妥贴的感觉，我慢慢倒下去。黑暗中，他又用打破的啤酒瓶刺向我的喉咙，我闭上了眼睛，静静地躺着，心里平静如水。在我失去知觉之前，我唯一想到的是：这下老六又有东西好写了，他可以写一篇小说，题目就叫《死因不明》，因为人们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到“胖子歌舞厅”这样的地方，那个与我毫不相干的人为什么会打死我，他们会议论一段时间，然后渐渐把我忘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