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恋爱就这样过去了，一切都像没发生一样。莫铭不再找吴铭了，但在某些人多的场合，他还是以领导和长者的姿态对吴铭开一两句轻松的玩笑，和以前没什么两样；马小丹也不找吴铭了，但由于她们的办公室只隔两个门，上班下班和去厕所还要经过同一条走廊，她们便更能经常偶遇，有时有其他人在场时，马小丹仍然像个顽皮的孩子又像个知冷知暖的大姐姐那样，跟吴铭说说化妆穿着之类的事。但不管见莫铭还是见马小丹，吴铭都感觉极不舒服，不说话不打招呼也不舒服，总像吃进了一只苍蝇，却又没办法呕吐出来。幸好，后来，沈阳市有一批高级干部腐败了，下台了，需要选择一批新干部顶上那些高级的位置，莫铭被选上了。去更高级的位置上任不久，莫铭把马小丹也调了过去，这样，吴铭才觉得舒服起来。但有些别的事，偶尔也会让她不那么舒服，比如，一有男人追求她，一有熟人同事要给她介绍对象，一有亲戚朋友动员她结婚成家，她就不舒服。

[后记]
    为最后一组情书做完注解诠释，我忽然发现了两个现象。其一，在这《情书考》里，我引用的四对男女的四组情书，每一组与每一组正好相距十年：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８年。其二呢，这四组情书的四对作者，均是没有婚姻关系也不可能最终走入婚姻的男女－－包括在他们的恋爱过程中，他们也都没有把爱情指向婚姻的意向。对此我想稍加说明。
    不论现象一还是现象二，实际上，都不是我的有意为之，它们成了现在的样子：四个年头，四对男女，四组书信，四段故事，是因为它们只能这样。如果读者觉得这两个现象还耐人寻味，千万别夸我结构有法或立意高深，那我会脸红；如果读者认为这两个现象太雕琢造作，也请不要过分责怪我牵强附会或剪裁失当，那我又会感到委屈。
    我先对现象一给予说明。每组情书相距十年，跨度长达四十年之久，这的确既能突显一点历史的纵深感也能强化一些时代的对比性，不能说这样的罗列法不深味存焉。可如果这是我的刻意追求，那么，我再笨也不会想不到，再加一组１９５８年的情书，我的《情书考》，在某种意义上就几近 “完整”了。可现在，“完整”只能是个未果的理想。我想说的是，当我翻动自１９５１年至２０００年某一级组织人事部门所存的干部档案时，特别是我意识到其间的某些素材可以支撑起我计划中的《情书考》时，我太想找到一组１９５８年的情书爱简了，哪怕不是１９５８年的，不与后边的１９６８年相隔十年，只要是五十年代的，是其他哪个年头的都行，那对我那个“完整”的理想来说也价值非凡。可实在遗憾，没有。
    当然了，我不是说五十年代的档案里根本没有情书，我的意思是没有能够为我所用的情书；但要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我得引入对现象二的说明才行。
    的确，五十年的档案汗牛充栋，那种多法，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在那么多的档案材料里，信的数量虽然很小，但也占有一定比重，而在一定比重的信的部分里，男女情书即使凤毛麟角，终究哪个年份也还都有几封，毕竟，两性之爱亘古长存，而有爱就必有表白交流，书信则是表白交流的重要工具。那么，何以我《情书考》里的五十年代就出现了空白呢？其实，把其他四个年代的四组情书发掘出来，也费了我的九牛二虎之力，很简单的理由是，我有我的取舍标准，我不能因为情书难觅就滥竽充数。比如，我选择的情书必须成组，有此Ｗ给彼Ｍ的就得有彼Ｍ给此Ｗ的，光她给他的或他给她的，不在我的考虑之列；再比如，我选择的情书都要“纯粹”，必须旨在宣泄情爱感受和沟通恋爱信息，即使以扭曲变异的形式和隐晦含蓄的文字宣泄沟通也可以，而那些情侣爱伴间事务性公文型的书信，包括在事务性公文型书信里夹带些许情爱感受和恋爱信息的，都不能成为我的研究对象；还比如，我选择的情书不应只限于一次性消费，它们必须确保我能在情书背后再翻腾出点什么，也就是说，得让我从中探访和搜寻出－个首先能给我不安让我回味的传奇故事，若情书背后没有我中意的故事，或者我没有渠道没有能力把可能存在的我中意的故事考究出来，即使那情书所涉及的事件再离奇精彩，那情书所牵系的线索再有趣诱人，我仍然会忍疼割爱地放弃它们……基于此，我的选择多么捉襟见肘和免为其难，我用于这篇《情书考》的引文何以只能是这样而不是别样，也就可想而知了。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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