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出身於没落的官僚家庭，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东晋王朝已面临瓦解，人民的起义、统治阶级内部的勾心斗角，都使社会环境愈加混乱污浊。由於受传统的儒道思想薰陶，又受家族环境的影响，他因而有著“ 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两种截然不同的志趣。当他带著“大济苍生”的愿望踏入仕途，社会的现实却不容他的理想、志向有发展的机会。刚直坦率的性情，使他看不惯官场种种的黑暗现象，於是他只好一次次地辞官而去。但是，他仍然希望寻找到能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於是又再三地出仕，可惜，在那混乱的时代、黑暗的社会当中，他始终没能找到可供自己安身立命的处所。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使他陷入应该选择“仕”还是“隐”的矛盾和痛苦之中。终於，他因为不愿奉承位轻权重、跋扈非常的督邮，不甘“为五斗米而折腰向乡里小儿”，毅然辞去了只做了八十三天的彭泽令，也结束了他的出仕生涯。

“心为形役”，这里的“心为形役”中的“心”和“役”，显然不能单纯理解为“心意”和“形体”，应该深入理解为“心”是“志趣人格”，“形”是“出仕为官”的这种行为。为衣食所迫而出来做官，既如此，那就没有什么惆怅悲伤的了。表明其心情很轻松。过去的事情无法追悔，未来的日子是可以自我把握的。违心的官场日子即将结束，未来的顺心的生活即将开始，那就按照自我的意志遂心遂意地生活下去。过去是“迷途”，昨日是“非”，那么今天的抉择就是“是”，是正确的。迷途未远，悔悟与庆幸之情溢于言表！所以从陶潜辞官归田的原因中可看出他当时的心境是自责是陶渊明众多“归鸟”诗篇中最能体现诗人回归自然，回归性情，保持真我思想的诗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游目骋怀，参透自然，却故意把自然“真意”说得如此飘缈朦胧，其实稍加玩味，便不难发现真意是什么。秋菊自开自谢，保持一份雪白淡泊；南山自古及今，保持一份肃穆庄重；太阳朝升暮落，保持一份秩序宁静。自然万物，各随其分，各安其道，消长生息，穷通演化，莫不自自然然，实实在在。飞鸟投林的描写更是充分强化了这一天地观念。像天地万物一样，飞鸟早出晚归，远近觅食，有困顿劳碌的疲惫和紧张，也有安置休息的轻松和愉悦，有呼朋引伴的热闹，也有失群掉队的孤单，该去则去，该回则回，一切随顺自然，和山林、夕阳、南山、秋菊、东篱构成了一幅天然纯美、自然静谧的图画。在这幅图画中，在投林归鸟身上，我们看到了的影子。游历南山，参阅天地，猛然间，豁然开朗：自己不也正如一只倦怠归飞的鸟儿吗？山气弥漫，日落西山，该回家了，家在哪儿呢？不在宦海官场，不在利达富贵，不在荣辱沉浮，家在山水田园，家在南山秋菊，家在山林夕阳，那份出于自然、回归自然、一尘不染的至真性情才是诗人真正的精神家园啊！抱朴返真，回归自然，这才是诗歌“归鸟”意象真正要暗示我们的内涵。可以说，这只小小的归鸟，这只与同伴同飞、与山林同眠、与夕阳同行、与自然同道的小鸟，还与诗人同心，正是这种天人合一、人鸟同道赋予了陶诗以深刻的哲学内涵。

“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文人士大夫的爱菊，远祖是屈原，有诗为证，“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离骚》）但真正的始祖却要论有菊癖的隐士陶渊明，他不但种菊，以菊下酒，还写下不少咏菊诗。“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菊花凌寒而开，幽香灿烂，“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宋遗民郑思肖）正是这样一种孤芳自赏的高傲品质吸引了诗人、造就了诗人。在咏菊诗中，我们轻易感受“战地黄花分外香”、“满城尽带黄金甲”的战斗与辉煌，可曾体察到陶渊明笔下的“佳色”之秋菊、采菊之“悠然”的质朴与平淡？“菊，花之隐逸者也。”菊花是陶渊明委顺自然大化生命观的寄托，也是陶渊明傲然脱俗的人格象征。

诗人爱菊，更爱松。在中国文化中，松树的地位极其崇高，当得百木之长的荣誉。孔子对松的赞语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话同他的思想一同进入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岁寒三友松、竹、梅，松居首位。！“三径就荒”何足惜，有“松菊犹存”悦其心、“抚孤松”快其意足矣。青松是孤独的，亦如寂寞的陶渊明；青松是挺拔的，亦如傲岸的隐逸者。人生最可贵的是固守，而固守的是松的贫瘠、菊的凄美，假如没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挺立一生的主体人格，又如何能“卓然见高枝”呢？

今天的我们应该换个角度去品读陶潜，即从人性的角度来考虑其价值和意义。因为陶潜的选择恰好代表了人们对精神自由的终极追求：个性的张扬和人性的解放。自然的人在社会中经常扮演着不同角色，但不是每一个角色都让人称心如意。由于时代的要求，社会的责任，家庭的义务，个人的名利等等的约束，人们无法摆脱，无法超越，而不得不从事一些本来不愿意从事的职业（包括官职），说一些不想说的话（包括应酬），于是如陶潜所说的“心为形役”，成了自己、他人和外物的奴隶，不再是自己了。但是，人们的内心又时时刻刻渴望着能摆脱俗世的烦恼，能自由轻松地生活。所以，敢于放弃社会责任（不止是官职），做回他自己（不止是“归园田”），按照自己内心真实想法去生活的陶潜，才成为了许多人推崇的偶像。

所以陶潜放弃的不是某个官职，而是一种让他不自由的“社会角色”，他要做回了一个自然的、完整的自己，让自己旷达的天性得以保全。在《归去来兮辞》结尾一段中，他更是直接表达了这个观点。他说：因为“吾生之行休”，加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他决定和以前的那个影响他限制他的“社会角色”决裂，“委心任去留”，“乐夫天命”。不要忘了他“性本爱丘山”。

“春无鸟声，夏无蝉声，秋无虫声，冬无雷声，因为四季都有马达轰鸣。”这句话深深道出了都市的无奈，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一只都市侯鸟都重返田园，但请我们在心底经常忆起“稻禾、豆架、蓑衣、草帽、犁铧、锄头、耕牛、牧童、村姑……”，经常哼唱《乡间的小路》，经常吟咏《归园田居》，也许它会洗去烦躁、郁闷，让我们的心灵保持一种宁静与旷达。

菊花，清高超逸，是中国古代文人典型性格的象徵，是诗人们喜爱吟咏歌颂的对象。自古以来，以菊花为题材的诗歌多不胜数，但最能刻划出菊花的神髓的，莫过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以及《红楼梦》中“魁夺菊花诗”的林黛玉。林黛玉和陶渊明的性格，也就是中国古代文人的典型性格。中国古代文人是怀才不遇的一群，每多伤春悲秋之作，借以抒发他们对命运的感叹。林黛玉也不例外，《葬花词》就是她这方面的代表作。之所以有这种感叹，是因为希望在现实社会中有所成就而受挫，黑暗的现实往往使他们感到无法存身，假如不愿向现实妥协，则只有像陶渊明那样归隐。不为官、不出仕，啸傲林泉，虽然是无可奈何的选择，却成了文人群中一种高风亮节的体现。曹雪芹直指林黛玉是“世外仙姝”，也是出於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