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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奉为自己的处世哲学，一心想通过皇帝来改革政治，恢复唐朝的国威。任县慰期间，他真切地看到了人民贫困不堪的苦难生活，写下了同情劳动人民悲惨境遇，斥责统治阶级不劳而食的名诗《观刈麦》等。在左拾遗任上，他经常冒着危险，劝谏唐宪宗修明朝政，减轻人民痛苦，与宦官、世族官僚集团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反对朝廷委任宦官掌握国家军政大权，对唐宪宗派他所宠爱的宦官吐突承璀做制将统领，他当面提出激烈的批评意见。他还反对旧官僚集团不顾人民死活和社会安定，要求朝廷以武力镇压河北藩镇的错误主张。唐宪宗虽然励精图治，要重振中央权威，采纳了白居易的一些意见，可是对于白居易的极言直谏，心里很反感。有一次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是我把他提拔起来的，他对我竟然如此无礼，真使我难以忍受！”元和三年（808年），朝廷举行“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考试。参加这次考试的牛僧孺、皇甫、李宗闵三人，皆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讳。考官杨於陵、韦贯之、李益等把这三个人都录取了。宦官和旧官僚集团眼看这些人就要进入中央统治集团，非常恐慌，就由宰相李吉甫出面，制造借口，向唐宪宗诬告，说考试有弊。唐宪宗不得已，就将牛僧孺等三人搁置一边，不予任用，并将考官杨於陵等人都贬了官。白居易当时也是制策考官，他看到这种情况，便挺身而出，恳切上疏，意图争辩其中是非曲直，并指出唐宪宗这样的处理是阻塞了舆论。在任左拾遗的几年间，他利用谏官的职位，“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又通过自己的诗作，对朝廷和贪官污吏进行尖锐的揭露和批判。著名的《秦中吟》和《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在这时写出来的。这些诗象连弩箭似地射向黑暗的现实，几乎刺痛了所有权豪们的心，使得他们“变色”、“扼腕”、“切齿”。
白居易这样坚持正义，敢于斗争，不能不遭到宦官和世族官僚集团的排斥和打击。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三日，长安城里发生了一起震动全国的事件。那天一大早，宰相武元衡上朝，刚刚走出靖安坊东门，就被一伙刺客杀死。同一时间，御史中丞裴度也在上朝的路上被刺管砍伤了头部。后来查明，刺客是当时正在公开举兵反抗朝廷的河北、淮西地方军阀吴元济、王承宗、李师道一伙派来的。事情发生后，京城大乱，人心惶惶。白居易对此满腔激愤。他认为这是朝廷的奇耻大辱，于是当天中午就向皇帝上书，主张缉拿凶手，以肃法纪。他的态度完全是忠于朝廷利益的，无可非难，可是宦官集团却节外生枝地大作文章，他们攻击白居易当时只是宫官，按规定不能参与朝政。又攻击他先于谏官，上疏论事，这是藐视朝廷规矩的僭越行为。他们还诬告白居易“有伤名教，不宜辅佐东宫”。所谓“有伤名教”，是造谣诬蔑白居易对母亲照顾不周，致使母亲堕井而死，有亏人子之道（其实白母因患精神病失足落井）。在宦官集团的群起攻讦下，白居易终于被排挤出了朝廷，贬官为江州司马。
江州之贬对白居易是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他的思想本来带着浓厚的儒、释、道三家杂合的色彩。 贬谪江州之前，他的主导思想一直是儒家的“达则兼善天下”。而从此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他的思想开始转向明哲保身的消极的一面。在以前还只是偶一浮现的佛道思想，这时已日渐滋长。他陷进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的矛盾之中。在回避现实斗争的消极思想支配下，他在诗歌创作方面也以大量的“闲适诗”、“伤感诗”代替了以前洋溢着战斗激情的“讽谕诗”。尽管如此，他到最后也还是未去投靠腐朽势力，他的兼济天下之志仍未完全消失，对人民的热爱和同情始终如一，这在他的诗歌中有充分的反映。在个人的职权范围内，他总是力图做些有益于人民的事。元和十四年（819年），他调赴忠州（今四川忠县）做刺史。到任后，他看到这里人民生活非常艰苦，就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劝农”，即号召州民开荒生产；二是“均赋税”，即按生产率纳税，使富豪们多纳税，贫苦农民少负担些；三是“省事宽刑”，即节省官府开支，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减轻刑罚。此外，他还亲自带领人民植树造林，改变荒山秃岭的自然环境。他同人民的感情还可以从他到中州后不久组织的一支官民酒会上看出。会上按照当地人民风俗，把草席铺在地上，大家围坐一圈，用空心藤吸酒，姑娘们在鼓声伴奏下兴高采烈地跳舞。有些官员觉得同这些“蛮儿巴女”们如此娱乐，未免失了身份，可是白居易却劝这些来宾们应当尊重这种习俗，与民同乐。白居易热爱人民，人民也爱戴白居易。忠州人民后来为了纪念他，特意建了个“白公祠”。长庆二年（822年）七月，白居易结束了在朝廷的中书舍人职务，诏除杭州刺史。在杭州，他“平旦起视事”，“亭午卧掩关”，办呈十分勤勉。来往公文，他都亲自处理；境内的孤儿、寡妇以及无人赡养的老人，他时时给予关心。当时杭州人民饮水特别困难。他亲自进行调查研究，并组织群众一面疏通井源，解决饮水问题；一面增筑两湖之堤，蓄水灌田，使濒湖一千多顷田地免除了旱涝威胁。当他三年刺史任满，于长庆四年（824年）五月离杭州启程之时，当地人民扶老携幼地来为他送行。人群遮断了道路，有许多老年人流着眼泪，抓住马缰绳不放。白居易在杭州的政绩，得到了唐敬宗的嘉奖和重视。宝历元年（825年）三月，又诏除苏州刺史。苏州是东南唯一大郡。白居易到任后，整天忙于政事，几乎无暇游山玩水。他集中精力解除民间疾苦，采取简化政事、平均赋税和工役等措施，使人民得到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但是治理苏州才一年多，白居易就因为身体有病而罢郡。宝历二年（826年）九月，他因病辞郡的消息一传开，州民便成群结队地来挽留他，劝他不要抛郡而去。临行那天，苏州的官员和居民也抬着丰盛的酒席，带着乐队，站满大运河两岸，为他送行。许多人痛哭流涕，还有些人跟着船追送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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