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极致,“残灯无焰影幢幢”和“ 垂死病中惊坐起”不仅渲染了凄清、悲切的氛围,而且还夹杂着对黑暗政治的愤慨。“惊坐起”既是对友人士途不幸遭遇的震惊,更是被黑白颠倒、是非不辨别的宫廷斗争激起的怒火。元稹把他这首诗寄到江州以后,白居易读了非常感动。他给元稹回信说:“此句(指“惊坐起”一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与微之书》)从“垂死病中惊坐起”到“暗风吹雨入寒窗”,中间有较长时间的停顿。虽然心情平静下来,但对前景的预测十分悲观, “暗风”、“冷雨”、“寒窗”具体的昭示了这悲观的色彩和情调,读来令人销魂,具有强大的艺术震撼力。
  
  (三)
  
  就诗来说,语言是既定的,情感是随机的;语言是客观的,情感是主观的;语言是被动的,情感是主动的;语言是目,情感是纲;语言是散在的珠子,情感是将珠子串联起来的线。诗的表层是语言,里层是情感。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所谓“缘情”,是说情感是诗歌的本源。
  与唐诗中其他诗人的七言四句诗相比,有元稹这首《闻乐天授江州司马》的情感深切、蕴积深厚、动于灵魂、透过血肉的诗是不多见的。如果说此诗是一座小小的火山的话,那么,那个“惊坐起”的“惊”就是火山爆发的口子。这个“惊”字,具有穿云裂石的力量。当然不是具体这个“惊”字的力量,是隐藏在它背后虽然看不到但却能感觉的到的巨大的情感的力量。是情感的“核聚变”涌突而出打开了口子。假如诗人听到白居易遭受政治打击的消息时身体健康,即使用到“惊”字,是不会产生冲击力和震撼力的,而恰恰是此刻诗人正在病中,且不是一般的病,而是病倒在床上,是重病,在“垂死”的时候被一个不幸的消息刺激得突然坐起来,这个力量不巨大吗?这个力量不源自骨髓、发于灵魂、不涌动全心身的力量,是不可能“惊坐起”的。
  欣赏艺术美时,欣赏者的心灵可能会产生“共鸣”,可能会产生震动。但浅表的、单纯的情感对读者是不会产生较大的“共鸣”和震动的,必须具有悲剧色彩的立体的、复合的、关系到人群命运前景的情感才会达到“共鸣”和震动的效果。元稹这首诗中的情,可以说是真挚关怀朋友之情、自己的生活命运之情、忧虑沧桑社稷这三种情怀的交织、融汇、蕴聚,最终在听到白居易被贬的信息时释放、爆发出来,从而产生极大的诗歌美学效应。白居易和元稹的友情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在诗歌的创作方法上,二人都高举现实主义旗帜。在唐朝的文坛上,元稹和白居易关系最深,两人终身为莫逆之交,当时和后世都并称为“元白”。元稹大力提倡“新乐府”,文学见解和白居易几乎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联络、怀念友情,相互往来,相互唱合表现诗人之间的情谊,要数元稹和白居易为最。在人生命运、政治途程上,元稹和白居易有相同之处。在白居易被贬在江州之前,元稹因得罪宦官,在监察御史的职位上“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徙通州司马。”宦海浮沉,士途曲折,元稹和白居易可以说是同病相怜。不仅诗心相通,官场遭遇也一致啊!他们俩怎么会没有相同的情感呢!白居易有时在梦里也在思念元稹,他在江州时的一首诗写道:“晨起临风一惆怅,通川湓水断相闻。不知忆我因何事,昨夜三更梦见君。” 两相比较,元稹挂念友人的诗比白居易更为深情,更具有悲剧色彩,因而对读者的震动更大。除了《闻乐天授江州司马》很忧愤低沉外,《得乐天书》也写得很凄切深情:“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看到有远信传来,激动得流出热泪,妻子看到后吃惊,女儿看到后哭了起来。问为什么呢?元稹回答:这是白居易来信了,我以前不也是这个样子吗!真是情深似海,义重如山啦!
  好诗来源于真情,真情来源于辛酸人生、曲折命运、世态炎凉的煎熬。联想到当代一些所谓诗人,把写诗当成文字游戏,甚至用什么“下半身”写作,这哪里是诗,是对诗的亵渎!元稹还有一首怀念妻子的传世之作也很见真情:“昔日戏言身后事,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元稹的第一个妻子在27岁时就逝世了,元稹写了很多首诗怀念。
  情生于意,传意靠情。情与意合二为一,不可分离。意是生活观念,是社会、政治观念,是对复杂多变人生经历和社会变化的感知感觉。元稹生活的时代为唐朝衰落的时期,政治黑暗,管理紊乱、王朝的前途暗淡。一个关心民族和国家命运的官僚知识分子,怎么不会关心唐朝的未来。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自己政治命运的情怀以及婚姻家庭的情怀融汇在一起,使元稹的诗情不仅真切,而且深厚。
  通过上述分析研究,我感到元稹的《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这首诗在灿烂的唐诗星海中格调独绝,艺术价值极高,是唐诗中的上品。同时也感到,创造出一首优秀的诗篇十分不易,涉及到很多的因素。非常遗憾,不知什么原因,这首没有被选入《唐诗三百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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