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我又前进了一步，用更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出现在我面前的问题，写了一批只有三百字左右的超短文，用以勉励自己。上面说的便是其中的一篇。5月从你处回来后，我动了用毛笔把那些东西抄若干篇给你看看的念头，去琉璃厂买了这样一个本子回来。可是脾气难改，抄时又有不少改动，可是再抄一遍又没有时间，而且也不能保证不改。现在就这样地给你，好在它不长，在旅途中随便翻阅吧！
    这信是7月3日写的。写好请司机同志把它连同抄本、横幅送去。“青松寒不落，碧海阔逾澄”就是在他收到我给他的那些东西后不久寄来的。
    1988年11月下旬，我去长沙出席“刘少奇研究学术讨论会”。到长沙后，听说耀邦也在那里休息。我住蓉园，他住九所，相距很近。我就到九所去找他。那天，两人杂七杂八谈了许多。我见他精神身体都比在三○五医院见他那天好。那时也谈到他这首《渔家傲》。耀邦平时似乎不像我那样爱笑，但是那天说到加油添醋，说到核弹头，说到骑马牵牛，他笑得很开心。那天对我给的《自勉三十八篇》，他说了赞扬的话。最近我概括自己是个“二表人才”。“二表人才”也者，第一是爱表现，第二是爱受人表扬。耀邦称赞我，我当然很开心。
    没有想到那一次成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在这之后再也没有寄赠这样的事。
    长沙那时正开刘少奇研讨会，我们的谈话中少不了讲到少奇同志的思想。我写了一篇论文《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命运》带到长沙，还带了我的一个小册子《从新民主主义论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底稿。这两篇东西我都给他看了。第二天他还给我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对我写的发表了看法。
    我和耀邦相识在青年时期。1938年5月我在南昌，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他在中央苏区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儿童局书记”，听了，我不禁发笑。陈就说这没有什么奇怪的，耀邦也担任过“中共中央青年局书记”。然后陈说了一通对耀邦的印象。这是我在没有见到耀邦前的事。在延安时，我们见过面，但没有谈过多少话。建国后，由于我虽然在40年代初就离开青年工作岗位，但毕竟是一个老青年工作者，因此在他担任共青团书记期间，有时在会上也见面。可是成为朋友是在邓小平同志1975年复出之后。那时两人都在小平同志领导下工作，都反“四人帮”，都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挨斗受批。这样彼此才成为耀邦对我说的“难兄难弟”。我和他，是年龄越大友谊越深。而在他离开总书记的工作岗位后，我们又结上了文字上的姻缘。他寄给我的几张纸我珍藏着。我写给他的那个条幅和那个本子，想必他的亲属也会保存在家里。